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

当时，为了参加这次选举他还是提前从深圳请假回来投票的。可是，经过这一次选举后，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现在举行的这些选举，并不公平，基本还是镇干部和村里那几个当权的在操纵选举。比如，在提候选人时，就将他们要选的人定下了。普通村民根本没有办法选上。
   问：你是否愿意参选，并回村来任村干部？
   男青年答：当然愿意。现在我们在深圳打工，虽然能赚一些钱，可并不是长久之计，将来总要回到村里面来的。现在我们这里很落后，不改变肯定不行。而要改变靠原来的村干部肯定不行。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现在在村里讲话没有影响。我们几个在外打工的，计划等几年回来，团结起来参加村委会选举，将我们中间的兄弟们选上去。这样，就可以将在深圳等地学到的东西带回来，肯定能改变我们这里的面貌。
   听此话，我好像看到了农村的未来和希望。是不是可以说，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同样给希望改变家乡面貌的有志者带来了希望呢？对村委会选举相关情况要进行专题研究。
   约12时，与镇政府唐秘书取得联系，讲明了这次问卷调查的计划，并请他找到白果镇近两年的财政报告。
   在吃中饭时，到集市上发表给赶集和做工的农民。
   下午，同在集市相遇的绍庄村周秘书一同到绍庄村。在周秘书和小任发调查表时，访问了村里的三家小商店，观察和记录了部分村民对村务和村干部的议论。
   3.3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目前农村政治经济状况，决定找一个对照村进行研究。根据掌握的情况，选择了白果镇的同兴村作为对照研究样本。主要原因是，这个村刚好与绍庄村相反，由于有一定的集体经济，而被镇政府认为各项工作做得比较好的村。
   1 月21日晚，接绍庄村的杨某和周秘书、同兴村民兵罗连长和原党支书周某，在白果街一农家旅馆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
   会议规模虽小，可大家发言相当活跃。由于没有轮流发言的习惯，也就没有办法将每个人的讲话进行分类记录。大家的发言要点如下：
   其一，农民负担太重。其原因并不是“中央的政策”未贯彻到基层，而是县乡一级政府违反中央政策进行“强取豪夺”和变相“勒索”造成的。这也是目前农村经济凋敝和农民不愿上缴税费甚至产生对抗的客观原因。近年收成不好，情况尤甚。县乡一级干部为了达标有政绩、增加财政支出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以及部门职工的福利，而将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意提高。白果镇现在是按人均收入1860元（衡山县是按人均纯收入2450元）作为收取农民税费的依据的。而农民的实际收入根本没有这么高。目前，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国家的农业税是认同的。对五保、优抚亦表示支持。但对乡镇统筹的意见特别大。比如统筹中收了教育附加，但同时还要收高额的学费，平时隔三差五还收诸如试卷费、监考费、班费、资料费。计划生育费就更难以让人理解，那些早就施行了绝育手术的人和60岁以上的老人亦要悉数上缴。对公益金、乡村道路建设等费用也有意见，甚至相当反感。乡镇政府根本不管农民的不满，利用国家政权将各种费用强加在农民头上。长期以来，在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对省、中央一级政府尚抱厚望，总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到了县乡一级才走了样。虽然对乡镇干部乱收费等行为意见很大，只要有口饭吃，只要还没有危及到自己的生存，大多都采取息事宁人、忍气吞声，勒紧裤带来缴纳各种税费。可谓“挨鞭子过河”，无可奈何。
   其二，超经济强制。为了从农民手中收取到各种税费和摊派，有的乡镇干部和部门动用国家专政机关，动不动就出动公安，以维护治安为名，强迫农民。更有甚者，有的还动用黑社会势力，政府职能部门“搞不定”的事，就叫那些街头流氓动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这样虽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但又致使各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沉滓泛起。同时，有关部门制定各种土政策规定，不完成税费任务，就不准参军，不准结婚，不准生小孩（不给计划生育指标），通过所谓的合法手段来剥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乡镇政府还通过所谓的“村财镇管”的改革，将村干部的工资补贴全部收到政府，以此来控制村干部。绍庄、同兴两村的现任领导班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打算再干了。或许是半真半假，确也道出了他们的苦水。在白吃白喝，拿点辛苦工资外，有时还得尝尝风箱里老鼠的滋味，毕竟上级政府没有授权他们“采取一切必要方式”将乡村统筹提留百折不扣地收上来，何况这统筹提留里包含了他们的“小九九”。面对农民振振有辞地质问，他们不免心虚。“母鸡压公鸡，一级压一级”，面对上面的压力，他们只得牺牲农民利益。
   其三，政治资源控制。有些村通过控制党组织这种方式来垄断权力，所以，很多年都不发展党员了。有的村在村委会选举时搞秘密活动，搞亲属化。镇里的干部不仅不制止这些非法活动，有时还给党员施加压力，要求党员讲组织原则，要实现镇党委的意图。在目前的乡村社会，已经形成了由少数村干部、乡村先富起来的“款爷”和部分乡镇干部组成的权势阶层。他们之间互相利用，也相互拆台，根本无法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绍庄村的干部好比败家子弟的老幺，反正已没有指望，只好和尚撞钟过一天算一天。同兴村虽好一点，但也是吃老本，若不是前人积下的阴德，为他们栽下一片杉木林，他们也只有背着石头打天。
   其四，农民种田不赚钱，增产不增收，大量的劳动力闲置。近几年，农业丰收，粮食产得多了，但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也贵得离谱，且粮食卖不出去，农民种田不能创收。到外打工又没有路子。在1997年以前，白果镇的企业特别是四个石膏矿效益较好，吸引了大批劳动力，但由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石膏价格的下跌及各种腐败行为，致使无资金进行正常的维修与简单扩大再生产，亦无资金分发工人的工资，在矿里打工的农民只得回到家里玩。
   其五，社会风气恶化。赌博之风甚嚣尘上，几乎无村不赌。此种风气的漫延，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使邻里乡亲团结涣散，尤其毒化了下一代成长的环境。
   听四农诉述，心情沉重。特别是有关乡镇机构和干部动用社会上的黑恶势力来对付农民一说，前所未闻。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理由和动机，只要运用了社会的黑恶势力来欺压农民，性质也就改变了。其行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将基层党政推到了农民的对立面，成为了农民仇恨和反抗的对象。这些黑恶势力给乡村社会带来的一定是灾难。
   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鸡鸣三遍，尚不能入睡。用电话与王立成详谈农民利益及其保护问题，认为有必要追究，农民负担是一种利益交换还是利益剥夺――与谁交换，受谁剥夺？这些交换或剥夺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完成的――是否关系和如何关系政府行为或其他公共权力？
   天未亮，用冻得红肿之手，赶制了《中国农村问题调查》< 农户经济状况卷）50份。
   3.4
   1 月22日上午，到绍庄村。建筑联校校长在外读中专的二女儿自愿参加并担任调查记录。
   访祝功组村民雷某。
   访新谊组村民汪某。
   访太山组村民周某。
   访中湾组村民李某。
   访新谊组村民周某。
   新谊组村民周某，系村周秘书之父。
   据周回忆，解放前，绍庄村同沙坪（岳北）、建筑村共为一保。绍庄大约有两甲，保长都是由外村人担任，最后一任保长是建筑村李坤奇。甲长则是轮流坐庄，不愿意担任甲长的还得花钱请人。
   解放后，绍庄村叫白沙乡行政第6 组。1949年10月下旬，村里来了三个人，分别姓刘、王、任。刘和王是东北人，任是山东人。他们年龄近30岁。山东人是大学生。他们来到村里后吃住在最贫苦酌农民家里。不久就成立了行政第六组的贫协小组。有10多个人参加了这个贫协小组，都是没有房子和田的人。贫协小组主要任务是了解地主的情况。当时绍庄村里共有4 个地主和一个破产地主，最大的地主姓李，有近200 多亩田，还有公田。
   1952年开始搞互助组。绍庄村最早的一个互助组，开始时只有10多人。互助组又分了3 个作业组，大家主要是互相帮忙。搞了两年互助组到1954年开始搞初级社。绍庄村成立于第6 组初级社。1956年开始搞高级社，绍庄村与岳北等村合为一社，办在岳北。1958年开绐搞人民公社。
   3.5
   直月22日下午3 时，同小任和同兴村青年小赵（刚从广东打工回乡）、小颜（在白果街一农民家庭旅馆打工）一同到同兴村。同兴村，离镇政府2 公里左右，与绍庄村方向相反，全是山路，路况极差。
   在同兴村村委会与村刘支书、村曾主任、杨秘书简单交谈后，就同村主任到其家了解该村的基本情况。
   据曾主任言，其兄是原衡山县林业局局长，其父也是多年的大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