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广西政治形势更为恶化。桂林生活书店首先被当局“限期停业”，这显然是加紧迫害进步书店的信号。新知书店在广西几位上层民主人士的协助下，赶在国民党反动派下手查封书店之前，把门市部折价转顶给广西建设研究会主办的文化供应社，原有工作人员大部转移过去，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在当时是一种复杂的斗争形式，保存进步出版力量的一种对策。那时候邵荃麟、傅彬然、宋云彬等同志都在文化供应社工作。邵荃麟主编《文化杂志》，傅彬然负责编辑部，宋云彬负责出版部。傅彬然和宋云彬同志还兼着《中学生》的编委。在这种情况下见到他们，心情自然分外激动。
    我很快发现，《中学生》变了，随着时代的浪潮变了。如果说，初期的《中学生》偏重文化学习而兼及思想启发，那么，战时的《中学生》已经把重点从文化学习转到思想政治方面，着重了团结抗日、民主进步的宣传。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环境的限制，《中学生》不得不采取“稳健”的姿态，但立场一贯是站在进步方面。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卑鄙无耻地倒打一耙，反诬新四军“叛变”，同时严密封锁报刊消息，不让人民知道事实的真相。《中学生》发表的宋云彬《抗战四周年的回顾》一文中，却提到“本年春间，江南发生了不幸事件”，向读者透露了消息，表明了态度，向国民党反动派抗议，也是舆论界的一个胜利。
    在我的印象中，桂林《中学生》杂志社原先是没有设编辑部的，社长叶圣陶远在四川，傅彬然、宋云彬都是兼职，负责约稿、看稿，只有另一个编委唐锡光在开明书店负责编排、出版，后来才增加了覃必陶、王知伊同志，组成编辑部。傅彬然同志喜欢把文化供应社的一些年轻同事叫做“青年朋友”，和《中学生》杂志上对读者们的称呼一样。因此，我们听到傅彬然同志这样称呼我们，也就感到十分亲切。傅彬然同志对我们这些青年朋友，确是真心诚意地关怀培育。他看到我自学英文，就把《莫斯科新闻》上的文章交给我试译，又把我的译文拿去请人校正后在《中学生》发表。他为了鼓励我写稿，还经常找一些读者提问来叫我解答，写好后在《中学生》发表。这对我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了翻译，先要弄通原文，还要锻炼中文的表达能力；为了解答问题，先要自己理解，还要力求说服别人。傅彬然同志对于我那些靠查字典翻出来的译文，靠抱佛脚写出来的解答，从不厌弃，而是耐心批阅，细心辅导。我就是这样在傅彬然同志帮助扶植下成为《中学生》的作者的。
    一九四五年，我以青年作者的身分，受到了《中学生》主编叶圣陶同志的接见。湘桂撤退以后，许多文化团体都撤到重庆。《中学生》编辑部就设在重庆开明书店楼上。在初期《中学生》那些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中，叶圣陶同志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然而闻名不如见面。当他出现在我面前时，那一身长衫、一双布鞋，朴实大方，完全是民族气派；那一对长眉、一副短须，完全是长者风度。特别是那长而浓的眉毛，覆盖着若有所思的眼睛，显得十分庄重。我想，这大概就是寿眉吧！还有那沉稳的表情，谦和的神态，处处让人感到这正是《中学生》的风格。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因为天热，还扎了两根小辫。面对着这样一位私淑已久的长者，不免有点拘谨。至于叶圣陶同志，对于象我这样的青年读者，自然见得多了。他说话不多，傅彬然同志向他介绍我的情况，他只频频颔首。此外就是鼓励我多写。
    这次会见后不久，我进开明书店当了校对。按照开明的惯例，吸收到编辑部的青年，一般都先做校对。因为这项工作可以培养认真负责的作风，练出一些基本功。校对组和《中学生》编辑部同室办公。我发现叶圣陶、傅彬然同志都兼管整个书店的编审工作，专职编辑只王知伊同志一人，除约稿、发稿以外，还要处理来信来稿，编发“读者之页”。叶、傅两位对刊物抓得也很具体，审稿严谨，特别在文字方面非常审慎。我看《中学生》的校样，看到叶圣陶同志的原稿写得干净整洁，从不乱涂，字迹一点一划，一笔不苟；青年读者被选用的原稿，也大都经他亲自审阅批改，尤其是我自己的稿子，经他审阅批改，一些潦草的字他还用墨笔替我描工整了，往往使我羞愧脸红。我过去写字一味求快，有的笔划只是带过算数。此后虽然有所改进，总没能做到象叶圣陶同志那样工整。
    我以前确实想不到，这个在广大青年读者中享有崇高威信的刊物，编辑部里人手竟会这么少。后来才知道，这正是《中学生》的传统之一。从三十年代初创时期起，编辑部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负责。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学生》复员回上海，有一段时间，专职编辑王知伊另有任用，由我接替他的工作，先后协助傅彬然、张明养同志处理日常编务，得以对《中学生》编辑部的前辈们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他们是实际的教育家，但不是取教训态度的老师，而是取辅导态度的顾问，以青年为朋友，“愿意把自己融和在青年队伍里，共同作‘长期的锻炼’，共同‘担当’那‘艰巨的工作’”，“共同在此时此地的人生大道上前进”，并且“只觉得融和在青年的队伍里是我们的安慰，跟并世的青年们心心相印是我们的欢快，所以不怕阻碍跟困难，宁愿干这个事业。”(叶圣陶为重庆《中学生》写的卷头言)
    他们是热忱的事业家，在编辑部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脚踏实地，以身作则，放手让青年编辑在实践中锻炼，有合理的建议欣然采纳，对可用的稿件热情支持，有忽略的地方及时提醒，有弄错的地方予以纠正。方向明，层次少，审稿快，效率高。一切为了把杂志弄得更充实，更有意义。
    他们是认真的实干家，相信一切学问行为最要紧在养成良好的习惯，编发稿件不允许有错字漏网，也不允许延误时间。刊物出满二百期时，叶圣陶在《本志的宗旨与态度》中特为写了一段话：“出杂志，标明月刊，每月某日出版，就是与读者诸君订了契约，如期出版是守约，后期即失信。守约是人间的起码道德。”(见一九四八年六月号《中学生》)
    一九四九年一月，叶圣陶、傅彬然同志离沪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上海《中学生》由张明养同志主编。叶、傅两同志到北平后，为纪念解放战争胜利，马上创办了《中学生》的北平版，改用《进步青年》刊名，这显示了他们热忱于事业的闲不住的精神，也显示了他们随着时代和青年们共同前进的愿望。此后，我由于工作调动，离开了《中学生》。他们对我的教导和影响，却一直印在心中，未敢或忘。
    有趣的是，在不久以前，又有机会见到叶圣陶同志时，我自觉已经步入老境，他却给了我一个鹤发童颜、青春焕发的印象。这次晤面，距离一九四五年的首次会见已有三十余年。年逾八旬的叶老，精神矍铄，口若悬河，比当年健谈多了。言谈中对新鲜事物充满了浓烈的兴趣，听来令人振奋。叶老过去常说：“自信还有青年气概。”至今依然。一个愿意把自己融和在青年队伍里的人，是不会老的。
欧阳文彬
忆《中学生》
    在三十年代有一个闻名全国深受青年欢迎的杂志，那就是叶圣陶先生和已故夏丏尊先生主编的《中学生》。它的对象是青年学生，但不仅青年学生喜欢它，连成年的读者也爱读。我自己就曾经是它的热心的读者。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快过去了，但在那上面读过的有些文章至今都没有忘记。一个杂志能够办到这地步，不能不说是它的极大的成功。
    记得《中学生》上第一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是高觉敷先生写的谈行为的合理化。他说如果你早上睡懒觉不肯起床，你必定为自己造出各种辩护的理由，这就叫做行为的合理化。对于一个充满着好奇和求知欲旺盛的青年，而且又从来没有听见过心理学这玩艺儿，这些道理确实太新奇了。因为从来都是把自己的行为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万没有料到隐存在我们的行为下面还有这些看不见的意识活动。由于这篇文章的启发，我后来竟然在年龄还不成熟的时候就找了高觉敷先生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来读。我举这头一个例子是说明一篇写得浅显生动的通俗科学文章对于一个青年人能够产生多么大的影响。那时我又喜爱文学，因此俞平伯先生的《读词偶得》初次在《中学生》发表时，曾经使我百读不厌。记得第一首讲的就是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俞先生那种反复低回的赏析讲解，真使人读来意味无穷。对于青年人，词本来不是易懂的，但由于爱读这些赏析文章，因此对于词也就产生了感情。听说俞先生不久将有一部唐宋词选问世，那可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在《中学生》上发表的文章很多都是一些经常撰稿人写的。这就使编者、撰稿者和读者之间无形中仿佛有一种更亲切的关系。在这些文章中，我还特别喜欢朱光潜先生寄自海外的书简。这些给青年的信后来还出了单行本。今天也许作者会觉得这是不值得一提了，但是作为曾经是它的读者的我，说一下当时的感受也未始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