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没的世界

玛雅人先在墨西哥谷地定居。此地河湖众多，雨量充沛，而且地下水位也高。他们在这里种植玉米和薯类，先后建立了象库库尔坎（今墨西哥城南）和蒂卡尔（今危地马拉北部佩腾省丛林中）这样的大城市。到形成后期（公元400年～700年），玛雅人已有帝国迹象，据估计他们的都城蒂奥底华坎（今墨西哥城东北48公里）在最盛期的人口，占整个谷地人口（约100,000人）的80%。玛雅人于公元700年放弃蒂奥底华坎，公元909年放弃蒂卡尔，原因据猜测可能是瘟疫，或火山爆发和地震，也可能是中墨西哥的外族入侵，但迄无定论。在本书中，对这问题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公元700年，继玛雅人之后，来了托尔台克族人。他们以军事征战为主，而且嗜好以生人心肝作为祭神的牺牲。在全盛时期，托尔台克人领土有大部分中美洲和尤卡坦半岛，并建都城奇琴伊察（今墨西哥尤卡坦州南部）。托尔台克人虽然是胜利者，但他们明显受玛雅文化的影响。公元1224年，托尔台克人因内乱弃城出走。在这以后，墨西哥谷地中的各个小邦和据湖建城的各族连年争战，直到中美洲北部的阿兹台克族入侵，并于公元1345年据特斯科科湖心岛建城特诺奇蒂特兰（即今墨西哥城）。阿兹台克人接受了玛雅和托尔克的文化遗产，并统率四方的小邦，但好景不长，公元1519年被西班牙殖民军击败覆灭，城市也被焚毁。 
中美洲在历史上虽曾有过上述几个国家的更替，但习惯上都以玛雅帝国作为它们的代表，这在本书中也可看出。除玛雅以外，南美洲安第斯山脉更有一个政治结构严密，城堡建设独特，道路系统发达，农业纺织别具一格的军事强国印加帝国（公元1000～1532年）。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而且也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此地就略而不论了。 
这本小书虽然只讲了4个故事，但牵涉到的考古学者却是为数不少。为了弄清古代世界的面目，他们前赴后继，付出了几代的辛勤劳动，有的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有的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更有的损害了自己的健康，也在所不惜。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篇有趣的故事，不但使人感动，而且也富有启发。这里仅举出几个例子，以说明考古并不如通常想象那样，只是探幽搜奇，或挖坟掘宝的赏心乐事。如果有人竟而成功，他们前前后后为此作出的准备和工作，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切胜利的喜悦，确是来之不易的。 
发掘特洛伊古城的亨利希?谢里曼（1822～1890），本是一个穷牧师的儿子，青少年时受他父亲的熏陶，对荷马史诗中描写的事情坚信是真。从此以后，这一深刻印象就成了他一生不移的信念。所以他后来虽从事商业，并因此发为巨富，但却没有一刻忘记小时的誓愿，有朝一日要排除众议，把特洛伊古城奉献在世人面前。谢里曼在36岁时退出商界，周游希腊、意大利等地，从事实地考察。他的确有学习语言的天才，人们对他所懂的语种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他的学习都是有特定目的的。他真正潜心研究语言和考古，是后来的事，在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金钱。他终于学会了读写英、法、荷、西、意、葡、俄语以及古今希腊文。尤其是希腊文，是他查找资料实现在希腊考古的必要条件。等到谢里曼决定着手以实践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时，他已经是一个50岁的人了。从那以后，一直到死，他对特洛伊共进行了4次发掘，前后经过近20年。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整个这段时间内，除著书外，还随时向英国《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发表报道，以引起世人的关心和注意，从而使“每个有文化教养的人都能共享发现特洛伊的乐趣”。由于他首先创始进行这样的普及工作，谢里曼被誉为“近代考古学之父”，就全非偶然了。 
第一个读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让?弗朗索瓦?尚波荣（1790～1832），只活了42岁。他自小是个神童，7岁就能背诵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大段诗篇。后来受老师的影响，开始对埃及发生了兴趣，立下志愿将来一定要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由于夜不成眠和无休无止的学习，尚波荣损害了自己的眼睛和健康，但他的收获恰也不小，学会了包括希伯来文、阿拉伯文、古今叙利亚文、波斯文、梵文、迦勒底文（古巴比伦文）等一系列古代的文字，为以后的成功打下基础。尚波荣曾说过：“生活的真谛在于热情。”他的一生就是这句话的写照。在学习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例如在学习阿拉伯语的过程中，他后来追述说：“阿拉伯语完全改变了我的发声，我的嗓音变得浑厚起来，说话时简直不动嘴唇，这就更使我象一个阿拉伯人，以致伊本?萨乌阿昨天竟误认了我，居然向我行起举手抚额的阿拉伯式鞠躬礼来。当他发现自己弄错后，对我的阿拉伯话赞扬备至。”埃及是个古老的国家，在悠久的历史年代中，文字也数经变迁，从最早的象形文字转到僧侣用的简化象形文字和世俗用的更简化草写文字。在基督教开始传播后，又有了埃及基督教徒使用的科普特文字。尚波荣把这些变体都一一精心学会。在学习期间，他的桌上、椅上、墙上，凡可以涂写的地方，满目都是埃及象形文字，整日喃喃自语，使人不知所云。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要把埃及文学得和我的法文一样……。我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科普特人，把脑中想的一切都译成科普特语，以此自娱。我自言自语说科普特话时，别人都莫名其妙。”尚波荣后来终于看出科普特文和埃及古文之间的关系，使他成为读解埃及象形文字的巨擘。 
在所有试图译解楔形文字的学者中，亨利?罗林生（1810～1895）是最全面掌握原始材料和贡献最大的人。罗林生在中学时，就喜爱体育运动，后来曾任英驻巴格达领事之职。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对波斯（伊朗）的历史发生了兴趣，为此他勤奋学习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印度斯坦文。古代的波斯，曾出现过几代煊赫一时的帝王，他们把自己的功绩刻在人迹不到的山崖上，供后代景仰。罗林生在初次看到这些碑文时，就产生了仔细研究的愿望。他曾不顾危险，攀登山岭去抄录这些人都不识的楔形文字。在所有的石刻中，尤以离哈马丹35公里的贝希斯顿摩崖碑最为著名。这是一个坐落在扎格罗斯山脉中、古称巴格斯塔那（圣地）的山峰，南面的崖壁一片溜滑。就在这上面，刻着用波斯、埃兰和巴比伦等3种古文叙录的记功碑。并有包括大流士王和他镇压的7名“假”王在内的石像。这个崖刻离地面近100公尺，下面是一条古老的大道，连接从巴格达到克尔曼沙赫和哈马丹的广大地区，既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又是行旅往来的通路。由于年代久远，人们每抬头望见这宏伟的石刻，对它的来源，无非是瞎猜而已，从未有人爬上巉岩去认真考察过。只是在罗林生来了之后，他不但冒着极大危险抄录和拓下了所有的碑刻，而且潜心研究并译解了这些文字，从而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西亚这块文明宝地的认识。罗林生在考古学者中，可说是一位智勇双全的人物，人们对他的学术研究评价很高，但他在贝希斯顿摩崖碑上的业绩也是广为传颂的美谈，这里录一段他的自述以飨读者： 
摩崖上的波斯文部分，它的上半截非用梯子不能看到。即使用梯子也有相当的危险，因为搁梯脚的崖边很窄，只有18英寸，最多也只有24英寸，所以如用较长梯子，坡度不够，无法攀登。为增加坡度，只能截短梯子。但这样一来，在抄写上半部分的文字时，就只能站在梯顶上，身体紧靠崖面，左手除巴着岩石外，还要拿笔记本，以便右手执笔。我用这个方式抄下了全部文字。由于心无二用，也就忘了一切险情。 
接着是抄写大流士王记功碑的埃兰文部分，条件就更困难了。这个碑文的左侧有一点凸出的崖边，但右侧的崖边却弯转过去好几英尺，和波斯文碑相接，整个碑面一片光滑无所凭借，因此必须用足够长度的梯子把两端搭连起来。这样的梯子可以依式制造，但我的第一次尝试却失败了，差一点丢了命，因为我原来的梯子已经在抄写波斯文时截短，所以当我想用它来抄写埃兰文时，却发现若把梯子平放，搭着两边的面积很小，人踏上去就会倾翻。于是我就把梯子侧过来搭好，使上面的长梁紧挨崖面作为扶手，脚踏下面那根凌空的长梁行走。这办法虽有点使人胆颤心惊，但并非不可实现。可惜的是，波斯人做的梯子，横档都不钉死，所以我刚一开步，身体的重量就把横档压出了榫头，下面的长梁随着一声巨响，竟离开梯子的其余部分翻滚下了崖面。我悬空挂在上面的长梁上，在观看这场惊险表演的朋友帮助下，总算又回到了波斯文一边的崖角上。经过这次惊吓，一直到监制了一架比较结实的梯桥以后，我才重新开始尝试。 
正象一位著名的学者所说，考古的目的不是在于炫耀古物和古尸，而是通过它们展现当时人们的思想，他们的情趣和生活。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有了飞速的进步，但对自己的往事却仍处在依稀辨认之中。在规划将来的同时，了解过去并不见得更不重要，而只有理解考古的意义并激发对它的热情，才能使这项工作得以推进和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