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继死去的人

完全不明白，你的心为什么开始哭泣，是怜悯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还是害怕新的病毒大流行。在第一种情况下，你为无家可归的动物建一处栖身的窝。在第二种情况下，你就捐钱研制或者购买新疫苗。但无论如何，必须是你感到你不能不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需要的那个机遇。然而有意去找花钱的机遇是愚蠢的，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喜悦。”
  亚历山大34岁仍然未婚，因为爱情换金钱的经验给他留下了太深的痕迹。他有过很多姑娘或者女人，早秃是他外貌上惟一的缺陷。但是当他用“遗产”来考验在他看来适合当妻子的女友时，每一次都看见贪婪的眼光。在知道遗产之后，她们的情感变得更加热烈、更加细致，而说出来的话语则更加热情，更加露骨。他却立即觉得寒心、乏味甚至反感。人们为什么如此喜爱不是自己挣来的金钱呢？他理解，非常理解那些人，舍不得花靠多年来日复一日辛勤劳动所得的每一个戈比，甚至这些人表现出来的令人厌恶的吝啬和贪婪也没有让他生气，虽然他自己并不是守财奴，喜欢给别人送礼物，出手大方。但是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了得到别人积攒的钱，怎么能不顾世界上的一切，不顾脸面、亲情、人格和良心。即使自己已经在世上活了34岁，当上了科长干到了少校，他对此仍然不能理解。就是说，他仅仅从纯理论上懂得这种事情在人世间随处可见，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可是真正面对具体的人和事时，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能。不能就是不能。
  这天夜里，她躺在床上完全不能入睡。当然，躺在床上可以让白天过度疲劳的身体得到休息，但是精神却很兴奋，一遍又一遍回想起妹妹和奥列格。为什么如此突然？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同时离她而去？他们两个人谁都没有错。娜塔莎被绑架，奥列格遭谋杀。为什么命运要让她承受一个又一个打击，不让她明白是怎么回事，不让她有喘息的机会？这不公平，不能这样，她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她也有感情也有喜怒哀乐。或许，上苍俯视着她，以为她既然这样勤奋努力，不知疲倦，是不是她的内心里除了肌肉和筋骨别无其他，空白一片？伊拉不相信上帝，也怀疑根本就没有上帝。当然，有的只是人人都清清楚楚知道的东西。
  她不爱奥列格，甚至就没有爱上他，只不过是感激他的同情，感激他每天晚上都来等她，让她在“格洛利亚”的工作人员眼里变成了一个有人追求的正常的姑娘；感激他有时上楼到她的房间里去，让她忘记简陋的衣着和脸上讨厌的丘疹；感激他张罗着要带她去看大夫甚至打算支付治疗费用，如果需要的话；感激在深夜的大街上短短的漫步中富有人情味的谈话；感激他不说大话也没有许诺什么，只是每天晚上都来说说话，尽管不多。伊拉也非常可怜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年轻、漂亮、善良的人，很快就要有孩子……她可怜奥列格的妻子，虽然她连她叫什么都不知道。
  突然，她的心里一激灵。今天到“格洛利亚”来的这个家伙是什么人？要知道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说。万一他说谎呢？要是奥列格根本没有牺牲呢？他不过是为了向她打听什么，所以才编了一通奥列格的话。也许，他是绑架娜塔莎的那些人派来的呢？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叫什么……他昨天一大早跑来警告她，可能有陌生人要来盘问她，天哪，可是这个男人到底叫什么名字？！
  由于对自己恼火，伊拉差一点没有放声大哭。随后她想起来，他给了她一张有电话号码的卡片。她把它塞到哪儿去了？大概是口袋里，再没有别的地方好放，她出门扫街时不带手提包，因为什么也没有，她费劲地从薄薄的旧被子（还是她小时候妈妈给她盖的那床被子，现在她把好被子都给了房客，让他们铺床用）里爬出来，拉开灯，抓过她早晨出门时穿的风衣。谢天谢地，卡片找到了。这不，是科罗特科夫·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电话号码都是五位数，有意思，半夜里能打其中的哪一个电话呢？要知道会闹得很不方便，把全家人都吵醒。不错，他亲口说过，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打电话，不必客气。话可是说得轻巧……而且她要在半夜里打电话也不太容易，电话挂在过道里的墙上，拉不到房间里来，伊拉不想让房客们听见说话。之所以不想，原因很多。房客看好她的宿舍是因为这里安静，也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听见他们的女主人半夜里给民警分局打电话。此外，这位科罗特科夫还特别交代不要扩散娜塔莎被绑架的事情。如果她一旦必须用电话说什么……到街边的自动电话亭去，行不行？说是自动电话亭，然而打电话要有磁卡，深更半夜的，到哪里去换磁卡，而且要五百卢布，可以买一个长面包带几块方火腿了。
  只好等到早晨。伊拉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小时，后来拉亮了灯。不，她不能等到早晨。科罗特科夫说的，立即打电话，白天，黑夜，任何时候。这是他的工作，他知道他说的话。既然说要这么做，那就必须这么做，这样做才对。为了案子，为了娜塔莎，他亲口说的，“娜塔莎的安全在我和您的手里，取决于我和您的行为，看我们能不能尽快找到她把她解救出来”。抛开那些礼节，她应该给他打电话，名正言顺。
  伊拉踮着脚走进过道。正是早晨4点钟，大家都在酣睡的时候。没有开灯，她划着一根火柴，照亮写在卡片上的电话号码，取下话筒，用手摸着拨了第一个号码，对方马上就取下了话筒，答话的是一个睡意未消的男子。
  “是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吗？”她用勉强可闻的声音对着话筒说，井用手捂住话筒，让声音不至传得太远。
  他听不清楚。
  “喂！”接电话的男子有些生气了。
  “尤拉·维克多罗维奇。”她稍稍大声了点。
  “是我。”他的回音已经平和了一些，显然是听见了。
  “我是伊拉·捷列辛娜。”
  “发生了什么事情？您说话不方便吗？”科罗特科夫立即就猜测到了。
  “是的。”她小声说。
  “您是在家里打电话吗？”
  “是的。”
  “有人来找你了？”
  “是的。”
  “什么时候？今天？”
  “是的。”
  “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
  “您早晨5点钟上班吗？”
  “是的。”
  “4点45分我在您那幢楼的顶层等您，在顶间门口，您再对我细说。都听明白了吗？”
  “好的。”伊拉轻松地回答。
  回到房间，她又躺在床上，不过没有关灯，反正过半个小时就该起床了，还睡什么觉。瞧，他根本不为她早晨4点钟给他打电话生气。就是说，她做得完全正确。他过四十五分钟到她这里来，她全都告诉他，他也会给她出主意该怎么办。她没有权利自作主张，因为事关娜特卡，就是娜塔申卡，她的妹妹，她毫无行为能力，不能保护自己。伊拉很有自知之明，她的文化程度很低，只上过正规中学七年级，还是凑凑合合上的，寄宿学校的那几年不能算，寄宿学校算是什么学习啊，简直是一个笑话！成天酗酒，滥交，老是互相偷东西，也偷工作人员的。那里甚至连做家庭作业的地方也没有。老师也是一群窝囊废。大概在寄宿学校工作不受人尊敬，到那里去的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人。他们以为，如果孩子们——一群孤儿，那么他们用不着好的学识。于是，她，伊拉·捷列辛娜非常清楚，她没有权利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有工作的人，他们上过学，受过专门教育，有经验。如果他们说怎么做正确、怎么做不正确，她一定得听他们的话。他们不会让人做坏事。
  4点45分，伊拉跑步登上顶层。科罗特科夫正站在顶间门口抽烟。由于激动，她语无伦次地告诉他，昨天有个陌生男人到“格洛利亚”来找过她。
  “奥列格是谁？”科罗特夫这时插嘴问。
  “是个熟人。”
  “早就认识吗？”
  “不，大约两个星期。”
  “他是谁？干什么工作？”
  “他说他是私人保镖。可是昨天这个家伙暗示，好像是在机关里。他说谎，是吗？”
  “奥列格姓什么？”
  “我不知道。”她有些慌神了。
  这段时间来，她第一次突然意识到，真的不知道他的姓。他自己没有说，她也没有问。不知怎么也没有想到过要问，再说，她问他的姓干什么？跟他又没有什么牵扯。
  “但是他那一辆什么小汽车，您知道吗？”
  “不，”她摇摇头，“红色的，外国牌子。我搞不清楚。”
  奥列格开一辆红色外国车，在机关里工作，不过这有问题。特征豪华，有五分之一就够了，不会弄错的。
  “但是他多大岁数，这您总该知道吧？”
  “岁数……大约30岁，可能还小一点。对，他还说过，他的妻子正怀孕，六个月了。”
  不错。是奥列格·热斯杰罗夫，联邦安全局上尉。红色“大众”。29岁。有个怀孕的妻子。明白了，为什么昨天这位来客大驾光临。侦查谋杀案。好吧，侦查吧，没什么可怕的。当然，虽然是同时进行，可以互不干扰。
  “伊拉，他没有骗您。您的奥列格真的牺牲了。我非常遗憾。有人在他的车库里放了爆炸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