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

总的来说，绍庄村的村民还是很重视村委会选举的。第四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全村423 人有选举权，参加投票的有370 人，参选率达到87％以上。这在目前的绍庄村是十分难得的。因为，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民们对村里的事务不是很关心了，各发各的财，很难有什么事让大家齐心的。这说明，群众还是在内心上关心村里的发展的。可是，这次选举并不是完全按照（村组法）规定进行的。特别是在村主任选举上，实行了等额选举。先由村里的党员和村民小组长、老干等推选了一位村委会主任的人选，没有实行差额选举。如果搞差额选举的话，或者实行海选，就完全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
   问：听说村里的宗族势力影响了村委会选举？
   周答：绍庄村是一个小村。这个村最大的特点是姓氏比较集中，由三大姓组成，其中，李氏是大姓有400 余人，杨氏有60余人，周氏80余人。这些年来，绍庄村给人的感觉是宗族现象很严重，工作做得不很好。实际上，说到宗族现象，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比如有许多年，绍庄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村委会秘书这三位主干都分别由李姓、杨姓和周姓担任。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什么宗族问题。因为，虽然大家同姓，可并不一定能为你说话，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如果不是由三姓的人分别担任三主干，有人就会说，某某姓吃亏了，被欺负了。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比如上次村委会选举，由于李姓担任了书记，所以大家就选杨姓的任村主任，周姓的任秘书。后来李书记以身体原因数次要求辞职。李辞职后，镇里任命杨姓的村主任任支书，同时指定一位李姓替补为主任。镇里面这样处理，在村民们看来，还是可以的，比较公平。在农村，有宗族现象，可即使在同宗内部也还是会有矛盾。绍庄村的宗族现象实际上只是由于姓氏不同而形成的一种习惯。
   问：绍庄有没有什么宗教组织。
   周答：近几年白果街成立了一个基督教会，绍庄村有10多个老人参加了这个教会。主要原因是由于老人有了病痛到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安慰。而且这些人参加了教会之后，学了一些爱国家、爱集体的道理，在村里也起一些作用。
   接着，我又询问了他家里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周说：在绍庄村这样一个没有集体经济的村，村干部并没有什么经济实惠。这些年镇里面规定，村三主干由镇里面发工资，其中村支书每月工资95元，村长90元，秘书85元，工作搞得好，每个月每人有30元奖金，另外完成了上交提留按3 ％发给奖金。1999年我们村因只完成任务的65％，所以没有奖金，而且村于部的工资也由镇里作为上交提留的任务款扣了下来。但村干部还是想办法将收到上交提留款先作工资发了，只是奖金部分不敢留下来。作为村秘书，一年有1000多元的工资和补贴。因为这点钱根本不够生活，所以平时自己的主要职业还是种田。现在种了近10亩田，农闲时，老婆就到外面打工。一家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比分田以前的日子好过多了。
   问：作为一个农民，你当年如何认识分田到户的？
   周答：绍庄是在1980年实行分组作业，1981年基本上就实行了“包产单干”，这在当时的衡山县算是走得比较快的。分田时，我只有19岁，没有结婚。我当时认为，分不分田无所谓，分也成不分也成，因为，按我们家当时的情况，集体劳动不沾人家的光，也不吃亏。尽管如此，我父亲当时还是倾向于不分，他说大家在一起要安
   全一些，有个什么事情有集体帮助。但我却倾向于分，主要感到新鲜。我当时到处讲，分田可以啊，以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睡觉，不用天天出工了。现在看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促进了农村的生产发展，也的确给了农民的自由，使农民的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像我们家这种认识的，在当时很普遍。
   谈话中，看了周拿出的近年来他写的报告及工作笔记，从中发现了许多错别字和语法问题，但在有关农村现状和政策的表述方面却此较准确。像他们这些村干部，并没有经受专门的训练，其工作能力主要靠在乎时的工作中摸索和积累。
   从与周的谈话中，有如下问题值得注意：其一，绍庄的集体经济状况与村民的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其二，农村的政治资源分布的状况。“党员”这一身份好像也成为农村的政治资源之一。其三，对乡村利益需要重新界定，在乡村社会，有些习惯本身就是利益。但这些利益通过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的呢？这些表达方式是否对乡村政治发展产生影响？其四，农村地方权威的产生一般都与社区公共利益相联系。这种社区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水利建设，电力设施，道路修筑和维修，集体土地的利用。因为这些事情都与大多数村民利益相关联。其五，乡村社会是利益主导宗族？还是主导着利益？
   2.5
   接着，访村民杨某。
   杨某，长春- 组组长。主要职业种田，平时也行医，相当于当地的赤脚医生。自称其医术是祖传的，方圆数里的村民有病都来他家医治。
   杨家的住房是新建的，外墙是由瓷砖装饰，显得很漂亮。杨家正堂屋也供奉了一个祖宗神台。而且摆了许多椅子。有点像公共活动场所。杨见我注意到了这些，忙说：我这里是村里的“人民大会堂”，大家没有事，都喜欢到我这里来聊天。
   问：都聊些什么呢？
   杨答：还不是村子里这些事情。最近聊得最多的就是农民负担问题。
   问：都有些什么观点呢？
   杨见我问及此问题，激动万分。从衣箱里翻出各种交费单据，近似哭言曰：现在的农民太苦，日子太难了。刚搞承包责任制时，我们种田有钱赚，生活也改善了。现在不行了。近几年，虽然丰收，可由于粮食不值钱，而各种化肥、农药和种子价格高质量伪劣，种田的成本太高，太不合算。种田不赚钱不说，而各种费税又多得让农民承受不了。国家税还好说，你种的田是国家的，就得交租，种皇田交皇粮，天经地义，而且国家的农业税并不重，只不过特产税有时不合理。乡镇统筹太重了，非常不合理。国家天天喊减轻农民负担，又有何用？那些镇干部不从我们手里收到钱，就没有饭吃，就没有酒喝、没有鸡鸭鱼肉和小车子。农民负担重，不能完全怪村干部，他们也是农民，交税费也跑不掉，主要责任就应该是县官和镇干部。他们为了升官，为了有政绩，就拼命在农民收入问题上做文章，说什么衡山县人均收入已到了1980元，快小康了。他们吹牛皮不要紧，可苦了我们这些种田的，要按这个收入来交税费。不交不行，镇干部逼村干部。国家说不准来蛮的，不准动武，村干部就天天到你家里来，你不理不行。你家里有人想参军，得先交税费才准报名。想结婚，想生儿子，得先看税费交了没有，不然就开不到结婚证，领不到生育指标。有些村里干部看到乡邻乡亲的，下不了手，那就得下台。我这个村民小组长有时也不得不干些有违良心的事。
   问：农民负担真的像你说的这么重？
   杨听我此言，显得有点不高兴说：农民负担重不重，要看种田的收入和支出情况，这些都不能乱说的，我们可以算账。
   于是在其妻帮助下，搬过桌子，拿出纸笔和有关交税费的单据同我算了起来。
   从他列的表来看，现在白果这个地方，耕作一亩田的成本大约需要425 元，具体的项目有：种子35元、地膜2.5 元、犁田请帮工 70 元、插田请帮工40元，收割请帮工80元、碳肥需要100 斤22元、尿素20斤16元、钾肥20斤16元、农药20元、除草剂2.5 元、国家农业税20元、乡统筹77元，水费20元，特产税4.5 元。而一亩水稻田如果种双季稻、没有灾害可亩产粮食1100斤，按国家规的保护价，约收人为550 元。也就是说，种一亩田只能获得125 元，折成粮食是250 斤左右。一个人一年要种2 亩田，才能维持基生活。
   杨家1999年收支情况是：共耕作水田8 亩（其中有由他人转包的耕地3 亩），当年亩产达1400斤，共收稻谷达11200 斤，全部按国家保护价100 公斤100 元人民币计，收人为5100元。与农业生产直接相联系的支出主要有两部分，即生产性支出和有关税费，共计5020.6元。其中，生产性支出是种子250 元，化肥1400元，农药400 元，请人耕种（犁田和插田及收割）1920元，共计为3970元；有关税费是农业税248.8 元，特产税是36元，水费是170.4 元，乡统筹595.4 元，共计1050.6元。也就是说，他们全家种田一年的收人只有80元钱。
   我对高额的请人耕种费感到不解，便问，为什么请人耕种费用达到了1920元，不请人耕种不就增加自己的收入了？
   周解释说：请人耕种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耕牛和劳动力。当然，有些村民也不请人耕种，自己多忙一些，收入就多一点。
   在杨算账的时候，来了许多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