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子上的男人与女侦探

如果那使你感到震惊，那么就让他这样吧，但是现在，已无必要隐瞒本书材料的来源，也无必要在华盛顿特别行政区你中意的茶楼酒馆吃价格昂贵的午餐时使你感到瞠目结舌了，因为本观察家以维护这个人——乔治·L·普里查德——为荣。这个人已经死了，他为我——和你——留下了他的坦率，他做的事远远超出他对联邦调查局宣誓的职责。
  本书前几章所使用的材料一部分是乔治·普里查德所提供的，另外一些材料是本书作者利用几年的时间挖掘、收集的，这些材料有助于理解导致联邦调查局内一支警察力量形成的一系列事件。允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气候条件是埃德加·胡佛自己造成的，在他统治联邦调查局的48年中，调查局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他个人的痕迹。那并不是说，一个人支配一个机构或公司的方向和风气是不好的——只要那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忠诚可靠的人。这种情形能用在胡佛身上吗？许多密切注意联邦调查局的1976年历史的人和本观察家都有这样的看法，即他的人格心理有严重缺陷，使滥用权力的情况不断恶化。联邦调查局的“秘密工作机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按照特工普里查德的缜密的日记，在他特工生涯的早期他就出席过1970年春天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包括6名年轻特工和罗伯特·班克，他是退休军官，两年前加入联邦调查局任“埃德加·胡佛的特别顾问”。班克在联邦调查局真正扮演什么角色迄今不为人知，但是在那次会议以后，普里查德心里逐渐明白，罗伯特·班克的唯一目的是将局长的计划付诸实行，这个计划是在他的布置之下由一小批精干的人物搞出来的，这些人的道德和伦理观——正如普里查德在他笔记中所写的——“将不会同消灭社会所有的其观点对美国的生存特别危险的人士的计划相悖逆。”
  在那次会议上，特别使普里查德迷惑不解的是班克的评论：“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你们的任务是从事联邦调查局的一项特别机密的任务。许多方面都考虑过了，包括你们参加联邦调查局的时间记录，你们的背景，对你们的评价和心理特征”。
  班克继续解释说，因为由持不同政见者和以推翻美利坚合众国为乐的人所引起的日益不安的国内紧张局势，局长本人亲自做出决定，如果共和国要继续生存下去，采取绝密的强硬措施，现在也许是必要的。
  要记住这一阶段是胡佛感到浑身都是压力的时期。他从20世纪的60年代的活动分子们身上感到了冷酷无情的压力，促使他考虑要把联邦调查局的形象同更高当局心目中的联邦警察力量的形象更为一致。那些认识胡佛的人能够从他的思想观点中证实，胡佛本人就自认为是最高权威。
  现在，著名的胡佛档案逐渐地广为人知了。每一次政府官员甚至是为了一点轻微的违法而遭逮捕时，华盛顿警察局的作法实际上是给胡佛本人抹黑。那些档案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联邦政府——州政府也一样——的机构中，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不受到胡佛私人档案的攻击。这份黑名单在不断地补充，因为联邦调查局为了搜集那些公开反对胡佛和联邦调查局的社会名流的“秘密情报”，在旅馆房间和私人住宅中进行窃听。马丁·路德金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书作者也是这样，他通过乔治·普里查德获悉，他在国内旅馆的活动也被窃听，他的谈话被录音“存档了”。
  按照普里查德的日记，同罗伯特·班克及另外几位特工一起开的那次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会议中间从不使用‘杀害”、“谋杀”、“行刺”和“处决”等名词。相反的是当班克解释联邦调查局特工必须采取那些“最后步骤”时象“除掉“、“使敌人中立”和“使叛徒缄默的最后步骤”这些名词他是一直挂在嘴边的。
  普里查德的笔记也提到这一支精干的特遣队的其它几次会议，在那些会议中，关于美国和联邦调查局日益受到威胁的概念是经常被强调的。普里查德记得，有一次会议讨论胡佛的评论，胡佛认为如果不是他自愿顶住的话，这个国家就会遭到吸毒狂、无政府主义者、轻罪犯以及其它欲使美国毁灭的分子的蹂躏，就象罗马帝国所发生的事情一样。
  普里查德对我说，“令人惊异的是，会上竟然就没有一个人对这种评论持不同意见或提出疑问。”
  我问普里查德，在对付那些对联邦调查局的谴责——谴责联邦调查局被视作为对胡佛和国家的威胁——的运动方面他有什么具体的行动。他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声音低沉，语气悲伤和悔恨。这个人在本质上并不凶狠恶煞。他抛下了一妻一女，这二人我都见过，她们二人都没有发现她的丈夫或她的父亲身上有凶残的性格。然而，他确实杀过人，并不是他生来就会杀人(虽然他的心理状况在他的领导人中一定受到过赏识)，而是因为受他的雇主的指使。要记住他的雇主就是联邦调查局。他曾经发过誓。他爱他的国家，信任它，希望他的国家不会受到损害，而是繁荣起来让他的孩子能享受到美好的生活。他是否对那些命令提出疑问呢？当然，那只是在晚上他想睡而不能入眠的时刻。他要服从命令，小分队里的其他人也是这样，因为他被告知，为了他的国家，为了他的总统，为了他所热爱的国家的未来，他必须服从命令。
  当我写这本节的时候，我认识到我可能要为同样的事，为在所谓的大有益处的借口下为开憎的行为辩护而深感内疚。我原谅乔治·普里查德的行为，因为经过几年的研究之后，我了解他在联邦调查局工作17年的环境。对于我尊敬和维护的乔治·普里查德来说，我也有个人的和自私的动机。没有他，我不可能写这本书来提醒美国公众警惕一支自私的联邦警察力量的危险。是的，1972年胡佛死后，联邦调查局内部发生了变化，向好的方面转化。暴君已经消失，继任者给他们的敏感的职业带来了较为稳定合理的工作方式。这些胡佛继任者对民主表现得具有一定的尊重和敬意。但那并不是说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的现象已经彻底根除。差得远呢。
  当乔治·普里查德死后，搞秘密工作的那帮人继续在“消灭”或“中立化”或采取“最后步骤”，他们的队伍更庞大了，而他们的使命依然如故。
  正如前几章中提到普里查德在联邦调查局17年来所保存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文件是6个月前才从局长助理韦恩·戈姆利的办公室里搞到的，戈姆利是三位局长助理中的一位(戈姆利负责的范围是侦查；其他二位具体负责执法和行政)，这一份文件上标明紧急……错错错错……7564664……
  打印机持续的嗡嗡声停止了。红色和绿色小灯继续亮着，但是理查德·尼莱手稿不再打印出来了。打印机上印出一连串的Ｄ字，这是普通电子计算机的奇特的打印符号。
  克莉斯汀·萨克西丝的窃听中断了。
  打印机的屏幕上出现了空白，只有等待打印的空白纸张的绿色轮廓。
  “怎么搞的？”萨克西丝拨弄开关检查线路的时候喃喃自语。
  她断定机器没有故障。
  她想在明天去火岛找理查德·尼莱的时候找到答案，找到许多其它问题的答案。 
  
第二十七章
  上午7点钟的时候，华盛顿特区阳光明媚，空气爽朗清新，但是当泛美航空公司的喷气式班机于8点15分抵达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却是大雨瓢泼而下。
  第一辆租来的汽车发动不起来，换了一辆车子才开动了，克莉斩汀·萨克西丝驾车朝东驶向湾岸的火岛轮渡口。她下飞机以后，利用飞机场的投币自动复印机，把截获的尼莱传给苏塞兰出版社的材料打印稿复印了一份，把原来的一份藏在驾驶座位下面。她还随身带着尼莱和普里查德合摄的照片，以及她在窃听中止以后写下的一些笔记和问题。
  当她将汽车驶入停车场、看车人递给她一张收据的时候，她才感觉到她多么疲倦。她找到一块空间将车停下，熄掉引擎，头靠在椅背上合上眼睛。
  一个想法涌上她的心头：她还担心什么呢？局长助理戈姆利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使她脱离了困境。她可以到蒙大拿州去，干一份好差事，让过去几个月的事消失在朦胧的记忆中吧。
  联邦调查局显然满足于它编造的普里查德是外国恐怖主义分子杀害的故事。那是它的事，何必去管它呢？
  她想到她父亲生前传授给她的哲学，即一个人存在于宇宙间犹如沧海之一粟，同一片树叶、一只蟾蜍、一粒沙子和一滴水共同享受宇宙的滋养。她是微不足道的。不，不是那么回事。她是重要的；她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生活是不可信赖的，它现象一笔临时的债务，度过一天就象是分期偿还了一笔债务。按时付款被视为决定着一个人的永久的信用程度。
  一想到她的父亲和母亲立刻使她悲喜交织。他们现在会想到她吗？她常常希望她们还活着，能一眼看到她获得成功，至少是根据她周围的社会的标准所指的成功。他们是值得骄傲的人——正是那样的。那就是她为什么要呆在那儿，呆在一处停车场准备前去同一个名叫理查德·尼莱的作家对质有关他同乔治·普里查德案件的问题。这同普里查德无关，她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