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象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是祁承，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淡生堂的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彪佳的哥哥。辛亥是康熙十年。乙酉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死。祁家诸子图谋兴复故国，组织抗敌力量，被人告发，破家。淡生堂的藏书就在此时散佚了。那详情在黄梨洲和全谢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祁氏诸子佞佛，骏佳尤甚，常常把家藏书籍随意送给和尚。不过一些先世手泽还珍重保藏在家里。这一本《老子全抄》和另一本《易测》，就因为是承少年时的读本，保存下来了。这两书写手都极精，不象是抄书人的手笔，应是万历以前写本。卷中有朱笔、蓝笔圈点，是出于祁承之手的。八千卷楼曾有淡生堂抄本《蝶庵道人清梦录》一卷，卷首有“旷翁(承)题，男骏佳书”的跋语，就都是这一类的“淡生堂抄本”书。
    这两行跋语，中间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斗争故事，但跋文本身却一些都不曾透露，这是当时政治情势下必然的产物。祁骏佳不象李清照，虽然逃来逃去，到底还在南宋的版图之内，所以还能畅所欲言地发挥家国之痛；这在祁氏诸子就不可能，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淡话”。
    清代著名藏书家留下的题跋是很多的。如何义门、吴尺凫、鲍以文、黄荛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钱竹汀……，这里只是随手拈来，自然还有很多漏略。不过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他们都已将兴趣集中在版本、校勘上面，学术性的成份在他们的跋文中空前增大了。他们的劳绩是值得重视的。至今，在涉及版本目录之学时还不能不时时求教于他们的著作。这中间自然也有一二位是别有特色的。如鲍以文，他平生收藏、刊刻了大量的古书，但他并非完全是书呆子，他爱刻宋元人集，如汪水云的诗，这中间并不是毫无用意的。他也是个有风趣的人物，我有他所校的元人集，不只是卷中朱墨杂下，在每卷之后，还记下了何时、何地校毕此卷，还随手记下了气候、风物、人事……，是很有文学意味的随笔，较早的严虞也喜欢这样做，他在川江舟中读苏诗，每卷后的跋文，几乎就是一篇小小的游记，集在一起，就是一卷很好的出蜀日录。
    黄荛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估、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虽然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他的题跋已经被搜辑汇刻为厚厚一叠，他曾经跋过的书的身价也被抬高到不可思议的荒谬高度。不管是怎样的破书，只要有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这则是很没有道理的。
    我记起了二十几年前偶然得到一部《王注苏诗》，是万历刻本，是很普通的书，印本也很不好。不过这是翁同的批校本，从常熟翁家散出的，书中有许多跋语特别有趣，曾随手抄下，也至今不忘。这书先有虞山钱简臣的批语，翁常熟又借得严思庵的评本，用紫笔过录下来。翁的题跋是这样的：
     
    “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获观。”
     
    “评点极矜慎，而于鄙意有未尽合者。余粗疏任气，老将至而未知所裁也。雍正辛亥距今百六十六年，展卷兴感。记。光绪庚子五月。”
    “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简臣批点，丹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甘年矣。钱公于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
    “思庵先生古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余削籍归田，生计日迫，然犹有书画数箧、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士鎏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卿侄舍以居，书室如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动。
    翁同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四月二十七日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熟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禀奉旨驱逐回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禀知：本月同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皆亲笔”(《石屋余渖》)。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幸而早生七十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在乡下读苏东坡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与翁同同时或少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题跋作者。如沈曾植，收入《海日楼题跋》中的藏书题跋，大半论及版本源流，应该归入学术性一类，不过他的文字写得好，有一些是可读的散文。他是“遗老”，文章中带有浓烈的遗老气与寒酸气，有时十分可笑。如后来成为“四部丛刊”底本的《中兴闲气集》和《河英灵集》，就是他的旧藏，但在影印时，他的题跋却被删去了。收入《海日楼札丛》的也不完整，查原书，在“甲寅三月……”之前是被灭去了“宣统”二字的。甲寅是1914，已在辛亥革命后三年了。沈曾植和其他一大群遗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还在奉着“逊清”的正朔。又过了七年，许多遗老在“宣统辛酉正月万寿节”(按即溥仪的生日)，又在沈的家里聚会，还在这两部书上写下了“观款”。遗老的名单是“冯煦、王秉恩、邹嘉来、余肇康、吴庆焘、朱祖谋、郑孝胥、王乃征、章、杨锺羲、胡嗣瑗、陈曾寿、陈曾任、沈曾植”，共十四人之多。这些，在商务印书馆影印时，就都灭去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见原书，是不能发现这种有趣的差异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两条经验：一，一切影印本，不只是“四部丛刊”，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削、改动，作为历史资料，还不是可以完全凭信的。二，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
    最后，不能不提到郑振铎。西谛是有名的藏书家，也喜欢写题跋。从他的题跋文中人们可以接触到他对书籍爱好的真挚的心。他在题记中经常会写下“大喜欲狂”、“为之狂喜”、“惊喜过望”这样的词句，只要与西谛相熟的，都会知道这些都是他得到一本满意的书以后真实心情的写照，不是做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