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

当时的宰相有三位，我们不是说这三位是奸臣，也不能说人家就是庸庸碌碌无为之辈。
    选拔人才它有它的渠道，它有它的程序。即便是贵为宰相，位极人臣之人，也不能轻易地就打破这种常规。
    再加上选拔人才里边，盘根错节的各种矛盾和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没有那么容易。
    韩愈的这样急切的态度我告诉你，绝对我们不是在这说他不正常，有很多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就觉得韩愈这个人，你既然是孔孟儒学的代表人物，是思想家、是政治家，你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从容嘛，很大度嘛！
    不要这么汲汲于功名利禄，看上去很猴儿急的样子，是不是？有失体统。
    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再者说了，在唐代，我刚才说了，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人才他要出人头地太困难了。
    韩愈很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绝对不是为了要饭吃，绝对不只是为了一个官做，他有大志向，他要用儒家的仁义，孔孟的这种道义，要挽狂澜于既倒，要救济民众，要为国家做事。
    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儿，所以他才着急。而且韩愈的这种态度代表了唐代一大批的出身寒微、出身贫贱的读书人的命运，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
    所以韩愈的这种呼唤，是典型的不平之鸣。路见不平，我就要发出声音。
    我不能那样子，默默无闻地在这种沉默当中，承认甚至被迫遵循自己不幸的命运。
    韩愈之考不中博学宏词科，韩愈之艰难地应考科举进士，除了我刚才所说的，他的文章，跟当时流行的文章的风格不太符合，他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很可贵的特点，就是韩愈的个性是宁折不弯的。
    韩愈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是给很多的高官写过自荐信的，这在唐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很普遍的，没什么奇怪的。
    但是韩愈的自荐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一方面求人办事，但是往往又会告诉宰相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才是选拔人才的正确的态度。
    他一方面说自己是很值得同情的，我很穷困。但是他的信到了对方的手里，看的时候，人家一点都没感觉到他的身上有穷酸之气。
    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千古文坛上的一代文宗，才能够成为唐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才能够成为复兴儒学、倡导孔孟之道的伟大人物。
    那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只有极个别的、像韩愈这样的人，虽历经挫折，而人格不倒。
    阳关道走不通，倒是有一条所谓的
    “独木桥”可以走。这条独木桥是什么呢？就是到地方的方镇的节度使里面去做幕僚。
    大家都知道，在唐代由中央派驻到地方的节度使，这些节度使在方镇里面就是地方大员，统管地方的军政要务。
    比方说吧，我们原来讲过的，杜甫有个好朋友叫严武，担任过剑南西川节度使。
    这个
    “剑南西川节度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统管川西地区的军政要务。所以在唐代啊，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你考中了科举但是没有通过吏部的考试，对这样的人才，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可以到地方的节度使方镇里面去当幕僚。
    我们知道，在
    “安史之乱”以前，地方的节度使多由军人来担任，安禄山不就是一个节度使吗？
    到了
    “安史之乱”以后，有些节度使就是由文人来担任。所以有很多科举考中进士的人没有通过吏部的考试，他们也愿意到这样的幕府里面去做幕僚。
    韩愈接下来要走的路就是这条路。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一条路是非常辛苦的一条路。
    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到幕府里面做幕僚的人，他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就是：首先考中进士；第二去做幕僚；第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才有可能上调中央。
    这跟考中那个吏部的考试之后直接到中央做官来讲，那就差了一大截儿啊。
    韩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他这个进士科应举之后就先后在汴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在徐州这两个地方的节度使的方镇里边做幕僚，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协助节度使处理一些日常的政务。
    韩愈对这个工作很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啊？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第一，这节度使幕府的生活是节奏非常的僵硬而死板，缺乏人性化。
    韩愈刚到幕府来工作，幕府里边的小吏—一般的科员、办事员——就给他拿来了一份幕府里边的作息时间表。
    特别神奇的一张表啊。为什么呢？这个作息时间里头规定，从本年的九月到来年的二月之间，大清早来上班，晚上才能回家，中间不能休息。
    这就好比说从早上六点钟或七点钟开始上班，一直上到晚上七点多、八点钟，然后你才能回去，中间不能回去。
    这个规定让韩愈非常地惊讶，很难接受。他就给当时的节度使张建封写了一封信。
    这信里面这么说：“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发狂疾。凡执事之择于愈者，非为其能晨入夜归也，必将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虽不晨而如夜归，其所取者犹在也”（韩愈《上张仆射书》）。
    用今儿的大白话说啊，（就是）您这个规定我没法儿执行。您要强行让我执行，我会发狂发疯的。
    您当时让我来幕府里工作肯定是因为看中了我的某一项才能，绝不是看中了我这个人善于早上上班、半夜回家的。
    而且如果我真的有各方面的才能的话，我这个才能也用不着大清早来上班、晚上才能回家才能实现啊。
    是不是啊？不一定非得遵守这个作息时间表啊。他给张建封提了个建议，他说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上午五点或七点钟上班，十一点钟下班，下午咱们嫩故不能五点或七点钟上班，九点钟下班，中午可以休息。
    我给您提这么一个建议，把您那作息时间表啊改得人性化一些。他给张剑封掰着指头讲道理说，您看，这个下级对上级和上级对下级都不能用一根尺子、一个标准来僵硬地衡量，是吧？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对这么一个具体的人，你得量力而行，有的事情他能执行，有的事情您强行执行效果就不好。
    您宽松一点，人性化一点，这样办公室里头气氛会和谐。要不你
    “潜伏”我、我
    “潜伏”你，最后这办公效率就会很低。你可见，韩愈当时对这个死板的作息时间表是多么的反感。
    他不适应这样的生活、讨厌这样的生活。这是第一。第二，在当时，大家要知道，一个科举进士，到方镇的幕府里边去做幕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事情。
    比方说，这个方镇势力大，名气大，实力雄厚，节度使很爱惜人才，对这样的幕府，文人们都很喜欢去，有前途啊。
    但另一方面，方镇的节度使也有选择，要有才华，确实有真才实学，确实进到幕府里头能够帮助他有效地开展工作。
    所以一个文人进到节度使方镇幕府里边做幕僚，一方面看上去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宾主的关系。
    也就是说，你做幕僚的得尊重上级，而这个上级也要对下级以礼相待。
    而韩愈就在跟张建封掰扯这道理。掰扯什么道理呢？他认为呀，我跟你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
    何以见得？他就从这张小小的作息时间表说起，把这张作息时间表提高到了孔孟之道的高度。
    他对张建封说：“孟子曰，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公孙丑下》）。
    这是孟子当时的话。孟子当时说这么一个事：天下诸侯，他们的水平都差不多，互相做比较谁也不必谁高明多少。
    原因在哪儿？这些个诸侯都喜欢用听自己话的人，不喜欢用那些能够教导这些诸侯的人。
    就说白了，都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忠言，因为忠言逆耳嘛。韩愈告诉张建封，现在情形可比孟子时代差远了。
    到您这来讨生活的人，那都是为了利益。到您这儿来做大事的人，那都是为了道义。
    您把这事儿想清楚。凡是为了利益的人，他是不可能忠君的。凡是为了道义而来您这的人，他是会很忠君的。
    他能忠君，不就也能忠诚于你吗？换句话说，您今天能不能听得进去我的建议那直接就牵扯到您是不是个忠君的人。
    您要是听进去了，那您就是个为道义而忠君的人；您要是听不进去，那您可就危险了。
    所以我们说，谈话和写文章，高度是顶顶重要的。高度一树立起来，你不服都不行。
    韩愈话锋一转，又接着说：如果我在您这个性受到压抑，又不敢说实话，这就比较麻烦了。
    天下人会怎么说呢？——
    “执事之用韩愈，哀其穷，收之而已耳。韩愈之事执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虽日受千金之赐，一岁九迁其官，感恩则有之矣。将以称于天下曰，知己知己，则未也”（韩愈《上张仆射书》）。
    天下人会说，您要用我就是看我穷看我可怜，给我俩钱儿把我就收买了。
    我呢，之所以到您这来，也是看着钱的面子。要是这样的话，您一天之内给我赏赐千两黄金，一年之内给我升九次官，我会感激您，但您要跟天下人说，我张建封跟韩愈那是知己，我告诉您，连门儿都没有!
    这就是韩愈的态度。你看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但经过韩愈一说，还真是大事。
    为什么事大事？不就是一张小小的作息时间表吗？从这里面能看出人才选拔的公正与否，是否重视人才的问题，人格是不是平等的问题，高官和小官之间怎样沟通的问题，你张建封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大事的问题，甚至还提升到了是不是能够真正把那些忠君之士吸收到你幕府里来的问题。
    我跟你说，这就是韩愈的水平。韩愈之为韩愈的不同之处，在一个思想家看来，有小事件，但是没有小问题。
    刚才我们说这是两点，韩愈对这个工作不喜欢就在这些方面。还有第三点，就是这幕僚的工作品级很低：从九品。
    工作很琐碎也很平庸，对韩愈这样极富于创造力的人来讲，呆在这个位置上非常憋屈。
    第四点，在幕府里边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事实上韩愈先后在汴州和徐州做幕僚最后离开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发生了兵乱。
    差一点祸及到了他的家人。所以综合起来看，韩愈虽然最后迫于生计不得已进入幕府做幕僚工作，但是就他的个性、就他的抱负、就他的才华，他在这工作是很不满意，也非常不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