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裂变

北京政府如此，各地的军阀也如此，握有实权的军人，是发言权最大的人，但省议会都在运作，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记者批评当道，学生们表达意见，一般不会有军人前去干涉，即便人家骂到了自家头上，最大的惩罚，也无非是查封报馆。这边查了，那边人家再办。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军人政权比较弱，北京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各省甚至省下面的地方，军人割据，各行其是。其实，即便这些当家军人实力不强，若想压制舆论，干预教育，也是足够用的。就像1926年之后的奉系，控制北京之后，干涉大学，捕杀记者，硬是蛮干，谁也拿他们没办法。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在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间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行进的。袁世凯的帝制，原本无非是力图解决辛亥以来的政体骤变、致变乱相的一种努力，增强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导致削弱的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地方势力坐大，积重难返的情势下，反而成了导致自己脆败的由头。因为这种帝制自为的做法，严重违背进化的道理，成为开历史倒车的反动。然而，政治强人袁世凯的挣扎以及脆败，却进一步强化了上流社会进化论的信念，使得即使是些武夫，也不敢对这个被西方证明具有魔力的政体有所轻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同时，五四又是一个如此高调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如此得人心的政治抗议运动，不仅社会上商人和市民也怀有学生们一样的对于巴黎和会的情感落差，而且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以往皖系政府亲日政策的所有潜在的危机，各种的不满与冲突，都接着爱国运动迸发出来，北京政府内部，矛盾也开始激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帝制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都会被优容。在士子与丘八[士兵]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还在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大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政府面对上街的学生和市民，就非常尴尬。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矛头指向的就是皖系政府，北京学生声讨曹、章、陆，实际上是冲着段祺瑞和安福系来的，到了上海，示威者就直接指名道姓地要段祺瑞、徐树铮下台，毫不留情地将真正的主政者放在了对立面。因此，仅仅出于自保的需要，他们也要将运动平息下去。另一方面，运动高调的爱国道德诉求，以及大得民心的情势，以及大体合法的抗争形式，又使得他们缩手缩脚，无法镇压，一上手，就处于根本丧失话语权的境地，多数禁止学生上街的政府命令，都不得不承认学生爱国热情的正当性，说他们“纯本天良”。既然如此，镇压就谈不上了。随着运动的深入，北洋系的分裂随之日益清晰，地方军阀的分化，越来越多的不满皖系统治的军阀借对学生的声援，表达对皖系的不满，陷于孤家寡人的皖系，只能偃旗息鼓，步步退让。
第50节：学生与军警
特想镇压，又不敢镇压，内部态度不统一，只伸出半只手，还要遭到痛批和痛打，这就是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中的窘境。5月4日那天的逮捕，其实算不上是什么镇压。学生烧了房子，打了人，而且是重伤，被打的章宗祥，浑身受伤50多处。面对这样公然的违法行为，几十个带枪的警察在一旁束手无策，无所作为。几个小时之后，闹够了的学生大队人马离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的军警才赶到，抓了些掉队的学生交差。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警察都是会毫不犹豫地抓人甚至开枪的。在整个事件中，即使不是站在曹汝霖的角度，从纯粹社会治安的立场，警察实际上也是失职的。事后曹汝霖的抱怨，不能说没道理。当然，我们从中似乎也可以看出，警察在整个事件中，从一开始就不是很“积极”。甚至，事后取证，在现场的派给曹宅的警察“保安队员”，包括在事件中受了轻伤的人，居然没有一个出来指证学生的，每个人都说，当时很乱，他们谁也没看清，不知道是哪个放火打人。当时青青白日，朗朗乾坤，怎么可能看不清呢？可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这样说，似乎没有人统一操控。办理此案的京师检察厅的检察官，无奈地在报告里说:“五月十二日复传案内受伤之保安队李昌言等十四名来案，分别验明受伤属实。讯据该队兵等均称，我们所受之伤究竟被何人所殴，因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1虽然有消息说，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之后，北京政府一度在段祺瑞的坚持下，有心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曹汝霖回忆说，火烧赵家楼之后，徐世昌将他安置在北海团城保护起来，还给了他和章宗祥一人5万元[虽然他没接受]。他到团城第二天，段祺瑞即来慰问，言明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着我，竟连累了你们。”又嘱咐曹汝霖不要辞职，“看东海[徐世昌]如何处置？”恨恨之情，溢于言表。2对于徐世昌的不满，也溢于言表。段祺瑞是北京政府的太上皇，此时虽然不做总理，转为参战督办，但他这个督办，却是可以给内阁行文下命令的督办，即使从形式上看，也是太上皇，他不高兴，政府的压力自然很大。于是，政府态度趋于强硬。5月5日，14所有关的大专学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议解救学生，他们一起去见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以及警察总监，要求释放学生。但只有吴炳湘冷冷地见了他们，其他的人都拒而不见。3这样不给大学校长面子的事，在以前是绝对没有的。5月6日，徐世昌下大总统令，一边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边要求他严加防范，“倘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法办，勿稍疏弛。”4但是，被捕学生的消息一经传开，社会各界的舆论一致声讨，各界名流，纷纷致电北京政府，一边倒地谴责政府，声援学生，有消息说，“北洋团体”内的亲冯国璋的人士，也开始思有所为。即使安福国会内部，也有人对内阁表示不满。5内阁里，也有不同声音，教育总长傅增湘屡次请辞。原本就滑头的老官僚徐世昌，见势不妙，又把头缩了回去。第二天，即5月7日，就将被捕学生交保释放，由点起五四这把火的林长民和他两个外交委员会的同事，汪大燮和王宠惠保了出去。然后择机由司法机关来处理，意思是把事件交由法律解决，化解危机。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适当的做法。
第51节：学生与军警
就在这个当口，徐世昌换掉了李长泰，让自己的旧部王怀庆由帮办升为步兵统领，这个涉及京师治安的人事任免，也许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政府强化镇压功能。事实证明，后来的王怀庆，并没有如人诟病的那样成为屠夫，反倒跟他的前任一样软弱，对学生下不了手。看来，王怀庆的上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老徐为了自己考虑的，让他这个光杆傀儡总统，在军人的众多指挥刀面前，多个保镖，稍微感到踏实一点。尽管政府软了下来，但对于以徐世昌为首的“文治派”而言，应学生的要求，把曹、章、陆免了，显然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个意愿。他们都知道，曹、章、陆做的事，背后其实是徐树铮，是段祺瑞，是段祺瑞力主的亲日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徐世昌也是这个政策的得利者，没有西原借款，第二届国会[安福国会]选举就没戏，自然他老徐也就当不上这个总统。但是，作为晚清仅次于袁世凯的重臣，北洋团体的老人，袁世凯的老朋友，徐世昌即使在北洋三杰这等武夫面前，也有点老资格可摆，因此，他不肯规规矩矩地做傀儡，他要利用直皖之间的空隙，做点文章，利用矛盾，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此时也不肯乖乖地为段祺瑞做打手，在巴黎和会之后高涨的民族主义气氛中，逆风而上，严惩学生。最佳的方案，就是两边应付，尽量模棱。但是，首先要顾及的还是段祺瑞和皖系的面子。因此，作为站在台前的政府机关，面对汹汹的学潮，首要的任务，是要把事情平息下去，不能再出现第二次火烧赵家楼事件，否则段督办那边没法交代。于是，5月6日和8日，徐世昌接连发表两个大总统令，措辞严厉地谴责学生，批评下属弹压不力，其实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许学生再上街。甚至，连5月7日外交协会一干名流张罗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取缔。对保释学生的审判，也如期进行。最让学生和舆论难以接受的是，曹、章、陆三人的辞呈，均被退回，而且各自得到了来自徐世昌的抚慰。其中对曹汝霖辞呈的批复，说曹“体国公诚，为本大总统所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