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这两方面的积累是不可分割的，相辅相成的。于是，由于生活中某一个人物，某一个事件，某一个场景，某一个细节或某一个物件的触发，象出现一道闪光，忽然把过去的全部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都照亮了，都调动起来了，都变活了。经过高度集中的脑力劳动，产生了某一篇作品。这种精神产品多半是指短篇作品而言。说是“偶然得之”实际上是水到渠成。有时一个短篇的产生，往往可以追溯到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积累。
    无论如何，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准备阶段。在文艺领域里，可以找到互相贯通的规律性的东西，大有必要从其他艺术样式中汲取养料，例如音乐、绘画、雕塑、摄影、舞蹈、建筑和电影等等。苏州的园林艺术引人入胜。日本的《新建筑》是令人赏心悦目的一本刊物，可惜后来看不到了。罗丹的雕塑决不是仅仅给人美的享受，它让人思考。贝多芬的交响乐是对真理的探求，对暴力的反抗，对人类的热爱，对胜利的欢呼。人类的文明多么灿烂！我是个音乐爱好者，尤其是对外国的交响乐。在农村生活时，劳动或开会之余，走在崎岖的山径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熟悉的旋律，常常在我记忆中反复回响。没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就谈不上文学艺术的创作！
    《第二次考试》写于一九五六年秋天，发表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副刊上，那时我在上海电影厂工作。这篇散文引起读者注意，被译成外文、选入语文课本、编入多种选本，以后又改编为电影和广播剧，而且还引起一番争论，几乎被当作一面“白旗”。说实话，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
    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我在上海读书、生活和工作，对这个解放前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留下过我许多脚印。我熟悉这个全国第一个大城市。一九五六年上海合唱团招考团员，我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去应试，终于被录取了。我了解全部考试的场面和经过情况。过了几个月以后，听说有一个女学员因为在杨树浦抢救火灾倒了嗓子，影响了考试成绩，最后还是被录取了。这件事在我心里动了一下。我那时经常住在医院里，认识一个医学院的实习医生，朝夕相处，发现这个年轻的女医生身材修长，婷婷玉立，喜欢穿嫩绿色毛衣和咖啡色裤子，全身漫着青春的气息，象春天早上沐浴在阳光里的一棵青葱小树。这就是我从生活中撷取的素材。我花了大约两个昼夜，写了一篇三千字的散文。写完了就往抽屉里一搁，让脑子冷却一下，有空就拿来看看，总觉得不理想。
    顺便说一下，我觉得一篇作品大抵要通过几个“关”，或者说是几次审查。首先是作者审查自己的作品。这一“关”，要把得紧一些，严一些，有时硬要跟自己过不去，自以为非，自己挑剔自己的毛病。第二个“关”是报刊编辑。这一“关”对我们这些作者一般还不难通过。最难通过的是第三“关”，即读者这一“关”。作品公诸于世，读者就是你的审查者，也就是今天所说作品要经过广大读者的检验。最无情的一“关”则是时间。作品有没有生命力，时间老人将给你最公正的判决。如巴金同志的《家》，直至七十年代后期还有它强大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说明它是经得起数十年时间考验的。
    回过头来再谈我这篇小文章。稿子写成后，《人民日报》文艺部来信向我约稿，由于版面的关系，希望作品最好在二千字以内。这就是说我手头刚刚脱稿的一篇散文必须砍掉三分之一，这是一个“大手术”。为此必须重新构思，结构上重新调整，用最经济的手法勾出了两次考试场面。从题材来说，也可写成小说，可是我仍作为散文处理。因为有人物也有情节，篇幅又短，后来也有人在评论时称之为“小小说”。为了不超过两千字，就得“惜墨如金”，从第一段第一句话开始就得抓住读者，于是采用了悬念手法。文章处理时又运用了电影镜头调度，包括对主要人物不同角度的描写。教授凝视那个学生的报名照时用的是一个特写镜头。如此等等。那不是修改，而是一次花了很大力气的重写。写完了，二千字还不到。
    直到现在，我还是很感谢《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们，如果当时没有从三千字压缩成两千字，这篇散文发表后也许只是一篇平庸的作品。我举这个例子说明，文章有时候确实是改出来的。而对一个作者来说，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次严格的考试。文学创作是精神产品，从生活到创作是复杂的精神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散文，最近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小说”。事先我不知道，听完广播才发现作品的背景改成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概改编者认为这样才有现实意义吧。不少听众对这样改动提出了异议。改编是再创造，应该尊重。但既然是改编却又不征求一下原作者的意见，连招呼都不打一下，总不能说这就是对原作的尊重吧!
     
    三
     
    下面谈《临江楼记》，也捎带谈一下《春夜的沉思和回忆》。这两篇都是在“四人帮”覆灭以后写的。
    回想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前，文艺界昏天黑地，乌烟瘴气，我还算是幸运的，由于偶然的原因幸免于难——还能保留我数十年的藏书。一九七○年我的一家被迫下放到农村，临行前“学习班”里一个军代表来“送行”，看到我那几箱书正在搬运，大摇其头，说是：“带这么多书干什么？四本《毛选》就够了。”我哑然，只能苦笑。愚昧与无知使人无话可说。书是我的精神财富，有些书留存数十年，我是一定要全部带走的。山村交通不便，每次到大队开会，就把寄存在大队部的书，用竹扁担挑回去，挑到三里外的一个小队，我“落户”的地方。不知挑了多少次啊！在农村两年的生活，生活在最基层的生产队，确实学会不少东西，那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然而也是寂寞的，看了不少书，也算是不断增加生活和艺术的积累吧！我还是孤独地继续走我的文学道路。
    风云变幻的一九七六年，悲恸的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清明节，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事件。后来朱总司令和毛主席又相继与世长辞。动荡的九月，乌云翻滚，人民忧心忡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中国往何处去？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全国人民都在思考。九月下旬，我们到闽西去组织一批稿件，以纪念毛主席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老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我在福建那么多年，全省跑了不少地方，唯独没有到过闽西。这是第一次，也是不平凡的一次旅行，后来一年内去了三次。奔向老区的路上，看了不少革命旧址，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叶帅和陈毅同志当年在闽西进行革命斗争的地方。上杭县，是我们行程的目的地。
    在路上，听说上杭有一座临江楼，俯临汀江之水，不由心里动了一下。据几个老同志介绍，其中也有当年的老红军的回忆，传说毛主席的《采桑子·重阳》就是在这小楼上构思成篇的。也有人说在其他地方，几种说法，莫衷一是。根据人们提供的历史材料和老红军的叙述，诗篇写作的时间、环境和细节，都是真实可信的。当然，谁也找不到确凿的文字记载可资证明，我也只能加以推测。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倘若《采桑子·重阳》不能跟这座临江的小楼联系起来，我是否还有写作的激情就很难说了。
    从我们住处到临江楼，不过步行十几分钟。因为忙于看稿，直到第三天我才去瞻仰一下，觉得这座楼的本身就是很有特色的革命文物，马上引起不少联想。靠着小楼的一棵大榕树，枝叶纷垂，满树浓荫覆盖着汀江。这条江就象一条历史长河伸向天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心情是沉重的。一九七六年国庆节的报纸头版刊登了一张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总感到很不寻常，从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夹缝消息”，感到这里面大有文章。接着，相熟的作者中间在传说一些消息，这消息很快得到证实：华国锋同志和叶剑英同志等中央领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随着兴奋和激动的浪潮，带来了万千思绪。在这个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汀江之畔，又处于这样重要的历史转折的时刻，我觉得有一种极其庄严的历史感。
    这就是《临江楼记》写作的时代背景。我在上杭的时间不长，登临三次临江楼，三次心情都不同。决定写这篇散文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人们如醉如痴的庆祝热潮中，我在临江楼的最高处，迎风伫立，思考革命者的人生哲学。中国人民被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压迫得太重太久了！十年来是一个历史大悲剧。长夜漫漫，现在黎明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出现了。
    这篇散文引起读者注意，被广泛转载，编入多种散文选集，译成英文法文，并作为教学材料。我想这是由于写出了自己真实的思想和感情，也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思想和感情，因此得到读者的强烈共鸣。至于我在生活中选取的素材，比如说一座楼，一条江，一棵树，一片菊花，一次握手和一次挥手，赋予它们以内在的意义，以及全文的立意、结构和表现手法等等，我在福建师大已谈过一次；我们的语文老师比我谈得更多更详细，发表了十多篇分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