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

   彭书记认为，现在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根本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所以存在许多问题。具体来说，其一，目前中国农村人口存在普遍的素质低下，村民不可能正确行使民主权利，选举或者流于形式，或者并不能将真正带领自己致富的人选为村干部。其二，村民自治的很多制度都是针对乡镇党政的。特别是目前乡村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农民为了其自身利益就有可能与乡镇政府对抗，而乡镇干部又没有办法。国家如果没有了乡镇党政，还会有希望吗？其三，村民自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在村一级实行党政分开，可事实上在目前的农村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在村一级搞党政分开，村委会的权力就会超过村党支部，乡镇党组织就会失去对村一级政权的控制。
   针对彭的观点，徐勇教授要我谈谈看法。于是，我说：自民国以来，国家治理乡村社会总的趋势是体制性下沉，其原因主要是在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动员，需要从农村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资源。而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就不能简单地依赖于行政性权力，应更多地依靠法制性力量，这就要求国家机关的功能性下沉。村民自治就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宏观的经济背景下、国家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性选择。因而，我们要理解和认识村民自治，就不能脱离这个大的历史性背景。具体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家庭作为经济单元，使村民们逐渐意识到了其利益所在。利益主体的分化和独立的法律人格者的产生，是民主制度赖以生成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利益相关性，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存在，使乡村社会有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公社制度解体后，乡村社会在管理上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国家在村民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设计的村民自治制度这一较理想化的制度模式，在一定程度止反映了上述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乡村咱治制度与西方民主理念的结合。当然，村民自治作为国家管理和控制乡村社会的制度性选择，目前无论在制度设计上还是实际运作中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一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对村民个人民主权利的尊重和肯定，这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的。应该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晚，徐勇教授听取了我最近的研究汇报。他认为，这项研究很有意义，但在实证研究中也要注意建立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5.3
   3 月11日早上8 时30分，同徐勇教授、徐增阳和任江华向白果镇进发。早春之雨和着晨风有一股寒意。为安全计，用了2 个多小时才走完32公里，快11时才到白果镇镇政府。由于是星期六，诺大的镇政府空无一人。四处寻找，也不见相约在此等候的李副镇长。可到白果街上李家一问，才知李在镇“第一国策楼”（计划生育楼）迎接从县城来的计生协会干部，只得返回相见。根据徐勇教授的意见，决定与李副镇长一同先到绍庄村。在车上，李说，本来镇计生办已有工作人员7 人，现在县里又派了1 名，但县里面只发两个人的基本工资，其他的都需要由镇里解决。现在镇财政又这样困难，长期下去，真不知如何是好。我问道，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接收呢？李答，不接收不行。县里面要派人来，镇书记和镇长根本没有办法拒绝。书记和镇长答应了，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副镇长还有什么话说。
   到绍庄村路上，经过岳北农工会旧址，停车前往礼拜。在岳北农工会旧址，徐勇教授非常仔细地看完了全部展品，对1923年岳北农工会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的地位作出了许多精辟的评述，并详细地了解了当年毛泽东衡山之行。当看到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与湖南农民运动”一文时，徐教授感慨万千地说，在中国的革命先行者们中，事实上只有毛泽东真正深人到了农村而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陈独秀只是引用毛泽东的观点，却并不能领会毛泽东的思想。
   离开岳北农工会旧址，到了绍庄，将车停在村口，步行到农户杨某的家。徐教授很有兴趣地对杨家进行了一番观察。对杨家正房的先祖灵位予以了充分的注意。在听到杨家关于其外来户时，对杨家祖先的情况了解很细。在有了一定的交流之后，徐教授提出了承包责任制前后对比的问题。杨家夫妻一致认为，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杨妻特别强调，如果不搞承包责任制，杨某身体那样差，可能早就没有命了。她非常激动地说，在生产队时期，家里孩子还小，老杨又有病，一年下来，全家反欠生产队800 斤粮食。现在情况好了，但还是怕有一个天灾人祸。徐教授听到此，对我说，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在生产队时期就很不健全，现在实行承包制后，家庭保险功能的加强，但社会保障体制也应该有所发展。此问题值得注意。
   在绍庄村村委会办公室，徐勇教授指着满地灰尘笑着说，看来，此村已很久不开堂理事了。刚出村办公室，村秘书在小任的陪同下找到了我们，并一同来到杨某家。杨刚从外行医而归，相见甚感亲切。徐教授详细地问了他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大家正言谈高兴，有一中年男子很急地赶来，经杨介绍，原来是杨的表兄，15年前曾任过绍庄村的村长，现为镇办企业的当家人。来者忙解释说，看见有人往杨家走，还认为是来处理法轮功案子的，因为杨的堂侄因法轮功一事被公安局关押起来了。没有想到法轮功已经深入到了乡村社会。
   座谈到12时30分，回白果镇。立成从湘潭赶到白果，带来了我要的湘乡县志。徐教授看到后，很高兴，并说，以后每到一个地方都应好好研究一下地方志。下午，因天下着雨，租一旧吉普车到同兴村。当吉普车在山间泥道上行驶时，我们全车人都显得很紧张，一句话都不敢说，生怕影响司机的注意力而发生事故。好在司机驾驶水平还可以，总算平安到达同兴村村委会所在地――同兴村小学。徐教授向同兴村村支书和村主任了解了村里的各种情况，特别是去年初选举的情况。离开同兴村后，我们来到了民国时期湖南大军阀赵恒惕的老家。当年在方园百里都显威风的赵府已面目全非，徐教授指点着赵家后山说，此处风水有问题，后山开了一道口，说明赵家必定后院起火。我们都明白徐教授是指岳北农工会领导10万会员造“赵省长”的反一事。
   夜宿白果街一村民开的家庭式的“明星酒家”。面对这些没有暖气的房间和潮湿的被子，徐勇教授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些人长期下乡，有一个地方吃住就行了，我看“明星酒家”就很好。我们只花 10 元钱就住进了白果街的“国宾馆”，也算捡了一个大便宜。
   5.4
   3 月12日早，我们一行五人决定沿当年毛泽东南下之路北上。
   从白果镇北上，开始还是油路，进入湘潭县后，路就比较难走了。经过近一个多小时，车才走了20多公里到达湘潭县的青山桥。青山桥位于湘潭的西北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此搞社会调查时曾说，“青山桥青山不青”。对此，地方志虽没有记载，当地百姓却传得很神。现在的青山桥以生产皮制品特别是皮鞋而出名，所以，在青山桥集镇上，有，一座非常显眼的“皮鞋大厦”。
   过青山桥集市，就进入到山路，上山下山，过校场和分水，很是危险。经过约10公里，在一下山处，泥路突然变成了油路。立成说，此处已为湘乡县界。入湘乡后过横铺，到湘乡县城已是中午 11 时30分。我们到了湘乡县总工会大院，即分头行动。立成去找此处的熟人取些资料。我陪徐勇教授、小徐、小任参观湘军根据地湘乡县城。湘乡县城甚为发达。大家边走边讨论起曾国藩的团练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当我告诉大家，曾国藩故居已属双峰县管辖，大家都表示惊叹，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曾国藩是湘乡人，今天却变成了双峰人。徐勇教授开玩笑说，此曾国藩，已非彼曾文正了。
   立成从湘乡总工会办公室主任处帮我找到了一部同治版湘乡县志（打印稿）。得此书，非常高兴。
   离开湘乡县城，沿320 国道北行，又回湘潭县界，当看到“欢迎你到彭德怀元帅故居参观”的状招牌时，我们便下了320 国道，沿小油路行19公里，到湘潭的鸟石村。彭德怀1898年10月24日出生在此村的彭家围子。1913；年参加饥民闹粜被通缉离家出走。不想这一走，却走出了一位共和国的元帅。走进由邓小平题名的元帅故居，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整洁的小院。故居不见讲解员，当地开饭馆的村民用非常难听懂的方言向我们讲述“老总”传奇的历史。据他们说，彭德怀家原只有三间茅屋，在彭老总参加湘军并担任代理营长时，寄回了400 个大洋为两个弟弟修了这座有15间房子的院子。我问，彭当时只是个代理营长，如何有这许多银洋。当地的村民很不高兴地说，大概是下面的士兵看到老总家苦而为拍
   马屁寄的钱。在参观故居左面的灶房时（彭家院子是彭总为两个弟弟修的，所以从正房中线为界而一分为二，两边设计基本上相同，有两个灶房），在灶台边立了一块牌子，上面说，彭德怀1974年写的8 万言书原稿埋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