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人的国粹教育

 
    独资生意的盛行是社会的停滞，无怪乎洋大人把中国认定为低度开发地区。嗟夫，现在是啥时代啦，以美国之富，一家公司都单独包不了工，人造卫星当然是大家伙，不在话下。就是飞机、汽车，甚至小到尊腕上戴的尊表，同样都是很多公司分工，你制造某一种螺丝钉，他制造某一种金属片，俺制造某一种绝缘体。古时候有蛇吞象的故事，用以比喻人心不足，而现代的工商业和产品，也正是这种关系，铁匠铺要想吞人造卫星，固然吞不下去，即令想吞个蚱蜢──像手表，也得互相合作，你一口他一口，才能下肚。如果不能合作，结果大家全都活活饿死。 
    凡是独资经营的事业，就好像正月十五上元节放的烟火，一霎时五光十色，满天乱爆，把眼都能耀瞎。可是它逃不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命运，而且即令在“存”的时候，顶多也不过放放烟火，永远放不出宇宙飞船。一则是一个人的本钱无论如何没有众人集合起来的本钱多，没有钱啥都别谈──要谈也只能谈道德，不能谈生意。二则独资的精义也就是独裁，在他那个生意经的小圈子里，他说了算数，没有第二个人能跟他抗衡。日久天长，围绕在他四周的那些重要分子，全成了二流脑筋（一流脑筋都被斗跑啦），用一群二流脑筋去跟别的合伙生意一流脑筋抢做生意，即令抢到手，也做不了，盖小蛇怎么都吞不了大象。 
    一个中国人跟一个洋人比，该中国人至少不弱过该洋大人，可是一万个中国人跟一万个洋大人比，中国人就招架不住。从事科学研究，大家都在实验室里搞瓶瓶罐罐，个人的智能无拘无束，单独发挥，则可以产生杨振宁、李政道、吴大猷、孙观汉、吴健雄一些震动世界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如果在国内，恐怕就要碌碌终身，因为他们挨不完的窝里斗，会斗得心灰意冷，生趣全无）。可是如果一小撮对一小撮，或一大撮对一大撮，恐怕还没比赛哩，中国的窝里斗已经先把自己人斗得筋疲力尽。最具体的例子莫过于驻外大使馆，几乎要把十分之九的时间和精力对付窝里斗，十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对付洋鬼子。 
    不要说别的，就拿神圣不可眨眼的教育界来说，年来私立学堂纷纷出笼，摊出文件，每一家都是合伙不误。可是文件只不过用来堵嘴的，实际上固都是独资买卖。即令最初不是独资的，经过拳打脚踢，口咬目瞪，努力窝里斗的结果，仍免不了独资的下场。贵阁下如果不信，不妨带上显微镜瞧瞧，哪个私立学堂不是老板尊口里的巧克力糖？教育界尚且如此这般，其他的更不用说啦。柏杨先生现在一屁股债，没啥了不起，可是一旦真的张铁嘴算的卦灵了验，我老人家老运来啦，腰缠美金五千万，想做点生意，我也是非独资不可，宁死也不会跟别人去搞“共同事业”。盖共同事业的结果是：钱也没啦，朋友也没啦。顶多敝尊头上多了一个可观的大包，那是被赶出大门时，隆重打出来的。 
    是不是中华民族先天地就缺少合作的血液，我不知道，不便瞎开簧腔，但我们的不合作性格，似乎跟儒家的“明哲保身”哲学有关。正人君子好像田里的非洲蜗牛，看似庞然大物，可是只要遇到一根稻草，他惟一的反应就是把身子往壳子里一缩，等到外面没有其他动静啦，或是等到不走正路的傻瓜把天下打平啦，这才鬼鬼祟祟伸出脑袋，看看啥地方有饭可啖。蜗牛老爹自以为他那脆弱的硬壳和他的缩脖政策，可以对抗天塌地陷。而强梁的朋友则一脑筋“天下呜呼定？定于一”，以后的事就是怎么“定于一”的手段。 
    孟轲先生的“定于一”思想，有它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春秋战国那种乱糟糟的局面，人们当然渴望大一统。纵使千万年之后，我们也都觉得人类有这种迫切需要。如果真能消除国界，成立世界政府，可能是解决天下大乱的惟一良法。不过这种思想只能用到最高层面的政治理想上，一旦被认为无论干啥都得定于一，就无法合作矣，盖合作也者，是定于二，定于三，定于四五。 
《吓人的国粹教育》 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
对大学堂教习人格都不信 
文和平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曾要求孙观汉先生多多介绍美国的风土人情，所以孙先生在《菜园里的心痕》里，报告了两件家庭小事。这虽然是两件小事，但它显示的意义却使人心情沉重。第一件小事的主角是他的大公子孙世亚先生，第二件小事的主角是他的二公子孙世乐先生，还有孙先生的美籍妻子劳娜夫人。 
    先说孙世亚先生，他今年已大学堂毕业啦，但在他还没有毕业前，却很稀松平常地做出一件使中国人死都不会相信的事。那就是，他回到自己家参加了学期考试──由我这个第三者插嘴，可能把读者老爷说得比酱缸蛆都胡涂，还是照抄孙先生的原文吧。 
    孙先生原文曰： 
    “记得去年暑假，因家里有事，世亚必须提早一天回家，可是校中还有一课没有考完，怎么办呢？他就把考题从三千哩路外的学校带回来。第二天，他到本地一个图书馆，找一个清静的座位，看着手表，在教授限定的时间内，取出考题应试。等时间一到，他就自动收起考卷，用航空信寄给教授。当天晚上，我问他考得如何？他说大概还好，就是有一题目他没有答详尽，但他说没有关系，因为他平时平均成绩尚好，大概仍可得到Ａ的成绩。我开玩笑地说，要不要我帮忙。他笑着摇摇头，正经地回答，那是不许可的。他说他们学校考试，大都不到教室去考，考卷由教授发给后，任何人都可到任何地方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交卷。” 
    孙先生特别声明，他并不能断定没有人作弊，但今年孙世亚先生那一班，却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没有毕成业。 
    呜呼，这种事情，拥有五千年传统优秀文化，自称为礼义之邦的中国，以及可敬的黄帝子孙们，能做得到乎哉？假定有这么一个学生，真的恪守规范，来一个硬碰硬，他的结果是啥？我敢给玉皇大帝赌一块钱，恐怕是全中国人都会笑他傻──即令新闻记者，不得不在报上恭维他一阵，但心里照样会笑他傻。而根据中国社会特有的反淘汰定律，包管有人用鼻音讥讽他沽名钓誉兼出风头，他以后不要说在学堂没法立足，恐怕到社会上都站不住脚。 
    我们只是忌猜兼仇恨之邦，最轻的发作也是互不信任。诚如孙观汉先生指出的，连大学堂教习的人格都一百个摇头，认为他们出了题目后，准会暗度陈仓，一万块钱一题卖给学生。于是有“入闱”焉，有“封关”焉，像抓了一批小偷，拘禁在房子里，戒备森严，以防越狱。不但不觉得丢人，大家还扬扬自得，努力宣传，哎呀，都来看呀，这一批没有人格的家伙拆不成烂污啦。 
    柏杨先生想当年在美国跑码头时，房东老爷的十二岁儿子报名参加“儿童车比赛”，规定必须用孩子自制的小车，第一奖可以得到三年的奖学金，大概四千美元，这是一个庞大得足可以使穷小子昏了头的数目。于是乎，瞧那孩子忙吧，三更半夜还在地下室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有一次一锤下去，非常正确地敲到手指上，哎哟了一个钟头之久。 
    在该小子手指头红肿期间，房东老爷只忙着替他包手指头，竟没想到帮帮他把儿童车钉好。我一看就有气，知道他们立国的历史太短和文化太稀之故，就自告奋勇，要帮他钉。想不到该小子不识好歹，一口拒绝，说委员会规定得明明白白，一定要自己做的才算，任何人不能插手。我老人家曰：“你这个夷人，真不开窍，我替你做啦，谁都不知道。”该小子曰：“迷死脱柏，这不是有没有人知道的问题，只要你插了手，就是背信。”我大怒曰：“你怎么知道别人家的大人没插手？”这句话问得大概哲学意义太深，所以使他用困惑的眼睛向我看了半天，才嗫喃答曰：“我当然知道，这是美国。” 
    呜呼，“这是美国”，伤透了我这个黄帝子孙的芳心，就趁他不备，偷偷地给他把两个后轮钉好，以我这份伟大的天才，当然比他钉得又结实又漂亮。想不到该小子毫不知礼，竟当着我的尊脸，把它拆下，然后重新再钉。天下竟有如此死心眼之人，气得我恨不得马上就揍他一顿。不过，“这是美国”一句话，却烧了我五十年，一个小小娃儿都能做出这种在中国连大学堂教习都做不出的事，而人家委员会竟然也相信小娃儿，我们却连大学堂教习都不信任，思一思，想一想，你说，中国是个啥“邦”吧。 
    孙先生府上第二桩小事是他的二公子孙世乐先生进大学之战，在台湾，升大学好像一场残酷肉搏，一群群赤手空拳的娃娃兵，向炮火炽烈的碉堡冲锋，杀声震天，死伤狼藉。而洋大人大概没有五千年传统文化之故，所以就轻松多啦。孙世乐先生心里向往两个大学，一曰勃朗大学，一曰康乃尔大学。因为对录取没有把握，他就又申请了家门口的宾州大学。──我这么叙述，有点词不达意，还是抄吧。 
    孙先生曰： 
    “（美国）各大学录取学生的时期不一，在今年三月中，他接到宾州大学的来信，被录取在一种特别班次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