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雨初听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从博克拉返回加德满都，夜宿Eve
    est旅馆
    今天早晨又痴痴地看了很久喜马拉雅山脉一座座被旭日映红的雪峰，然后出发去蓝毗尼（Lumbi
    i），释迦牟尼的诞生地。
    这条路漫长而又艰险，但几步一景，美不可言。一边是碧绿的峭壁，一边是浩荡的急流，层峦叠嶂全是世界屋脊的余笔，一撇一捺都气势夺人。可惜蓝毗尼太靠近印度，大家都不喜欢的景象又出现了。要进入佛祖诞生的那个园地非常困难，真该好好整治一下。好在我们已经看了尼泊尔很多地方，对这个国家有信心，相信过几年就会改变。
    一百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一个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释迦牟尼佛诞生于此”的字样。阿育王离释迦牟尼的时代不远，应该可信。现在园地水池边立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尼泊尔文和英文写着：著名的中国旅行家玄奘到达这里后，曾经记述蓝毗尼所处的位置，以及见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礼拜台、佛塔。
    可见玄奘又一次成了圣地的证明人。
    我在相传佛母沐浴过的水池里洗了手，逐一观看了一个个年代古老的石砖礼拜台，又攀上一个高坡朝拜了红砖佛柱，然后离开这个园子，到不远处新落成的中华寺参观。中华寺还在施工，我们浙江人造的，赵朴初先生题字，很有气派。边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们对佛教圣地的追溯也就比较系统了。记得这次旅行之初，我曾紧追不放地寻溯过希腊文明的源头，到了不少地方；作为这次旅行国外部分的终点，完整地寻访了佛教起源史，一头一尾，堪称圆满。
    为了拜访蓝毗尼，我们来回行车六百公里。因此在一路胜景之间，思考的时间很充裕。我还在继续想着几大文明衰落的问题，而前几天的事实证明，越想越避不开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中华文明何以硕果仅存、延绵未衰的原因。
    在国内时对这个问题并不敏感，因习以为常而变得熟视无睹。在欧美旅行时更多地看到中华文明的弊病，由此联想到我们的前辈学人因感受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交战中的一再败落而考察西方强盛的原因，很自然地对中华文明采取了痛心疾首的批判态度。现在看来，我们没有理由因历史悠久而自我原谅或自我夸耀，但与另一些古老文明比比不同的发展道路，总还是自我认识的重要方法。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前辈学人到这一带来得太少了。
    这一路，我已对同伴们多次说过，越走越理解中华文明。甚至可以说，这是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补了一门中华文化的百日课程，课程的有些内容，还很触动感情。
    这种情景可以借着一个图像来说明。在印度很多城市的街头，晃荡着一些“神牛”，这些牛不干任何事情，却可以随意去吃一切它们想吃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在店铺，在摊上，还是在路人的篮子里。它们走在马路中心，阻塞了大量车辆，谁也不敢驱赶，只能跟在它们后面。极度的特权造成它们极度的随意，一派神定气闲，完全不理会这个世界，连眼神也是绝对的不负责任。对我来说，只有看多了这样的牛，才反过来真正认识了从小就看惯的中国牛，才知道中国牛的眼神里饱含着多少辛劳、服从和温驯。这也就是说，我在印度的大街上，补上了从小误读的那一课。
    同样的道理，我比过去更深刻地理解了祖先们的文化选择。
    从我们这次考察到的这些文明古国来看，它们之间的早期交流都比较密切，甚至还能依稀找出文明往来的线索，而中华文明则由于东亚地理的半封闭结构，基本上独立发生、独自完成。发生和完成的依据，不是别种文明的影响，而是自己立足的大地所提供的经济生活形态。这种经济生活形态，按照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说法，就是“精耕细作”型。
    只有精耕细作，才会在可耕地面积不太大的土地上养活众多的人口；但正因为精耕细作，必然强化家族、亲缘的聚集，重视安定和延续，厌恶动荡和迁徙。
    这一点在沿途仍然可以看出来。我们从西亚、中亚、南亚一路过来，除了像以色列这样的少数例外，绝大多数农田的耕作情况无法与中国农村相比，要么大片抛荒，要么粗收粗种，也很少见到有人在劳动。
    中国的难能可贵，在于从勤劳耕作出发建立了一整套精神原则；先秦诸子的伟大贡献，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合力完成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文化选择。例如，务实精神、循环模式、自然节律、中庸之道、宽容胸怀、集权思维、民本意识、乐天情趣、安土倾向等等，几乎都来自农耕文明，又都伸发出了恒久的普遍意义，成为保证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本规则和约定俗成。这一切是农耕文明的必然产物吗？未必，我们一路看到，很多也是农耕文明的国度并没有这些精神成果。因此还是要深深佩服我们祖先的高明。
    这中间，作为核心形态的儒家文化更值得研究。不谋求玄深体系，不标榜清高出世，不排斥别种文化，只以一种自然的教化方式普及实实在在的良好秩序和理性精神，既包含着社会政治原则，又渗透着伦理道德规范，平静而有力地起到了安抚人心、稳定社会、维护文明的作用。这是一种似浅实深、似散实精的文化遗产，难怪在希腊时那位学者对我说，研究西方哲学到一定高度总会转向东方，而研究东方，又总是先被印度哲学吸引，最后在中国哲学中归结。借此我也应告诉两位朋友，更理解他们的文化行为了。以前虽然也佩服杜维明先生和李泽厚先生的儒学研究，又觉得他们是否过于沉迷古典，其实他们在人文取向上是对的。前年与杜维明先生等在新加坡进行中华文化跨世纪的公开对话，我当时还缺少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的参照坐标；这次出行前在香港与李泽厚先生长谈，也还没有形成现在的感受。
    中华文明的弱点和弊病当然还应该继续研究、批判和揭示，但此时此刻正是千年之交，千年文明只有它还在延续，说几句好话还不应该吗？我的这个反问实有所指，我们学生辈的一些年轻人，不好好读书，只以否定和嘲笑为职业，一提祖先就愤恨，真该劝他们好好开开眼界，知道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劣等民族，知道自己作为一个中华文明的受惠者并不容易，切莫狂妄骄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