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

据村民们介绍说，在彭受难之时，彭德怀侄女将他写给中央的信冒险从北京带回彭家院子而埋在此处，在彭德怀平反后才从此处取回到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听到此，一种莫名的难过涌上心头。想来彭老总曾在中国横刀立马，而中国也如此之大，其战友和部下又如此之多，可到落难之时，却只有自家的灶堂成为了最为安全的寄物之所。看来，农民革命家不管身处何地，建在故乡土地上的家，永远是最后一道防线。不禁想起彭德怀在1958年12月身居高位和1961年11月已罢高官两次回到家乡，不知是否也有此意义？
   参观完故居，买“万言书”四份。村民们将我们带到彭德怀两个弟弟彭金华和彭荣华的墓地。两烈士都是在1940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的。此时已国共合作，彭已掌中共大权，也算国民党的大官，湘潭的国民党为何还要下此毒手呢？值得究问。
   在故居后面的“故居饭馆”吃午饭。饭菜的质量好，价格便宜。
   参观彭德怀墓和彭德怀纪念园。墓为新修，在故居左则。纪念园规模宏大。
   从彭德怀元帅的故居到毛泽东故居韶山约40公里。一路春风。
   下午5 时到韶山。尚未下车，各小商贩就群起而围之。在广场附近一个体老板处就餐，饭菜质量差不说，价格也极贵。问及老板，答曰，这是旅游区，东西肯定要比其他地方贵。夜宿韶山宾馆。 13 日早，参观了毛泽东1927年进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时召开座谈会的毛鉴公祠堂。参观滴水洞，礼拜毛泽东祖坟。没有想到在祖坟旁，有众多小商贩，好似一个小集市。深为毛家祖先不得安宁而忧。商议离开韶山前往宁乡。然而，车下山尚未进入广场，突然从旁跑出一个大汉，双手叉腰，立在公路中央，只得停车。大汉不由分说坐在车头上，大叫一些听不明白的话。还是立成下车后询问良久才搞明白，此人要收停车费。我们解释说，是刚从滴水洞下来的，没有在此处停车。不想大汉听后黑着脸，一个劲用拳头敲击车头，大叫说“你这不是停了吗？”见状，忙付10元，才得以脱身。徐教授见此情感慨地说，毛泽东一生不爱金钱，而现在的韶山冲却已沉没在金钱之中，且为了金钱可如此不择手段。在韶山路口，立成下车回湘潭。
   到了花明楼，心情才有所好转。花明楼刘少奇纪念馆建得很有气势。拾级而上，两旁风景甚好。在刘少奇故居对面的刘家饭店午餐，店主杨某朴实可爱。介绍了“刘主席”的许多故事，也表明了对时事的看法。当问及农民负担等问题时，他语出惊人说，“如果不交农业税费，谁给你办营业执照。”徐教授问详情。我就介绍了白果等地类似的控制手段。徐勇教授认为，对此要充分注意。
   下午到长沙，路过雷锋家乡，进纪念馆参观。
   13日晚8 时17分，徐勇教授和小徐从长沙火车站乘461 次，前往广西挖掘第一个村民自治组织的有关史实。小任回武汉，我前往湖南师范大学拜访了法学院的周教授。 5.5
   这次陪徐勇教授考察，感受很多。
   其一，有关乡村社会调查的方法。徐勇教授非常注意从细少的事情中去挖掘历史事件的背景，并以此作为与村民交流的切入点。这种由细而人的调查技巧，非常容易得到村民的认同。其二，实证研究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知识积累。徐勇教授对许多问题的分析，都能体现其理论的厚度。而有些事情，我们虽然也看见了，却未能领悟出其中的理论价值。究其原因，主要是理论修养不够。可以说，如果没有科学的分析框架，所谓的实证研究就会搞成材料的积累。
   6.1
   决定对新时期的农民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事件及新“农民领袖”现象进行考察。因这一问题特别敏感，难度应该很大。
   3 月14日，在湘潭友人的陪同下到湘潭市民政局。接待我们的是主管纪检工作的副局长，一听我是来调查有关村民自治和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群体性事件等问题，就非常警惕和紧张。见此情，我感到很难得到真实可信的材料。为免大家不快，决定先交朋友，以后再谈调查之事。
   3 月16日，到衡阳市委党校找陈副教授和衡阳师院邓教授请教有关农村政治势力的变迁史。3 月17日至19日，到衡阳县渣江镇了解1998年发生的一起农民群体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
   6.2
   3 月20日晚，衡阳县两村民范某、彭某来访。
   范某，渣江镇盐田责任区盐田村范房组村民，家有5 人，除妻外，还有两女一男。因超生一人，所以只分得4 人的田，为2.63亩。去年收3200多斤粮食，副业收入主要有养牲猪一头，约200 斤，收入计800 元，土产收入700 多元。
   彭某，衡阳县渣江镇盐田责任区盐田村周冲村上曹门小组村民，家有5 人，两女一男。因超生一人，只分了4 人的田，为2.6 亩。去年收2500多斤粮食，副业收入基本上没有，曾养一头母猪亏将1000元，主要由于有的猪仔死了和猪仔的价格太低。因为家里田少，去年在外面打工，除了生活开支外有1000多元。因1996年买了假种子减产后，家里经济开始出现困难，现在共欠近万元债，其中有贷款4400元。小孩上学读书都没有钱交学费。
   问：你们认为负担如何？
   范答：在邓小平刚改革开放时，农民的负担并不重，只有3 至 5元。在1995年以后，农民负担就越来越重，现在已承受不起了。 1998 年我们全组131 人，共交镇村统筹和提留8500元，农技服务 131元，村机耕路电工工资、护林工资524元，1997年和1998年两年牲猪税2620元，共计11755 万元，人均89.73 元。农业税3184元，特产税1758元，共计4942元，人均37.72 元。
   彭答：现在农民的负担重得已没有办法承受了。从1998年我们团结起来减负，1999年负担要轻一些。
   问：你们如何团结起来减负？
   范答：农民负担这么重，农民肯定没有钱交。这样，那些乡村干部就组织黑社会的人（社会流氓）到农民家里收钱。这些人很不讲道理，看到什么值钱的就拿什么，并作低价出售后算上交款。只要和他们讲理，他们就打。真是喊天天不应。比如我们邻村的一个村民汤某，不仅被打，而且带到政府去坐了两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不服，开始有人单独上访到省里，上访后省里给他们一些文件看。他们把文件拿回来后，给大家看，这样大家才知道有不超过上年农民纯收入5 ％的规定（完全背出来的）。有的农民提出来，党的政策是好的，是地方基层干部败坏了共产党的名誉。有些愿意为党和农民做好事的人就发起成立了减负组，谁愿意加入就加入，开始只有13人，都是同乡农民，属于13个村，由最早上访的一个退伍军人彭某（30多岁，当过兵，初中毕业）当头，没有设立具体的职务，怕别人说成非法组织，全都叫减负代表，决定主要宣传党的政策。首先在集市上宣传（大概是1998年农历9 月23日，那天赶集），用了高音喇叭（是减负代表和有些农户自愿出钱租的），主要是读文件。在宣传的时候，管区干部来了，不准读。为了怕冲突，我们就没有读了。等了五天，管区与减负组彭某等人和谈。那天镇里请了两中巴（60人）黑社会的人在管区附近，管区干部召集村干部守在通向管区的各个路口。减负组定的地点是水管站，管区干部定在原乡政府，彭等人不愿意去。管区干部说县委干部也来和你们一起座谈，彭听说有县里干部后，就去了。事实上县里干部没有来。管区干部同减负组谈判时，将减负代表分开，每人一间
   房谈。在谈的过程中，管区主任打了一名代表。这时街头就有人喊“打人了”，彭某爱人听见后（因其家离乡政府只有半里路）认为是打彭某，所以就找到乡政府去了，喊了两声，那些镇里面请来的人将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这引起了群众的不满。人围得越来越多，管区干部见状，只好将谈判的代表放了。这件事之后，减负组自动散了。彭某起诉到渣江镇法庭，法院最后判决渣江镇赔了钱。
   在农历10月底，由盐田责任区主任组织香冲村村干部到农民家收款。村民因为都知道政策了，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摊派拒绝缴纳。有村干部殴打了一村民，被打村民就请部分原来的减负组代表与村干部交涉（彭：我们两人都去了），彭某说，不合理的负担坚决不交，合理的负担是我们农民应尽的义务。这样就和干部发生争论。管区主任打电话到渣江镇说我们围攻他们。这时已经是晚上9 时，镇里面来了一部吉普车。（问：是不是你们不让管区干部离开？彭：群众都围着他们讲理，走不了。）镇干部来了之后，没有进屋。等了不久又到了一部车子，下来的人殴打了减负组一名代表，所以减负组将他们围住，他们说是派出所的，到这里来了解情况。群众就质问说为什么打人。他们说没有打。我们就要他们去处理管区干部打人的事，他们坚决不去。后又来了一辆法院的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