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

全村的人情和亲朋的人情加在一起，大约可收到3000-5000 元左右，主家还要花 5000 多元。这对于一个还处于贫困的地方，应算一笔很大的支出了。差不多相当于两年的收入。
   据村秘书介绍，村里的红白喜事，一般都请村干部，无论关系好坏，只要请了村干部都要去。白喜事从来没有不请的事。红喜事主家也请村干部，但并不一定同时请3 个人。一般由村干部主持婚礼，担任司仪。这对主家也是一个面子。看来，在乡村社区，村干部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代表着乡村社会的“正统”。一般的情况，人遇到了红白喜事这类特别的事件时，才会感到有这种“正统”的依赖是件很好的事。
   李姓老人的葬礼很热闹。好像有两套锣鼓班子。出葬时走在前面的一套锣鼓队可能是从镇里面请的，所以比较专业，人也比较洋气（有的男人头发很长）。紧跟在棺材旁边的可能就是村里面的锣鼓队了。全村有许多人都来了。有些可能并不是由于关系好坏的问题，是来看热闹的。打太桥的是村各组的组长。据说在人民公社时期，无论那个生产队死了人，全大队的生产队队长都是抬棺材的人，长期下来，这已经成为了这个村的一种传统。但我看到，村干部就是一种象征性的人物了，周秘书就站在旁边看着，并不动手。我问及为何不去帮忙？他说，“我到这里来，就是给他们家一个面子，一般的情况我们主持完葬礼就不参加了，上山的事由各组组长去办。今天你要来参加，我是因为陪你才来的，也算破了一次例。”我笑着问是否是成文规定的。他说，这那能有什么成文规定呢？在农村许多问题是一个习惯。如果我没有当村干部，就可以做任何事情，大家都会认为你人热心，是个好人。而只要我是村干部，有些事就不能去做。除非是你的近亲。不然，另外一家就会要求你也这样做，你不做的话，人家就会见怪了。认为你看得起这家，看不起那一家。而且，你如果出面做了，其他的村干部也会说你，会指责你。组长们就不同了，他们做的事是必须做的，不做的话，主家就会怪罪，村民们也会指责。这些都是些习惯，是一种规矩。
   事实上，我已从绍庄村这许多事情中，体会到了中国现代乡村社会存在着一种习惯秩序。这种习惯秩序就像国家的习惯法一样，也是处理和固化乡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原则。在绍庄的这些习惯秩序中，村民们很自然地将村一级干部与组长们区分了开来。这种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村干部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是象征性的，是一种权威的象征。这种权威对于处于红白喜事这类事件中的村民来说，意义特别重要。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们在村子的地位和面子。而对于村民小组组长来说，尽管他们按行政体制上与其他组的村民已经没有权利和义务关系了，但是，由于这种习惯存在，他们不得不承担一些非常具体的习惯性义务。如果不承担的话，他就很难在这个社区里很好地生存。这种社区性习惯，在村民们看来，有时比国法还重要。
   观察完葬礼，在中湾组周某家开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周某（1948年参加地下党、农民）、周某之子（原绍庄村村主任、非党员）以及他们的妻子。陪同人员周秘书。座谈过程中，往来村民8 人，其中有多人插嘴发言。
   周姓老人回忆了绍庄村及他本人的有关的历史。据他言，他是1949年9 月解放前就在老7 区武装部工作，为前线征粮。1950年4 月到沙坪乡成立农民协会，担任经济委员。当时，绍庄还没有行立村一级组织，称为25区第6 行政组。土改的时候由白沙乡和沙坪乡合并，这里的党组织属于白果区设立的总支，他就是受总支委托参加土改的。搞合作化时，第6 组最早成立的是祝功组。随后中湾组、新谊组也分别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是1953年，地主和反坏分子不要他们入社，这里统称为涓江大队。高级社是1954年，岳北、建筑、绍庄3 个行政组合并起来成立了涓江高级社。高级社是个大的核算单位，在高级社下面又成立了许多小组，组下还分为耕作组，由各耕作组组织劳动，记好工分和收入，再到高级社统一分配，再以小组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取酬，土地和耕牛等固定资产全归高级社了，不参加分配了。1958年搞人民公社的时候，这里开始叫绍庄大队，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介绍你到集体农庄”，大家都觉得好，上报到伟大人民公社后，就这么定了下来。当时共有 6个生产队，即中湾、长春、太山、祝功、新屋、友谊，400多人。在 1960 年时，新屋和友谊合并为1 个队。1981年开始搞互助组，中湾是一个互助组，长春分为2 个，即一组和二组，太山分为二个，即一、二组，祝功没有分，新谊分为一、二、三组。1982年分田到户时，新谊的3 个组又合并为一组。这时绍庄共有7 个村民小组。
   周某之子讲了自己治村的经验。他从1973年到1981年担任过中湾生产队的生产队长。分田到户时，中湾队有98人，有81亩田，当时分8 分田一个人，多余的作公田。当时的生产队长有3 个干部（队长、会计和保管员兼出纳），分田到户之后只有一个组长。 1986 年他又担任中湾组长。感到与原来的生产队长有很大区别，没有什么事情，只是开开会，贯彻一下上面的政策。1995年12月，换届选举当选为绍庄村主任。村主任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国土、行政、农业生产。修了水利，维修马路。1999年元月换届选举时，没有当选了。主要是没有被确定为候选人。当了这么多年村主任，感到最难做的是计划生育和国土工作。这个事情得罪人。
   本想带领大家致富，最后没有成功。
   他接着说：现在农民负担太重。我们家今年交纳上交提留 320多元，水费100元，村提留42元，农业税128 元，全部加起来 540多元。今年种了7 亩田，1 万多斤谷。全家6 人，父母，两个孩子，共收入3000元。周认为，现在农民种田是不行的了，只能有饭吃，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了。你去搞副业，也太难了。比如养猪，农民养了猪，没有办法往外卖。其原因是，现在镇里将收牲猪费的事承包给了镇里的个人，他们请了好多烂仔，不准外人到白果来收猪，这样猪这只能卖给他们。他们给的价钱低，而且让你受气。所以，大家现在都不愿意养猪了。搞其他土特产也是这样。而现在外出打工也很难，他的两个小孩在广东打工，一是工作的确不好找，二是有的老板叫你做事不给钱，有时连自己都保不住，基本上没有钱给家里。
   听这些感触较多。就其提到的各种税费为540 元，而一年的收入却只有3000多元。一年的收入20％要应付各种税费。说负担重呢，又只有500 多元。还不及现在某些人的一条烟钱。就是他们村里的一场红白喜事，也可交近20年的各种税费。为什么农民愿意花大钱去办这些红白喜事，而不愿意上交提留呢？
   9.4
   3 日下午，在新谊组李某家召开座谈会。
   参加人员有李某等人。
   李某，1949年参加地下工作，1950年入党，1953年至1954年任初级社会计，1955年5 月调衡山县委农村办会计；1961年5 月参加支农，作退职回家；1962年至1964年任绍庄支部书记；1965年至1971调白果五七厂任书记，1971年至1976年绍庄党支部书记；1976年至1984年白果企业办副主任，1984年2 月，从企业退休。
   李回忆说，1949年10月解放，我们村叫白沙乡25区行政6 组。土改时，来了工作组，是三个北方人，大约30来岁，到村里后，就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住贫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身份和职务都保密，背了枪。当时就找到我，要我担贫苦农小组长，那时我22岁，没有田，租住地主房子。我又去找这些困难户，组织他们清算反霸，三七五减租，二五五衡粮。1951年成立农民协会“沙坪农民协会”，我是代表。行政6 组正式成立时，我当组长、还有副组长、通信员等4 人。吃自己的饭，连纸张都没有。土改时我们6 组共有4 户地主，富农1 户。我们在6 组范围内单独分了地。1953年春季，开始搞互助组。村里第一个互助组，叫换工互助组，最早有10户。平时关系都比较好，都只分了田，但是没有资本。
   1954年搞常年互助组。当时主要有四个互助组，最大的互助组大约有18户左右，80多人。1955年就转为初级合作社。全村就是一个，名字叫白沙乡行政6 组初级合作社。开始时中农和富农不准人社。合作社里有社长、会计和计工员、妇联主任。
   1956年7 月份转高级社，高级社又与建筑、岳北、涓江、绍庄联合叫涓江高级社。社长、会计、妇联。下面分耕作组。我们绍庄分为两个组。一耕作组、二耕作组。涓江高级社1500多人，300 多户。
   1958年成为人民公社，由四乡的高级社（望峰、棠兴、白果、松柏组成），叫伟大人民公社，我们这里叫绍庄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