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

岳北农民运动也以失败而告终。
   参观完，感受太多。一切事件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了历史。岳北农工会以及岳北农民协会领导的农民运动离我们也已有70多年的岁月。70年对人类历史长河而言，也许就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具体的生命来说，却相当于人一生的时光。因此，当我们试图在绍庄村及岳北寻找到当年用生命和鲜血书写过岳北农民运动的革命者时，才发现这已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已经没有能聆听这些传统乡村社会的反判者亲述他们的丰功伟绩了。我们只有从尚存不多的历史资料中走近他们，希望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做了些什么事。随着我们对这场可歌可泣的农民运动和这些值得敬仰的农民领袖的深入了解，新的困惑也就产生了：其一，当年的乡村社会内生的地方权威与外来的政治权威之间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起联系的？其二，农会组织对传统的宗法制度冲击的意义。可以说，岳北农民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无情而彻底的冲击，岳北妇女敢闹祠堂就是明证。但在农民运动失败之后，宗族组织就迅速发展起来了，并重新控制了乡村权力。那么，为汁么农民运动最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特性？这是否是一切农民运动不可逾越的局限？
   2.3
   在镇政府食堂午餐。三菜一汤的工作餐。在白果镇，由于财政困难，镇里无论来了什么人，一律只在镇食堂就餐。今天可能由于俞教授和主管组织工作的县委罗副书记的来到，加了一道菜。饭后，俞教授、罗副书记、陈副主任等回衡山县城。
   下午2 时，在白果镇政府李副镇长陪同下，同立成、小任到白果镇绍庄村。在路上，李副镇长一边吃着在街头小摊买的用作中餐的农产品，一边诉说着乡镇干部的烦恼。
   他言称，现在农村工作越来越难做，乡镇干部真的很难当了。计划生育难，催缴税费就更不用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政策问题。目前中央的许多政策都是限制乡镇党政及乡镇干部的权力的。比如，中央在计生工作问题上，过早地来了个不准抬东西、不准拆屋、不准捆人，不准打骂等“七不准”，使基层干部的工作很被动，致使目前计生工作有反弹的趋势。收税费也是这样，根本没有具体的办法使农民自愿交钱交粮。每年到了税费入库的时候，所有的乡镇干部都得到村子里面去，有的农民不愿交，就只得由乡镇干部帮助他们卖粮卖猪。这种“帮助”，讲得难听一点，就是农民不交，乡镇干部组织人员强行将他家的粮或猪装上车，有时真像抢一样。如果村干部配合还好一点，不配合，问题可大了。乡镇干部工作苦任务重不说，还经常领不到工资。我们也要养妻儿老少，没有钱拿什么吃饭穿衣？
   问：既然如此，那还当乡镇干部干什么？
   李说：这个问题也想过。比如像自己，从部队转业回衡山，因没有门路，安排到乡镇工作。前几年在镇供销社工作的妻子下岗了，自己又没有能力为她安排工作，就只得让她开一个文化用品店，几年下来，生意还不错，收入比自己这个副镇长要高得多。现在在家里也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老婆赚的钱多，地位自然就比赚钱少的副镇长高。自己这几年当镇干部，表面上风光，可并没有多少实惠。只是目前还没有什么更合适的事情可做，不然早就不干了。（2000年1 月21日到白果时，访问过其妻。据其妻言，自李当副镇长来，几乎没有钱拿回来养家，最多保他本人的开销。文化用品店全靠她一人经营，因她还会摄影，所以这几年来每年总有二至三万收入，家里日子还过得去。只希望他能将工作干好，对得起白果镇的老百姓。）
   从李的言谈以及已接触的几位乡镇干部的观点中，我已明显地感到他们对目前的身份和权力以及社会评价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是否可以说，这些乡镇干部，在乡村社会虽然直接代表着国家，但又开始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了？
   为此，需要对乡镇干部的身份特征进行考察，要搞清楚他们的来源、素质、待遇、升迁机会和行为特征。
   2.4
   离开白果镇往西行不到1 公里就下了县级公路，穿过很宽阔的一片水田，来到一环山而成的村庄，村边有一个小水井，旁边刻有一块石碑，上面有“白果镇绍庄村”字样。到绍庄，李副镇长带着
   我们直接往村秘书家里走。他解释说，绍庄村委会是一栋破房子，平时没有人在里面办公，有事一般到村秘书家里。主要原因是这个村的村秘书是个老村干，有威信，掌握着村实权，家又在绍庄村的中心位置。
   翻过一个小山坡，我们就到了村秘书的家。村秘书家的房子好像建了有几年，可没有进行任何粉刷。在正堂供了一个祖先灵牌。在灵牌下面挂了一幅有毛泽东像的日历。左面墙有一幅关于绍庄村基本情况的图片，右面墙则是一些有关村委会工作的规章制度。
   村秘书姓周，任村秘书已有8 年。周身着一件很破的西装且满是泥土，上衣口袋里插了一支钢笔，在这里显得很特别，很有点文化味。据周介绍，他1976年高中毕业后一直在村里务农，其妻则利用农闲时间在外打工。
   李副镇长讲明来意，并特意强调我们是县委罗书记亲自陪来的，村里面要接待好，不然罗书记怪罪下来就不好办。周听此言，感到有些紧张。于是，我便解释说，我们是搞学术研究的，不是什么官员，有什么就说什么，事实求是是我们唯一的要求，不要过多地考虑什么领导的意见。我还宣布了这次调查的“纪律”：其一，不吃村里的招待餐，我们在农民家吃饭和住宿，全额付款，不需要村里的任何补贴。其二，不干预村里的任何决策。只是一个观察者，村里面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周首先介绍了一下绍庄的基本情况。他先按报表说了村的耕地面积、人口和姓氏分布等情况。当我问到村里的流动人口和经济状况时，他计算了好一会后，列举了如下一些数据：全村外出打工的50人，男性多；原有4 人在镇办企业，现在因效益不好都回乡种田了；手工业者有10人左右。全村共有小百货店4 ――5个，农产品加工的有2 家；3 部拖拉机，2 部三轮车，1 部微型车；全村共有电话30部，电视机170 多台，有的家里有2 台。近几年95％的农户都建了新房，在绍庄村建一栋新房大约需花3 万多元，因此有 40 多户欠了债，一般都欠几千元；全村有20多人在外读大中专，去年就考上4 个，其中有一位考上了北京大学。
   我发现，周在讲话时，很注意李副镇长的表情。只要李略有动作，周就要停下来，看一下李。如果李没有明确表示，他才往下说，所以说得较乱。于是，我礼貌地请李回镇里去忙他的工作。，果然，走后，周说话自然多了。我便问及了村里的集体经济和村财务况。
   周答：绍庄在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原大队所有的公共财产基本上都分到各村民小组了，村委会除一个约10亩的林场每年有1000多元收入外，基本上没有集体收入。为了支付 1997 年改建引水渠的涵洞时欠下的近6 万元贷款，村里规定每年每人上交村提留10元。现在还亏损了近2 万元。
   我又问了一些具体的数据。周搬出了近年的账本给我看。我抄录了近几年来该村的财务情况。从中得知，该村基本上是靠借债维持。收入来源只是村提留，主要开支是村干部的工资和所谓的其他管理费。
   问：作为村委会成员，你如何评价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
   周答：总的来说，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些年的工作可以三七开，即主要的三项工作，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完成得好，而上交提留完成得不好。
   问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
   周答：在绍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基本上是不分的。村支部书记是一把手，在组织上都得听党支部的，也就是听支书的。因此，村里面的党员还是很有地位。绍庄村现在共有党员30人，其中有4 位是离退休回乡定居的国家工作人员，4 人在部队入的党，3 人为社办企业的人员。按姓划分，杨姓为4 人，周姓3 人，刘姓1 人，其他均为李姓。村里的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支部扩大会和组长会议决定。
   周特别提到，自己不是党员。不是不争取，申请书交了几份，几次培训班都参加了，就是通不过。
   问：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你入党呢？
   周答：这个问题可不好说。说实在话，这有个能力和权力问题。按照现在农村的规矩，党还是领导一切的。只要不是党员，一般的情况是不能担任正职即村支书和村主任。我已做了几届秘书了，工作能力是大家公认的，村里的大小事没有我参加就不好办。可由于我不是党员，就一直没有办法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如果我入了党，就会对有些人产生威胁。现在许多地方不发展党员，就是这种原因。
   我感到周所讲的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农村政治资源垄断和分配问题，便说，近几年不是有许多不是党员的村民，通过民主选举而担任了村委会主任。对此，如何解释？
   周答：这要看这些选举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