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

我们讲明了情况后，法院的车子就走了。这时人越来越多，我们减负组怕出事，都离开了现场。群众一多，就有人起哄，把两辆车翻了过来。这件事之后，镇干部开始捉人。把洪某等人捉走了，并判了刑。
   彭说：农历11月25日夜里，政府就派人到处捉减负代表。农历11月28日晚，到我家里捉我，我听到消息后从后门跑了。事实上我不是减负组代表。
   范说：只要捉到的，就打。阴历12月初1 （元月17日），镇干部以综合治理为名召开万人大会，搭了台子，用绳索将捉到的6 名代表捆绑挂牌在大会上亮相。由于群众愤怒，团结起来围攻干部和那些戴了红袖章的黑社会的人，群众将车子砸坏，搞得会也不敢开了。干部们只得草草收场。减负代表让群众解救出来，自此之后，减负组就没有活动了。
   问：为什么减负组没有活动了？
   范答：怕打。而且，组织起来减负，得到好处是全体村民的，出了问题是自己的。当然，虽然减负组没有活动了，还是有人上访。上访后还是有点效果，省市都来了调查组，县里还下了文撤了镇党委书记的职，给予县驻镇整治工作队队长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镇长行政记过处分，并向全县通报。但事实上，这些处分都是假的，演给农民看的，听说撤职的镇书记到县里面当官去了。但被打了的还是白挨打了，政府根本没有补偿。
   问：你们现在是否上访？
   范答：想是想上访，但一个没有钱，另一个没有什么用。
   彭答：主要是没有经济援助，没有钱告状。老婆孩子也不同意去搞这些对自己无益的事。个人来为社会上服务要有能力。
   问：群众对你们减负组和减负代表如何看待？
   彭答：群众还是支持的，如果没有群众支持的话，我们这些减负代表不死也有一层皮脱。现在群众评价还是好的，但感到我们这些人没有能力，不可能搞出名堂来，所以很多人劝我们不要搞
   了。我们这些减负代表由于自己受了委屈，花了钱、挨了打，又没有人为我们作主，也就不想再搞了。没有能力为人民服务了，只有和大家一起受欺负。
   问：你们村里搞村民选举了没有？
   范答：去年搞了，但并不民主。选村干部是以组为单位，没有开村民大会，每个组把票收走，没有当面开票。每家每户去收票，大家填的票他们都知道，所以为了面子等原因大家投的票没有反映自己的意愿。
   问：假如开村民大会选村干部的话，你们这些减负代表是否能选上呢？
   彭答：还是不一定。因为，我们被选上的话，镇干部不会有好日子过，他们没有机会那样贪。所以，他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我们当选。
   问：你们如何看待村干部？
   范答：现在的村干部讲不得，已经不是原来毛主席手下的那些干部了，他们不为村民讲话，也不去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
   彭答：现在农村干部到镇一级都一个样。他们请社会上那些流氓欺负农民，农民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讲理。
   问：你们找我除了反映这些情况外，还有什么事？
   范答：主要想讲洪某这件案子，将洪某判刑不合理，良心上过不去。洪某是参加过对越战争的军人。
   最后，我反复强调这次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感谢他们能向我提供这些情况。但是，对这些事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并不一定能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可我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下，都会珍惜他们的信任。
   上述谈话记录，我当时就打印了一份交给范等人，他们很小心地收藏了起来。
   6.3
   3 月20-21 日，到株洲市及醴陵市了解历史上的农民领袖们的成长道路。醴陵为李立三故乡。在当年的农民运动时，这里曾出现过很多农民领袖。近年来，该市经济有所发展，消费很高，紧靠市政府的仙园宾馆客满，难寻安身之所。
   3 月22日，访株洲市志办李主任和陈副主任。同李探讨了中国农民领袖形成的历史原因和作用。
   3 月23日，到湘潭市，同王立成到湘潭县民政局，了解村民自治过程中农民非组织行为等问题。县民政局办公室赵主任和基层政权股王先生谈村民自治与农民新时期的组织形式。赵介绍了日前湘潭因村民自治而产生的上访事件。他认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发生的事件，民政部门一般都能及时处理。但对村民自治中因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的关系不和发生的事件，民政部门却很难有所作为。
   3 月24口27日，前往宁乡道林，访问有关农民减负代表多人。
   6.4
   3 月31日晚，刚从外地回衡，来不及整理行装，衡阳县三农民来访。其中一人为上次来的范某。据范介绍，来者中就有他们减负代表中的首要人物彭某。
   看来，经过上次的交谈，他们认为与我交谈没有危险，彭某才愿意与我相见。
   首先，我向他们讲明我这次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现阶段农民生活状况，记录历史，研究现实，而且这是纯学术研究。彭听了后说，“我们知道你是搞研究的，无权无势，我们并不希望你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希望有人来关注我们这些农民，听听我们心里想些什么。但是，我对你还是有一个请求。”接着他拿起我桌上的一本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主编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法规选编》，希望我能送给他。在我表示同意后，他很高兴将书收藏起来。
   问：请问你的基本情况。
   彭答：我是衡阳县渣江镇盐田管区文德村江东小组农民。 1978 年高中毕业，1979年参军到云南前线，1982年转业回家。 1983 年结婚。爱人是本地农民。现在家里四口人，种了3.2 亩地。
   问：你对农民现阶段的负担有什么看法？
   彭答：总的说是农民负担过重。主要表现是，为了多收农民的钱，基层政府有意提高农民纯收入，乱设摊派项目，欺上瞒下。我们的要求，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把乱收的项目减掉。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上访的？
   彭答：1998年农历9 月15日，直接到长沙，到了湖南省减负办、信访办，劳动厅、财政厅、省监察厅。
   问：你为什么想到处上访？
   彭答：因为我看到社会现实和国家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政策差距太大，作为一个公民，认为应该为贫苦农民和党的政策讲几句公道话。
   问：是你一个人？
   彭答：不是的，到省里有三个人。
   问：那么说，在上访前就有组织和动员了？
   彭答：是的，首先是我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向大家宣传政策和说明情况，在一次村民小组开会时，我读了江泽民的讲话，宣讲了湖南省委书记有关农民收费标准和项目的讲话。村民们听了之后，愤愤不平。有的群众说，你如果能向上级反映了我们这里的具体情况，将不合理的负担减下来，我们愿意出钱请你上访。这个事很快就传开了，有许多群众来找我。有的老党员和老干部也来找我。根据群众这些要求，我就找了13个有社会经验的、名声比较好的，历史清白的同时愿意为农民讲话的村民（基本上保证每个村都有 1人），到盐田街上一个店铺里开会。开会时，我说，我们团结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让人家说我们是非法组织，不成立具体组织，不设负责人，只设减负代表。最后决定，第一步行动就是整理有关农民负担的材料上访。会后，我们以盐田责任区13村农民的名义写成了“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的报告”，并挨家挨户地请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大约有600 多户村民签名盖章，占总户的1 ／3 左右，如果政府干部不到处干扰，起码有90％以上的村民都会同意这个报告。同意这些报告的人有干部、有党员、还有为人民立过功的功臣。同时，大家出了340 元钱给我们作为上访费用。
   在上访时，省有关负责同志都在我们报告上批了字，拿了一些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给我们，要求市县按具体情况减轻农民负担，接待上访代表。我们拿着这些批文就回到了衡阳市，又找了政法、纪委、信访、劳动局和地税局（因为衡阳县收了我们的打工费和按人头收了牲猪费，所以就找劳动局和地税局），这些部门没有下批文，叫我们回去等消息。因为考虑到县里没有必要去，而且可能有危险，所以我们就直接回家了。
   我们到省市上访，惊动了管区干部。他们知道我们的行动后，就采取各种方式威胁一些减负代表。这样，一些减负代表就表示退出，最后只有6 人愿意继续干。上访回来后，我们这6 人开会，分析了到省市上访的有关情况，决定展开全面宣传，要把党的政策让每家每户都知道。
   18日，在赶集时，我们就到市场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市减负的文件。在我读文件时，管区干部将电停了。我们就租了发电机，群众也出面保护我们。这样就把宣传工作的局面打开了。
   19日，副镇长和人大主任找我谈，说我这样做是违法的，没有通过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