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村政治

这一天刚好是毛泽东的生日。
   这次到湖南各地从事乡村社会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具体核实论文中使用的相关资料，听取当地党政和农民对论文基本观点的看法。因为，我认为，实证调查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是，将你的研究成果交给被调查者，让他们从你的研究中体会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来评判你对其讲述的故事的理解和运用――将这看作是类似法律活动中的一种“质证”。计划的时间是50天。
   在书斋里苦苦思索了近两个多月，我用调查的资料写成了近 30 万字的《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岳村为表述对象的实证研究》的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像在梦境一般地回到衡山，回到绍庄村。有时好像不是我在讲述绍庄村的故事，更像是绍庄村那山山水水在向我诉说中国农民那多灾多难的历史。可是，当我从更广泛的意义――中国社会现代化即社会转型来审视中国乡村社会这100 年的历史时，对中国农民的苦难的同情和对中国现代化的焦虑就成为了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的症结。
   最近，有研究者在一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替农民说话》的文章。他提出，由于中国的农民处于弱势，所以，学者有责任为中国的农民诉说。的确，有许多人出自各自的目的，都声称在替农民说话。那些正直而富有良心的学者也许都会将此作为
   责任。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农民从来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这种呐喊的声音，尚没有引起主流思想家们的注意。问题还不只如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中国农民的苦难，为什么只能依靠学者的呼吁呢？我们为什么不关注一下他们自己的利益代表机制呢？不能将农民的命运仅仅交给几个学者。我们对中国农村充满着感情。但这只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基于道德和良心的感情。问题是，当我们回忆曾经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的羊吃人运动时，我们在指责资本主义的那种惨无人道的本性的同时，又不得不关注到另一种说法，即是没有当年资本家对农民的掠夺，没有当年工业化对乡村社会的冲击，还会有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农业社会吗？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化的战车启动时，我们穷尽了对农村的剥夺，但并没有将广大农民融人到现代化的潮流之中。
   我们经常在理智和情感上发生冲突，我们经常在历史和现实中徘徊。这并不可怕，可怕和可悲的是，所有这一切，我们有时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有意回避。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走向民粹主义的泥坑。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责任和理性、同情和理解相统一的思考。
   我经常问自己，我们的这些思考，我们讲述的这些故事，真的就是中国农村的现状？真的反映了中国农村未来的方向？我发现最近学术界差不多已有了这样一种偏好，就是对农村某一事件非常详尽的描述，然后将这种描述所产生的结论和灵感不断地放大，得出了许多所谓有“事实根据”的理论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理论成果给我们只会是更多的困惑和不解。
   于是，我想，还是应该继续走出书房，回到绍庄村去，回到那个让我日夜困惑的中国农村去，去度过旧世纪的最后几天，去同他们共迎新世纪的到来。不是为了寻找故事，而是为了寻求学术的灵魂和学者的良心。
   我在寒冷的列车上记录了这些想法。
   9.2
   出师不利。26日下午4 时，刚到衡山县尚来不及找到去绍庄村的公交车，就感到了周身的不舒服，发烧，在火车上受凉，感冒了。好友得知，即送进医院治疗，吃药静养数日。
   当我能收拾行装，再一次踏上去绍庄村的泥路时，已是2001年1 月2 日了。尽管病后多有不便，我还是谢绝了好友派车陪送的好意，决定将这次绍庄村之行变成一种真正的乡村体验――我要像一个外出归来的农民一样，用最省钱的方式，坐着破烂不堪的老爷车，到那偏僻但美丽如画而贫困得近似破产的绍庄村去。经过几多曲折，差不多用了3 个小时，我终于在下午2 时到达白果镇，并步行了近40分钟才到达绍庄村。
   差不多半年没见的乡亲们，见到我的到来，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他们围了过来，一句句“回来了”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的确，我回来了，回到了这个让我以心血和时光为代价来研究和思考的乡村。
   在村秘书的家里与村支书、代理村长进行了简单的交淡。因听说今天是“两会”（农村基金会和储蓄会）承诺向村民支付存款的日子，即到农户新谊组杨某家走访。杨某（胡杨宗）地质专科学校毕业，1956年到新疆有色地质公司，1962年下放。为本村的一个文化人，现正在主持编修（胡杨宗）族谱。在两会存在期间，他是绍庄村两会的财务人员。在杨家得知，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支付农民在“两会”中的钱，县里面说今天要兑付5 ％，那是不可能的，根本没有钱，亏空了几万元。正在交淡中，见到了县为清偿两会债负派到绍庄村蹲点的县妇联主任和一位要债的老年农妇。从他们的交淡中，了解了有关债负的转移情况，即将贷款户和债权人直接联系起来，让存款的农民找那些贷款人直接要钱。为了化解农民的矛盾，并同意将两会的债权来抵今年的部分上交提留款。
   接着访问了李姓老人，详谈了绍庄村解放前后的具体情况。他听完我对绍庄村近一百年历史判断和评介后，认为基本情况是可以肯定的。绍庄村在解放前没有建立行政体制，是与岳北（沙坪）和建筑等村合为一保，而与建筑的有些地方合为一甲。解放后土改时开始建立行政体制，称为25区的第6 行政组。但李老又说，有些具体的时间可能有些误差，只因时间太久了，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建议在有些时间上，说到年就算了，这样误差就会少一些。
   到长期观察户杨某家，想了解其今年的收支情况。外出未归。找其父借《贯塘胡杨五修族谱》两卷（第一卷和第十九卷）以供夜读。
   夜宿村秘书家。晚饭刚过，就有一大批的人到周家里来打牌赌钱，其中有一年轻男子声称，今天手气不好，差不多输掉了500 元。见我在此占用了周家唯一的可以打牌的桌子，都感到不好意思，只得扫兴而归。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不由地想起了今天到白果的路上，遇衡山县马迹镇人民政府干部周先生，他所谈到的有关乡村社会风气和社会问题的言论。据周自我介绍，1993年7 月，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到衡东县任教师，1995年调衡山县改行到乡镇工作，1999年担任镇领导。他认为，现在，农村一进入农闲时节，甚至就是农忙的时候，除了一些人到外面打工之外，很多人就在一起打牌赌博。无论如何说，这种情况都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表示，都是对社会发展没有多少好处的事情。但是，他并不主张去管，也管不了。其理由是，农民都去赌博了，这样他们就没有时间想其他的事情，而且还会感到有点理亏，有尾巴在政府手里，反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当然，长期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农村实际上已成为了一个火药库，总有一天会爆发的。
   夜读村干部的会议记录、工作笔记（下午叫村秘书收集），了解绍庄村2000年的工作情况。由于该村除了党支部有一本《组织生活记录本》外，村委会没有统一的会议记录本，要了解该村的工作情况，也就特别困难。除非将所有的村干部甚至一些小组长的工作笔记联系起来读，才能大体了解他们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
   整理完这些资料，已是元月3 日早上2 点30分。南岳后山的冬天的确很冷，当我从这些沉思中清醒过来时，阵阵寒意向我袭来。我想站起来，这时才发现，双脚差不多不能动了。等了好半天，我才能走到窗前。此时，窗外的绍庄村又黑又静，连狗叫声都没有，让人感到有几分恐惧。
   9.3
   1 月3 日早，与周秘书一同前往中湾组。其目的有二，一是参加中湾组李姓老人的葬礼，了解民情民俗。二是到绍庄村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周某家召开座谈会，核实论文考证的有关史实并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听取他们对农村有关问题的看法。
   天下雨雪，泥路难行。一公里多的泥路，使我变成了泥人。
   中湾组李姓老人（70多岁）在前几天逝世，3 日是下葬的日子。其子请了村干部，村干部出面组织了开堂锣鼓队。这个开堂锣鼓队是村里的，现由老干杨组长管理，一般由6 人组成。这是一种习惯。原规定要60岁以上，村里才派锣鼓队。后来逐渐改变了，只要是本村人，到村里面请，村干部就派锣鼓队去，并统一做人情，一般群众去世，是一盘炮再加30元钱，如果是党员加一个花圈由村支部主持开一个追悼会。村里的锣鼓队不收钱。组长还要打太桥（抬人上山），不能收钱。村里面村民，如果有来往，也要送人情，一般是20元，关系好一点是25-30元，叫地方人情。礼尚往来。但是亲属人情就不一样了，最少要50元以上。而农民家办一件白喜事，一般要花1 万元左右，主要是要做3 天到7 天的道场，在这些天不仅要请道士或和尚念经，还要办流水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