晨雨初听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尼泊尔博克拉，夜宿Fish Tail Lodge旅馆
    博克拉的风景之美使我很难静心写作，老是东看西看，直到夜间才安定。昨夜我干脆灭了灯，点燃桌上的蜡烛写作，想到这是在雪山下的一间山屋里，觉得真是奢移。
    今天清晨，我又独自早起，过河去看被旭日染红的雪山顶端。拉筏工人双手拉起在河水里浸了一夜的冰冷绳索，对我说：“你真幸运，雪山被云罩了五天，今天才露脸。”
    雪峰下万籁俱寂，我还在延续昨天的思考，寻找着几大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
    我想，人类的古文明除了被远征的马队拖垮、被野蛮的战火焚毁、被无序的乱脚踩踏、被纷争的怒气掩埋外，还有不少导致衰落的自身原因，例如迷昧与保守。
    文明需要钻研，因此又极容易钻牛角尖；文明需要自重，因此又极容易排他；文明需要传播，因此又极容易夸张——这一切都会导致迷昧，而种种小迷昧如果膨胀成大迷昧，则又成了自我毁损的灾难。这种情况最集中地体现在某些宗教狂热上，我们这次在一路上感受极深。
    大凡高层文明总以理性为基石，包括宗教在内。例如我们最近逐一拜访的释迦牟尼山洞苦修、树下悟道、开坛讲学的一系列遗迹中，就看不到迷信和偏激的痕迹。其他宗教在创始期大多也清朗可鉴，但时间一长，信徒一多，就会在内外争逐中发生蜕变，尤其在编制神话、排斥异端、约束行为、解释教义等方面很可能走向极端，甚至会发动宗教战争，酿成人间惨剧，有时在同一个宗教内部也血流成河。回想人类历史上有多少尸横遍野的场面与宗教战争和宗教征服有关？这实在是与宗教创立者的慈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了。
    在这次考察中我一再看到，使古代文明遭受最大损害的，莫过于宗教战争，这是因为，宗教战争是一种精神扫荡，专选别人的文明动刀。为此，连印度靠宗教征服而掌权的莫卧儿王朝统治者阿克拔大帝都天真地企望各派宗教联合互融成一个新的宗教。他当然没有做到，但遗憾的是，我们走了这一路，目睹宗教纷争仍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麻烦，而到下个世纪也很难乐观。我们走的是古代文明发祥之路，但活生生的宗教纷争也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实在令人长叹。
    有些宗教还滋生出另一种恶果，那就是无视正常的生命价值、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使大量的人群只考虑生前和死后的事，把现实人生过得一塌糊涂，不忍卒睹。在北非和西亚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在南亚，那些庞大的极度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像我们曾经见过的贫困，而是表现出一种漠然于教化和劝谕的故意，这显然已经不全是经济、政治原因，而与长期的宗教误导有关了。作为一种巨大的滞后力量，这已经一再地造成自己民族的文明衰弱，而且还会继续抑制和毁损其他文明。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影响自己对人类历史上那些崇高的宗教精神的尊敬。这些宗教精神曾开掘和维持了人类的高贵内质，协调了人与宇宙的和谐关系，并创造了灿烂的艺术天地，永远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中华文明缺少崇高的宗教精神，这是事实，却也因此避免了宗教迷昧的全方位侵害。中国文化自古至今都“重实际而黜玄想”，从内容到形态都诚实入世、经世致用，不怎么追求彼岸世界的缥缈图像，因而也摆脱了离开此岸世界后淹没在水中的危险。中国以虚怀若谷的态度接受了佛教，但在古代一般仕人中，往往是立足儒学，兼信佛道，而且对佛教也作了靠近亲情伦理的改造，那也就紧贴着现实生活又时时受到现实生活的检验了，不大可能再陷入整体性迷昧。
    文明衰落的另一个自身原因，是保守。
    文明越伟大，就越有理由保守，但保守是违背文明本性的。文明的本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建立一种维护创造的秩序。保守留下了秩序，丢掉了创造。这种情况往往无可避免，因为多数古代文明的发达都与专制君主的支持有关，不管是对内的政治需要还是对外的征战需要和自卫需要，都会导致文化的保守形态。两河的巴比伦文明和埃及的法老文明延续很长时间却不大有变化，便是例证。
    一种在辉煌时期都缺少变化的文明，怎么能在以后正常发展呢？当主体文明不再具有创造力，那么，只要特殊的保护因素一旦失去，就必然会让位于低层文明、原始文明，就像印度在戒日王之后便出现了佛教渐渐让位于印度教的势头。相反的例子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虽然不以希腊为中心，却雄辩证明了像希腊文明这样的古代文明一旦赋予新的创造活力将会产生何等壮美的结果，可惜这样的复兴没有在其他几个文明中出现。
    这中间，许多文明的捍卫者往往成为这种文明的葬送者。埃及的那些祭司，印度的那些僧侣，甚至包括现代的一些原教旨主义者，都是这样的角色。一种既往文明不管曾经多伟大，进入不同的时间过程和接受群体之后必须寻找自己新的生命支点。在这一点上，几大文明似乎都缺少弹性。两河文明只针对当时实用，弹性很小自可想象；埃及文明如果不说沦丧也只能说是处于一种封存状态；印度文明则在早已失去创造力的情况下被隔代耗用，连封存原样的可能也没有了。
    中华文明的基本面也是相当保守的，这使它一再地产生危机，但是，它又隐藏着一种内在弹性，使保守不至于抵达脆折的程度。这种内在弹性就是“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和“中庸之道”的平衡原则，这种精神和原则，既避免了排他又避免了极端，使中华文明一再从危机中脱身而出。在中国文化领域，从古到今都产生了大量态度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总是迟早因极端态度而被人们遗弃，结果连同他们的保守主义也很难长久成气候，更不待说由他们整个儿来埋葬中华文明了。中华文明常常既使创新者头疼，也使保守者头疼，这种有趣状态中也埋藏着它历久不衰的另一个原因。
    据我观察，此间还有一个有趣的逻辑。保守者总是指责创新者破坏秩序，但慢慢大家看到，在社会转型期，真正扰乱秩序的反而是保守者；无论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都有趋向秩序的本性，因此仅仅为了秩序，保守者在社会转型期也难以得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