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这些用书信形式写的文章，文字亲切流畅；也并不是怎样高深的道理，就象对着一个知心的朋友谈话一样，可是它又不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就在青年人的纯洁的心灵中投下了令他神往的东西。我常想如果今天我们也用具有同样风格的文章跟青年谈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那一定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
    后来《中学生》又增加了卷头言。现在期刊很少利用这一形式，但我以为这实在是一个期刊借以发表它的看法的很好的方式。《中学生》的卷头言每期三四篇，每篇字数不过头二百字，选择的题目都是当时青年关心的问题。这些卷头言写得简洁有力，我那时只觉得篇篇都能算得上标准的好文章。因为对青年人谈他们关心的问题，态度的诚挚恳切自然不用说了，更难得的是它的文章风格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我想那必定是出于几位老编辑的手笔吧。《中学生》还有专门选刊学生习作的一栏，全用最小的六号字排。这里面也确实很有几篇写得很出色的文字。我只记得印象最深的是一篇署名苏州景海女中学生的作文，内容好象是写下雨的景象，总之文字流丽，富有色彩，已经看出具有高度运用文字的能力。也许正因为我那时也还在写作文，所以对于一篇好的作文不免感到羡慕，感受也特别敏锐。这篇作文的作者后来终于成了有名的记者。看来编者的奖掖不是徒劳的。  《中学生》是一个有独特风格和特色的杂志，应当说每一种杂志都必须这样。但是《中学生》特色中的最大特色就是刊出的文章要写得好。我在上面举的这几个例子，正说明因为文章好所以历经数十年还留在记忆里。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中学生》颇为独特的叫做“文章病院”这一栏。所谓病院顾名思义就是把坏文章当重病号拿来开刀治疗。要知道那是反动派统治的时代，昏庸无耻的反动派却偏要高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想想这对当时青年带来多大的毒害。有意味的是这些内容反动的文章恰恰又正是文理最最不通的，不过尽管这样，它们却都堂皇地登在大报上。文章病院拿它一开刀，可把这些弊病百出的文章批得体无完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出足了洋相。这么一来，青年人既看到了什么叫做坏文章，而它的反动内容经这么一示众也就得到了彻底的批判。所以说《中学生》的文章病院在当时是有着战斗的意义的。
    《中学生》每到暑假象学校一样休刊两个月，全年只出十期。它的开本也只是小小的32开。不过封面图案却也出于名家之手，记得每次看到新图案新色彩的封面时，心中总禁不住的觉得欢喜。在那时多数有点名气的杂志都很重视封面设计，这一点仍然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
    三十年代中期我就上北方读书了，虽然也已经不再是中学生，但我还继续当《中学生》的忠实的读者。不久芦沟桥炮声响了，在战火中《中学生》跟全国杂志一样都不得不停刊了。以后它又复刊过，但不唯开本封面不同，内容似乎也失去了原来的特色。《中学生》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的使命。对于这个曾经象是良师一样的杂志的消逝，在我总觉得是很大的憾事。
    如今我们又进入了一个为实现四化而奋斗的伟大的时代，我们的视界比之三十年代是根本不同了。于是我想起那千千万万渴求知识的青年，我们难道不能为他们办一个象《中学生》那样有质量的刊物吗？当然要给青年人讲的内容有所不同了，青年人所要献身的理想也更崇高了，但是老一辈编辑那种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办好杂志的精神却是我们应当认真学习的。这也就是我久想一抒的对于《中学生》的怀旧心情的主要原因。
鲲西
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840-1978)
    本图集于一九七六年初版发行后，不到一年即全部售罄。增订新编本现已出版。全书图片一千九百余幅(内彩色数十幅)，各阶段历史均有文字概括介绍。书中又有大事年表，所记自一八四○年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开本硬面精装。定价港币一二○元。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湾仔庄士敦道三十号地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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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与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苏州的一次谈话
    一 
    我写的东西不多。出过几本集子，都是小小的短短的散文，数量也很少，实在是微不足道。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生活和时代的记录吧，即使记录的仅仅是一个侧面，留下的仅仅是一朵浪花。从时间上讲，要回溯到四十年前。一九三七年我还是十五岁的初中学生，小学毕业不久，有感于旧社会学生毕业即失业，写了一篇五千字的散文。这是我开始学习写作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当时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文艺专栏上。那篇习作的题目叫做《路》。想起来倒还有点意思，不管是多么漫长曲折，荆棘丛生，障碍重重，我就是从这样一条艰难的道路走过来的。是文学道路，也是生活道路，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了。
    人的一生，总有几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又总是跟国家和时代紧密相连。拿我自己来讲，文学创作大致有三个转折点。
    第一个时期是在抗战初期。我在上海读高中时，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沦为“孤岛”。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主义浪潮自然也把我卷了进去。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上海各界救亡协会组织了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秘密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慰劳。这个代表团由上海工人界、职业界、文化界、妇女界四个救亡协会和海关华员组织、浦东郊区农民代表七人组成。同行的还有进步美国新闻记者杰克·贝尔登。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过此人。负责沿途照料的是我童年时熟悉的一个朋友，一个年长的共产党员，经过安排让我有机会参加了这次慰问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我们从上海出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皖南的革命根据地，在那里度过了令人振奋的一九三九年元旦。次年春天，我回到上海，配合党对外的宣传任务，把这次难忘的见闻，写成了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用文艺形式反映了新四军的斗争生活。这些文章，约六、七万字，编成一个集子，书名《青弋江》，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这个阶段，也是我在文学道路上最初的探索时期。
    第二个时期，一跳就跳到一九五六年前后。虽然在整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作为记者和自由投稿者，我也写过新闻特写，采访报道，读书随笔，专栏文章，诗和小说，乃至话剧和电影剧本等等，但所有这些，只能算是日后创作的一种准备，大部分作品和时代及社会的联系不够紧密，生命力不强，显得苍白。可是在文学语言上倒是下过一点功夫的，有几年我天天不得不跟文字打交道，每天写下几千字，过的是道道地地的“亭子间生活”。
    解放后，在上海长期从事电影工作。五十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舞下，我又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从《第二次考试》、《两姊妹》等散文开始，到一九六六年先后出了两本散文集和一本报告文学单行本，还有两本少年儿童读物，一本幼儿读物。
    第三个时期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霸占文坛时期，十多年时间只能沉默。沉默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这十多年来的中国是惊心动魄的。就我个人来说，光是被迫搬家，赶来赶去，住过的破房子不知有多少处，最大的一次是被赶到农村去“安家落户”。过去数十年我住在上海，第一次把家搬到闽北山区农村时，对比是强烈的。住在偏僻的小山村里，天天和劳动繁重而生活贫困的农民住在一起，发现村子里不少上了年纪的农民都是驼背，是各种各样苦难的重担把农民的脊梁都压弯了。我们的人民多么善良，而过的又是什么生活！农村生活让我思考了许多社会问题。虽然我没有动笔，也不允许我动笔，但却不能禁锢我的思想。我想了许多。即使在最黑暗的年月我也没有绝望过。我坚定地相信，“四人帮”倒行逆施是决不可能长久的。
    “四人帮”倒台后，举国欢腾，欣喜若狂。恰好那时候我又在红军创建时代的革命老根据地上杭县，于是我又拿起了笔。从去年一月到现在，近两年时间，连续写了十几篇不同手法的散文，这在我过去也是比较少见的。这第三个时期来之不易。《临江楼记》是我十几年来压在心头火焰的一次喷发。这篇散文写于“四人帮”灭亡后不久，发表于《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一月底，是横扫四害后一篇较早与读者见面的散文。
     
    二
     
    这次要我谈一谈《第二次考试》和《临江楼记》的创作经过，主要是供教学上的参考。
    我想，创作前大抵都有个准备。“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是周总理对文学创作说过的一句话，有很大概括性，耐人寻思。不久前我在福建省文联扩大会议上谈过我的一点看法：长期积累至少包括两方面，一个方面是文学创作要有长期的生活积累，要有很多很多鲜明形象的积累，这是主要的。另一方面，必须具备艺术才能和艺术技巧，这艺术技巧也要靠长期下功夫，孜孜不倦，才能积累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