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命割凤山等鼻舌，熬熟，俾迪食之。迪吐唾之，益肆指斥。俱凌迟而死。
     
    以明代人写明代事，既有见闻切近的一面，又有顾忌时禁的一面。所以往往要于赞叹建文诸臣忠义之余，又来赞叹成祖的宽仁厚德。但这种赞叹又往往变成嘲讽，也许并非作者的本意，而其客观的效果却总是如此。《革除遗事》卷一把“洪熙初元”的一篇《御制大明神功圣德之碑》抄了进去，特别有趣。碑文说，燕王在被建文的奸臣造作诬谤之后，“省己不愆”，坦然处之。上章自白，格不得达，于是只得带同护卫将士，朝京师面奏。在建文元年(即“革除”后的洪武三十二年)七月从北平出发，走了整整三年，直到建文四年(即“革除”后的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才渡过长江，到达南京。正欲趋朝，而建文帝突被奸臣胁迫自焚，“皇考闻之大惊，发众驰救，至已不及”。源源本本录一通仁宗皇帝的御制碑文，确有“不着一字，全得风流”之妙。
    看了《革除遗事》和《备遗录》以后，更明显地见出文征明的感情之所向。他同情建文诸臣死难的酷烈，痛惜史传的零落，长期关注着朝廷的禁忌随同时移世改发生的变化，对陆续梓行的有关著作都不放过，对这些诗文的作者充满了高山景行的慕仰之感，他自己也在收集材料，渴望有所表述，但是不免顾虑重重，欲言又止，最后，在读了张企斋的《补赞》之后，直抒胸肌，写下了“某，末学晚生，知慕前烈，亦尝窃识一二，而不能有言者，不敢言也。因读斯赞，辄书于后，以识吾愧”那样令人低徊不已的话语。
    人们偶获旧书，有时候能得到意外的欢喜，那就是发现先前的读者在书上写下了他的读后感。因读文征明的题跋，不禁引起这种想望：愿广大读者都来写作这样的小品，并望编辑出版机构能汇印有价值的题跋。
谷林
新本“二十四史”的校勘
    “二十四史”是冠盖我国史坛的煌煌巨著，它的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历时四千多年，其中保存了系统而又丰富的历史材料，成为研究我国历史不可缺少的基本文献。长期以来，人们盼望看到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现在这一愿望实现了，中华书局用统一的装帧出齐了全史。这是“二十四史”流传过程中最新的本子。
    翻开新本“二十四史”，一目了然，它的整理工作主要有二项，一项是标点分段，另一项就是校勘。
    前人说过：“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所以，对于阅读“二十四史”的人来说，能否提供一个质量好的校本是很重要的。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书《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代，到现在，迭经传写翻刻。即使最后一史《明史》，杀青于清雍正年间，乾隆四年初次刊行，至今也传布了二百多年。由于作者的笔误，抄写刻印的讹脱，流传中的散佚，加上封建统治者有意的窜改，就使每一史都出现程度不同的讹、脱、衍、倒。有时增减一字，弄得人们迷惑不解，甚至使史实走失了原样。殿本《周书·赵肃传》载：肃于“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转监。”什么是“廷尉天平”？历代从未设置此官。如果“天平”二字属下句读，也于史实不符。其实“天”是衍文。据《魏书·官氏志》第六品有廷尉正、监、评。廷尉平卑于监，所以过了一年赵肃转为监。这里只是增出一字，就使人不解其义了。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校勘“二十四史”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二十四史”最后形成于乾隆年间，在新本出现以前，虽然有过几次印行全史，但就版本而言，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即乾隆时武英殿校刻本和商务印书馆在1930年至1937年印行的百衲本。后者意在保存较早的版本，只对个别史文偶或改正，基本上没有作校勘。殿本倒是作了校勘，卷末附有“考证”。遗憾的是校勘粗疏，考证多误，字句错误和脱叶错简，屡见不鲜。《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明代监本《史记》删节张守节正义，但查考殿本，正义整条脱漏和部分脱漏的条目也有近百条。对《汉书》颜师古注，也有大量的删芟。尤为恶劣的是，对《元史》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窜改，有些地方随意增删文字，改译口语为文言。洪武本《泰定帝纪》记载的即位诏，都是直译口语，乾隆四年刊本还保留了原貌，四十六年全部改译为文言。乾隆帝以原书译名舛误为口实，命令馆臣重加修订，对人名、地名、官名、物名作了许多改动。当时没有另镌新版，而是草率地在原版上剜刻。有时改动的名称与原来的字数不相符合，便损益上下文。封建文人向来称颂乾隆时期是“稽古右文”的“盛世”，可是“二十四史”却在“盛世”有过这样的厄运。
    今天，“二十四史”传布过程中遭遇的厄运一去不复返了，经过整理的新本，与殿本迥然不同，给人一种面貌一新的感觉。这固然由于有了标点、分段，但也与整理者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校勘工作分不开的，据粗略统计，《元史》校勘记有二千六百多条，《宋史》多达四千多条。经过校勘，多少年来以讹传讹的误文得到改正，脱落残缺的文句得到增补，窜入史文的衍字予以删除，错乱倒置的史文得到乙转。不少过去的疑滞，经过整理者的校订，都迎刃而解，大大方便了读者。我们仔细阅读校勘记，就会感受到整理者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着手校勘“二十四史”，首先要解决工作底本问题。古人校书，有一种不良的风气，盲目相信古本。当然，一般说来，刻本越早，错误也就少一些。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某些古书经过后人整理，晚出刻本的质量反倒高于宋元旧椠。所以，一个负责任的校书家，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择善而从。新本“二十四史”的整理者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选择底本的。经过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比研究，《后汉书》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作为底本，《南史》、《北史》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元大德本为底本。这些宋元刻本，讹误较少，确定为工作底本，无疑是妥善的。《汉书》则没有选取现存较早的北宋景本和明毛晋的汲古阁本，而是使用了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本。从唐至清，对《汉书》有过两次集大成的整理，一次是唐初颜师古作《汉书》注，一次是王先谦作《汉书补注》。王先谦的补注初刊于光绪二十六年，它备录众说，兼采各家之长，考证比较翔实，作了许多纠谬补缺，不失为《汉书》的一部善本。鉴于这种情况，整理者放弃了宋明刻本，使用王本作工作底本。弃取之间，显然经过了认真的考虑。有了质量较好的底本，就为校勘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就其内容来看，各史遵循着一条原则，即只校史文字句的错误，对于各史记事的疏漏和谬误，都不去涉及。对此也许有人提出异议。但我们认为，校勘作为一门科学，它承担的任务就是厘订书籍文字的讹误，恢复原书的本来面貌。史实的纠谬补缺，严格说来，那是注释和考证所应解决的问题，而不应该要求在校勘范围里加以解决。殿本“二十四史”卷后所附的考证，就没有注意区分两者的界限，有些条目属于校勘，有些条目纯属史实的注释和考证，漫无体例，结果那一项内容都挂一漏万，未臻完善。
    校书质量的好坏，与能否运用科学的校勘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前人在校书实践中，创造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行之有效的方法。新本“二十四史”的整理者根据各史的特点和每一具体问题的要求，灵活地采用了这些校勘方法。
    就全史的校勘来看，整理者把对校作为最基本的方法。所谓对校，就是确定一个误字较少的版本作为工作底本，然后选择本书其它版本来校录异同，判断是非，改正文字错误。这是校书简便而又稳妥的基本方法。新本“二十四史”用这一方法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异文，订正了很多史文的讹脱衍倒。前人使用这种校勘方法，往往喜欢把他本与底本的异同，一一照录，正误杂揉，校勘记繁芜，使人不得要领。新本“二十四史”就没有这种弊病，底本不误而它本误的，一律不撰写校勘记。但底本不误而它本有参考价值的异文，还是加以收录。这既荟萃了各种版本的长处，又使校勘记比较简洁。
    本校也是新本“二十四史”经常使用的方法。本校是指以本书前后相互校证，从中发现和纠正错误。“二十四史”是用纪传体编写的，本纪记载帝王的政迹，列传是人物传记，表谱列书中的人物和史事，志叙述典章制度，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有着内在的联系。整理者掌握了这一特点，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旧本《三国志·孙和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诸葛丰伪叛以诱魏将诸葛诞。”其实这并不是诸葛丰的事。据《孙权传》裴注所引《江表传》：赤乌十年，孙权“遣诸葛壹伪叛以诱诸葛诞”。诸葛丰是诸葛壹之误。整理者发现了裴注所引《吴书》的错误，就以《江表传》为证据予以改正，并在校勘记中说明理由。这种以本书校本书的做法，是令人信服的。
    在对校和本校之外，新本“二十四史”还较多地使用了他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