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出于斯诺的建议，十二月十二日，我们在临湖轩举行了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由学生自治会副主席龚普生和学生自治会执行委员会财务部长龚维航(龚澎)主持。除斯诺之外，前来开会的还有合众社、《芝加哥每日新闻》、《华北明星报》(天津)、《亚细亚》杂志、《密勒士评论报》(上海)和《大学》杂志等驻平记者六人。至于他们是怎样发的电报，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还是抓紧和斯诺夫妇联系。“一二一六”大游行之前，我们又把一切准备好了的材料交给他们了。这次的集合点是在天桥。斯诺事前登上正阳门楼(就是“前门”牌香烟盒子上面的前门楼子)。等到我们在天桥开过群众大会，向内城进发的时候，他就拍下了一幅具有历史意义的画面。
    以后，我在某些史料书上看见选登这幅照片的说明，往往误为十二月九日。其实，这是“一二九”运动中北平学生的第二次大游行，即“一二一六”大游行。
    斯诺夫妇对“一二九”运动很有感情。一九六○年斯诺重访中国的时候还津津有味地回忆往事。他请陪同人员和他去找找盔甲厂。但是，他哪里找得到呢？这里已成为北京站西半部的建筑物了。
    尼姆·威尔士女士还留有许多“一二九”运动中的珍贵照片。她在一九七一年冬重访中国的时候，还和我们一同观赏这些照片。一九七八年她又来北京。这一次带了一个电视摄影小组到斯诺经历过的地方拍摄了一套电视影片。
    这两次，我们都和她发生了一点友好的争论。她认为“一二九”运动是在斯诺夫妇的小客厅里发起的，而我们却一再恳切地告诉她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斯诺夫妇积极支持中国青年的抗日活动，而且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他给我们提供了方便。我们在他的小客厅里结识了我们党在北平地下和已经在党的外围组织肩负重责的领导人。David俞，就是后来的黄敬，原名俞启威，天津解放后的市委书记和市长，后来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可惜，他正当壮年，就在一九五八年被疾病夺去了生命。Yorker就是现在的姚依林同志。斯诺把我们看作普通大学生，这是很自然的。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他当然不知道。然而，地下党和我们几个人却借用了斯诺的小客厅。可以这么说，我们已经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了。
    斯诺是美国朋友。即使是几个中国青年也不能从党外了解党内的活动，而党内是看得见党外的。党要依靠群众，要在群众的掩护下进行活动。党要把党的口号有层次地交给群众，把这些口号变成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这点道理，当时我们并不十分懂得。我们差不多是在一九三六年二月前后入党的。即使入了党，下级也不能完全了解上级的具体工作，而上级是了解下级的。斯诺是我们的亲密的朋友，但是他毕竟还是和我们相隔一层。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斯诺认为“一二九”运动是在他的小客厅里发起的。我们非常感谢斯诺夫妇对我们的帮助。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帮助，这是他们意识得到的。同时这又是对我们党的帮助，这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斯诺夫妇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客观上确实是掩护了我们党的地下活动的。
    一九三六年春天，斯诺已经和我党北平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经过地下党的介绍，斯诺辗转进入陕北苏区。黄华在七月初抛弃了他的大学毕业考试，随后也进入苏区。
    一九三六年夏天，斯诺在保安曾向毛主席汇报他所亲历的“一二九”运动。尽管在此以前毛主席会从平津和华北一带地下组织了解到这次运动的经过，但是，他还是很有兴趣地听了斯诺的第一手材料。
     
    ①自今北京大学西校门入内，北边的一座楼，当时称“穆楼”。
    ②全名是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与斯诺离婚后使用的姓名是尼姆·威尔士(Nym  Wales)，
    ③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公布。
    ④《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下端署名为私立北平汇文中学、私立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天津)、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私立北平燕京大学、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私立天津中西女子中学、私立天津汇文中学。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三月出版《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之一《一二九运动》中收有这个宣言。
    ⑤高名凯，后到法国留学，为巴尔扎克几种作品的译者；归国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九六五年去世。
    ⑥本宣言注明为十二月六日，于“一二九”大示威以后发出，题名为《北平各校通电》。下端署名为私立北平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各班代表联合会、国立东北大学级长会、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三院学生自治会、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自治会、国立北洋工学院学生自治会(天津)、私立朝阳学院学生自治会、私立华北学院学生自治会、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学生自治会、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私立北平今是中学学生会、私立北平艺文中学学生自治会、私立北平崇实中学学生自治会。人民出版社版《一二九运动》一书中收有这个通电。
陈翰伯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
     
    照猫画虎，万无一失。
    虎是理想，猫是现实。
    我对现实非常非常尊重，
    可既然是宣传嘛，
    就不能不讲点理想，
    或者把理想写成现实。
    什么？这不是丢了实事求是，
    而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
漫画
丁聪/洛夫
《中学生》忆旧
    从三十年代开始念中学的青年，很少不知道《中学生》杂志的。可是如今三十岁以下的青年，知道这个杂志的只怕就不多了。因为这个在国家民族危难之秋艰苦创业，在抗日战争烽火之中坚持出版，为广大青年学生服务了三十多年的刊物，和其他许许多多刊物一样，也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淫威下被迫停刊，和读者睽别十几年了。
    《中学生》创刊的一九三○年，我还是个小学生，所以并不是它最早的读者。但它却是我少年时代接触最早的一种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的家和《中学生》编辑部一样毁于日寇的炮火。我作为一个流亡学生，曾经走着和《中学生》同样的途程，在桂林、重庆成为它的作者，回上海后又一度参加了它的编辑工作，因此也算得一个老朋友了。
    最近欣闻《中学生》即将复刊，《读书》杂志又要我写写《中学生》的情况，记忆之舟就把我载回到那遥远的过去——
    我在中学时代，同时上过两所学校，一所是正规的中学，每天按时上课、下课、做作业；一所就是《中学生》杂志，课外阅读，使我废寝忘食，爱不释手。大凡学校里的课程，《中学生》里几乎都辟有专栏。这里的老师们虽然没有见面，文章都写得亲切生动，引人入胜。我本来感到枯燥的数理、生物，读了刘薰宇、顾均正、贾祖璋的文章，只觉得趣味盎然。我本来比较喜欢的语文、艺术，读了叶圣陶、夏丐尊、丰子恺的文章，更觉得美不胜收。《中学生》独创的“文章病院”，专门收治有弊病的文章，分析解剖，指出错误，使读者举一反三，知所纠正。对于当时象我这样初习作文的学生，非但起了预防疾病的作用，而且上了端正写作态度的一课。
    《中学生》的老师们为我们打开一扇扇明亮的窗户，让我们看到知识海洋的广阔和瑰丽，还领着我们涉猎，教给我们正确的学习方法，反对在中学生中提倡续经、宣扬复古，反对记诵教育、食而不化，主张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求得真长进。这种学习经验的传授，使青年读者受用无穷。
    《中学生》的老师们不仅关怀青年的文化学习，也关怀着青年的思想发展。他们曾为“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的数十万中学生呼吁，并在给作者的约稿信中恳切地写道：“假如在你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在这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你将对他说些什么？”
    这一切，又并不是用教训的口吻说出，而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通过这一切，我渐渐地对这些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们有所了解，从治学态度到工作作风、人生态度，都是那么认真、踏实、稳健。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学校里的老师。我多么希望见见这些老师，甚至曾经揣摩这些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会是什么模样，什么神态……
    我第一次见到《中学生》的编者，是一九四一年，在号称“文化城”的桂林。《中学生》迁到这儿，从大32开改为16开本的战时半月刊。我原在桂林新知书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