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裂变

段祺瑞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双方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中日共同防敌密约的内容，是否会对中国构成威胁，日本能否借出兵，行假途灭虢之实。第二，密约既然没有伤害中国的主权，为什么不能公开。第三，留学生代表也表达了对于西原借款的忧虑。留学生们特别强调，他们游学日本多年，“深悉彼国上下，对于吾国咸抱并吞之野心。所谓维持东亚平和，保全支那领土，以及中日亲善种种美名，不过并吞之代名词而已。大隈取强压政策，寺内用笼络手段，异趣同归。此次藉词共同出兵，实则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是，段祺瑞回答说，当年签订二十一条的时候，他是最激烈的反对者，现在断无卖国之理。而且，他认为他不会为人所欺，现在跟日本友善，是因为“日本寺内内阁，颇推诚相与”。最后，双方不欢而散，留学生代表留下请愿书离去。6显然，尽管段祺瑞固执己见，反复解释，但国人的疑虑，不仅没有消散，反而日见加深。这样的疑虑，不仅学生有，一些军人也有。早在1917年10月7日，日本驻华武官斋藤，致函时任陆军部次长的徐树铮，因中国以矿砂易日本军械，要求对中日两国枪械口径实行统一，并声称这一意见，得到了段祺瑞的同意。7这个消息，经当时的英文版的《京报》披露之后，引起舆论大哗。显然，这个消息，触动了人们有关二十一条的神经。随后，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虽然特意出面加以否认，甚至高调地要求中国政府取缔英文版《京报》，8但日本军部是否有此意思，真是很难说。按情理来讲，日本的军方，野心都要大一点，而且表现得比较露骨。长期以来，日本的军部跟政府的立场不一，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日本政府方面出面解释，依然难以让人放心。耐人寻味的是，消息刚刚传出，江苏督军李纯，河南督军赵倜，就来电质问，说何以政府会答应统一军械这种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宣称:“吾人对于中[此]等问题，岂忍坐视，且为保持内阁威信，亦不可三请中央明白宣布，以释群疑。”徐树铮赶紧解释，断无此事。9但能否真正释疑，却很难说。当时为陕西中级军官的胡景翼在日记中写道:《申报》载，日本将以友谊劝吾国息止内讧。此固不免，然从今以后主权尽失，万事受人干涉，即破坏亦不能自由也。吾国人其猛省!中国之罪魁为袁世凯，其次则段祺瑞督军团也。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10已经不仅是质疑了，干脆就判定了段祺瑞的卖国。在北洋派内部，这样疑虑，出于利益的纷争，往往更加彰显，因此，北洋派分裂的迹象，到了1918年底，更加明显。此前，冯玉祥的反叛行为，虽然在压力之下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冯玉祥的呼吁，此时又得到了更大更响亮的呼应。这次轮到了常胜将军吴佩孚，而且吴佩孚的呼吁，得到了同在湖南前线的冯玉祥的暗中配合，声音越来越大。
第47节：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
1918年8月7日，吴佩孚第一次通电呼吁和平。21日，吴佩孚再次发表通电，呼吁和平，说:“溯自我国因法律问题，引起内争，全国纷纭，已逾一载，长此以往，分崩之端，即在目前。”又认为，“况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内争所致。”而且对新的国会选举，也委婉地表示了看法，认为国家不统一，不会有真正的民意，贸然选举，只会促进国家的分裂。11相比起公开通电的委婉客气，此前[同年8月7日]吴佩孚给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报中，则差不多等于破口大骂了。他骂现在的国家政策是“宵小奸谋”，骂安福国会是“金钱运动，排斥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骂政府跟日本签订密约，丧权辱国，还骂政府“以借款杀同胞”，任人唯亲，赏罚倒置。12吴佩孚发表通电，作为他的主公，曹锟不能不有个态度，接二连三给北京发电虚张声势，不痛不痒地骂吴佩孚“不明师理”，“受人愚哄”，要吴佩孚“自醒悟，除浮言，勿渝以前之宗旨，恪守服从之义务”。13当然吴佩孚不会就此收手，干脆耍刁放赖，索性要求将所部回撤，请湘督张敬尧另行派人接替防务。14段祺瑞被逼得没办法，只好屈尊再一次给一个小师长去电，一边吓唬人，要吴佩孚“恪遵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要反对政府的政令，“干犯纲纪”，一边又缓和口气，摆出老师的身份说:“尔从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15段祺瑞当过北洋系统几乎所有军校的总监[校长]，对于出身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的吴佩孚，当然可以摆老师架子，可惜，当年的校长，对这个北洋的后起之秀既没教过什么，也不曾赏识，毕业后到他麾下公干之时，根本得不到提拔重用，师弟之间，毫无情义可言。此时端出老师的身份来，多少有点晚。因此，吴佩孚接到段祺瑞这种以亲昵口气的训斥电报，不仅没有感到一丝的亲切，反而火气上涌，接着一个通电回过去，以诤臣自命，引经据典，逐条对段的电文进行驳斥，大概又是桂林才子张其锽的手笔。这样的质疑和指责，不仅仅是来自于段祺瑞政府的敌人，孙中山的军政府和西南军阀，而来自学界和报界，甚至还来自跟北京政府没有敌意的军界人士，甚至来自于北洋团体内部，所有的质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什么交易，所以日本人才肯把大笔的钱借给他们，而段政府拿了钱，又来打内战，为了更好地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组成了自己御用的国会，武力统一，一方面消灭了作为敌人的西南军阀和孙中山势力，一方面削弱了异己，同时编练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最后是皖系一统天下。这个质疑的逻辑链中，最关键的就是中日关系。人们怀疑，段政府是不是跟日本有私下的秘密交易，出卖了山东，暗中答应了二十一条中连袁世凯都没有答应的第五号的有关条款？事实上，1918年的中日间有关针对俄国事变的军事密约，已经令疑云布满了天空，而接下来巴黎和会上披露出来的中日有关胶济铁路的换文，无论当局者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具体操办者的意图是什么，但对于质疑者而言，这种换文已经是证实了他们的怀疑，段政府这期间所作所为，从西原借款到武力统一，从安福国会到编练参战军，都被打了深深的卖国印记。
第48节：外交疑云下的学生运动
五四的大游行，仅仅是这些质疑一个积蓄很久的爆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爆发，不只是因为中日密约“东窗事发”，而是因为巴黎和会，在国人眼里事关重大，如果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把山东拱手让人，那么，中国的腹地就失去了，中国也就真的要亡了。---------------------------------------------------------1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6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70页。3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205页。4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六册，第218页。5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六册，第100—101页。6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六册，第138—139页。7《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26页。8《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30页。9《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27—128页。10《胡景翼日记》，1918年11月13日，第4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11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第503—504页，武汉，武汉出版社，1990。12《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第136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13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430、438、441页。14日本末次研究所《中华民国史料外编》，第一册，第437页。15
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阀1912—1928》，第三卷，第505—506页。
第49节：学生与军警
学生与军警五四运动的发生，恰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后袁世凯时代的北洋军阀正处于裂变时期，当家的段祺瑞和他的亲信们，志大才疏，自不量力地妄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激化了国内包括北洋团体内部的所有矛盾，危机四伏。但比较起来，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于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不仅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在民元国会因张勋复辟而垮台之后，组织设计了第二次国会选举。固然此番国会选举，遭致诟病颇多，也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人为操控以及贿选行为，但比起后来的军阀对代议制的无情践踏——曹锟公然贿选，张作霖和冯玉祥扶植相关人搞没有代议机关的执政府，张作霖的军政府，还是要好得多。当时的政府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会的自由，还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固然北洋政府的背后站着的是北洋军人，但这些军人却没有用军人的方式来君临天下，控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