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运河

就是这位为稳固帝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宰相，死后获得个其家被抄的悲惨命运。一则是有恩于己，更在于品质使然，刚正不阿的潘季驯挺身而出，替张居正80多岁的老母求情免罪。
  你潘季驯不跳出来都有人想治你的罪，何况你自投罗网？！随即，他再遭人弹劾，以“党庇居正”之罪落职为民。
  就这样，热爱治水，心系黄、淮、运，心系百姓安危的潘季驯，怀揣上次被贬时写成的《河防一览》，石压归航，凄凉离职。
  一个不重视制度建设的朝廷，最容易因人兴事，因人废事。潘季驯离去后，朝廷河务松懈，河工废弛，连管理河道的官职也不再设立了。几年之后，河患又多次发生。朝廷责令安抚使臣和地方官吏分区治理，然而，巨大的人力物力全都扔进黄河打了水漂，黄患依然。黄患日甚一日。
  在无济于事的严峻关头，朝廷再一次想起了落职为民的潘季驯。
  万历十六年（1588），神宗皇帝再次降旨，第四次起用已是67岁高龄的潘季驯，任命他为总理河漕。
  走上万历六年（1578）自己向朝廷立下军令状筑成的运河大堤，潘季驯泪粘衣襟：治河有定义而河防无止工，治河没有一劳永逸的事。可以，自己离去不过4年，上次所修的堤防却因车马之蹂躏，风雨之剥蚀，大部分已高者日卑，厚者日薄，破败不堪！这怎不叫他悲伤？这怎不叫他落泪？
  遭受屡用屡贬命运的潘季驯，矢志不改，一旦走上岗位，奋发如初： “民以食为天，水者食之原也。然所以为利，亦所以为害，在善导之而已。”（项忠：《新开广惠渠记》）“渠道之修，所以兴夫水府之利，以足夫民食也。自古为治，率不免用心於此焉。”（出处同上）
  一到任，没有进衙门喝口水，背囊在肩，他立马走上运河大堤。只有在大堤上，只有看到畅流的运河，潘季驯才感到自己生命的活力，才感到自身的价值。
  他征来数万民工，在南直隶、河南、山东等地，对旧有的27万多丈堤防闸坝普遍进行整修加固，又在黄河两岸大筑遥堤、缕堤、月堤和格堤，共长34.7万丈，督修新堰闸24座，土石月堤护堤51处，堵塞决口和疏浚淤河30余万丈。他“日与役夫杂处畚锸苇萧间，沐风雨，裹霜露”，那股干劲，那份精神，怎么看也不像是位已经年逾花甲的老人，倒像是位从来没有遭受过挫折的新官。
  由于潘季驯大力整治，使明王朝生命线的京杭大运河畅通无阻。神宗皇帝因此晋升潘季驯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是潘季驯成就了运河，还是运河成就了潘季驯？我相信，潘季驯就是运河的儿子；我相信，正因为潘季驯真正心系运河，运河也就格外地垂青潘季驯。
  万历二十年（1592），71岁高龄的潘季驯，因年逾古稀，且积劳成疾，乞休离职。神宗皇帝准请。
  那日，潘季驯最后一次上朝，向神宗皇帝辞行。说起一生治水半在运河，潘季驯潸然泪下，当着皇帝的面竟泣不成声。
  神宗皇帝执老臣之手，神色暗然：功高昭日的潘季驯起起落落，不大多在自个的任上吗？身为皇帝，朕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让如此善良又如此卓越的帝国人才非要遭受这般的磨难呢？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神宗皇帝陷入了自责之中，以至潘季驯抽出被握着的手，起身辞行，他一点都没有绝出。
  就在快要走出奉天殿时，潘季驯再次回过头来，向端坐在龙椅上发楞的神宗皇帝，向大明朝廷说出了最后的心声，那声音苍茫至极，在大殿里悠悠回荡，绕梁不绝——
  去国之臣，心忧在河！
  明天启七年（1627），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催逼粮食。赋役苛重、官吏暴贪、民不聊生，农民无粮可交。交不上就打。农民愤怒了！澄城白水王二怒杀坐堂拷打农民的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做过牧童和驿卒的闯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般地扫荡着日益没落的明王朝，剑锋所指，城陷镇落。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八日自彰化门攻破北京，越过吊丧煤山的明朝皇帝毅宗朱由检的尸体，“闯”进了紫禁城。
  就在李自成于英武殿举行盛大典礼、一圆“帝皇梦”的次日，一个文明尚不先进的少数民族——满族，挥舞着他们有力的马鞭，氅师山海关，迎着明朝悍将吴三桂爱妾陈圆圆悲伤的眼泪，杀奔而来，其势比眼前的李自成起义军更加威猛，直将紫禁城头的“闯”旗扑倒，换上“清”旗，于马蹄下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大清帝国。
  “满族入主内地，中国仿佛又重回到三百六十多年前的旧梦。”历史学家钱穆用浑厚、沉雄的嗓音评说着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在惯性的驱动下，封建社会正沿着下坡，继续蹒跚地、颠簸地向着死亡缓慢滑行。但是，历史像是在同我们这个古老而多灾的民族大团结开玩笑：就在封建制度已经进入僵死腐败的时期，却又由一个正富有活力的满族主宰了中原。满族的入主，着实给这个濒于死亡的制度注射了一针强心针。”
  清王朝虽是少数民族，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极为尊崇，全盘接受，全盘继承，并发扬光大，将传统的儒家政治文明推到了历史的顶峰。京杭大运河，作为物质文明遗产，也作为非物质文明遗产，清帝国从明王朝那里接受过来，使它获得了回光返照式的辉煌。
  明代末年，国力益衰，运河失修，加上改朝换代的战乱，到清帝国接受时，京杭大运河“河道淤垫，黄流逆灌，全淮南溃，屡塞屡决”（《治河方略》卷4）
  清代黄河、淮河、运河交织于苏北一隅，黄河决口频繁，不断泛滥，两岸人民痛苦不堪，尤其是淤塞运河、断阻漕运，成为朝廷心腹大患。无论是从每年漕运400万石漕粮到京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南北商旅通行，南方、北方及全国经济的交流角度考虑，“济运通漕”重中之重。
  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黄河倒灌洪泽湖，大堤决口34处，淮水冲入运河，运堤溃决300余丈。接着，黄河大堤又溃决几十处，河南、安徽一带一片汪洋，不仅人民生命财产受到直接危害，而且切断了维系清朝统治的经济大动脉。康熙立即任命已经当了6年安徽巡抚的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心腹大患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靳辅肩上。
  靳辅，字紫垣，辽阳人。他在接到河道总督任命、临上任前，上折康熙帝：治河责任重大，且业有所专，自己虽纵有雄心万丈，但才疏学浅，力所难逮，恐负圣望，特别举荐微臣在一个偶然机会相识的陈潢，此人对黄河特性和治理方法深有研究，希冀朝廷任用，共赴重任。
  “陈潢？”康熙接到靳辅发来的奏折，第一次知道陈潢这个名字。“陈潢是何许人也？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康熙找来工部、吏部大臣垂询。遗憾的是，朝廷里没有一个大臣知道这个被新任河道总督靳辅竭力举荐的陈潢是谁。最后还是靳辅“面奏”，才掀起了陈潢的面纱——
  陈潢，字天一，号省斋，浙江钱塘人。年轻时就很关心黄河问题，曾沿黄河察看至宁夏地区。然而，尽管雄有江河，心系民生，可是总是怀才不遇。微臣刚到安徽巡抚任上的那年，偶然与之相识，闲谈之中见出了他的抱负和才能，遂聘为微臣的治河幕僚。数年来，为微臣治水做出了莫大贡献。
  陈潢在治河指导思想和理论上都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治理黄河要成功，必须先要“审势”，掌握来水来沙的规律。水流的基本特点是“就下”，就是往低处流。要遵循规律，因势利导，“因其欲下而下之，因其欲瀦而瀦之，因其欲分而分之，因其欲合而合之，因其欲直注而直注之，因其欲纡回而纡回之”。“善治水者，先须曲体其性情，而或疏，或蓄，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其自然之宜”。
  在治理黄河的方法上，陈潢继承和发展大明朝杰出治水专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思想，主张“分流”、“合流”结合，应该把“分流杀势”作为河水暴涨时的应急措施，而把“合流攻沙”作为长期的安排。可采用建筑减水坝和开挖引河的方法，在洪水暴涨时，在河道窄浅的险段建筑减水坝、开凿涵洞或开挖引河，使洪水分流，然后，在下游河宽流缓的地方引归正河，保持充分的水势充分的攻沙能力。陈潢还发明了测定水流量的办法：“以测土方之法，移而测水。”是国家难得的人才。
  “难得这样优秀杰出之才！这样的人才不可流落乡野，应该为我大清所用。准奏！”
  就这样，陈潢成为了靳辅的负责治河的工程技术专家助手。命运随之发生了转机，人生获得了更大的施展舞台。
  靳辅携陈潢，走马上任，来到了淮安。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雁宿，候馆听鸡鸣。乡国云霄外，谁堪羁旅情。”（韦建：《泊舟盱眙》）来到淮安，靳辅陈潢远没有诗人的多愁善感，他们觉到的是肩上责任的沉重。
  上任前，靳辅想到过使命重大，治河艰难。来到治河一线，靳辅才知道河道敝坏的形势比他想象的更加严峻：
  “淮溃于东，黄决于北，运涸于中”，令人不胜其忧。而且，“时河道久不治，归仁堤、王家营、刑家口、古沟、翟家坝等处先后溃溢，高家堰决三十余处，淮水全入运河，黄水逆上至清水潭，浸淫四出，砀山以东两岸决口数十处，下河七州县淹为大泽，清口涸为陆地”（《清史稿•靳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