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

我们发出了一些悲观的哀叹，柳宗元，你看写了个《江雪》是吧，”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呀，难道就这么孤独地、在没有任何的同情的声音当中就走完这一生吗？也不尽然。当时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有几句是这么写的：
    ……四门肃穆贤俊登，数君匪亲岂其朋。郎官清要为世称，荒郡迫野嗟可矜。
    ……吾尝同僚情可胜，具书目见非妄征，嗟尔既往宜为惩。——韩愈《永贞行》节选
    .这首诗的意思是什么呀？它的意思就是说，当今朝廷新任命的宰相都是很贤能的，像你们，柳宗元、刘禹锡，跟王叔文本来非亲非故，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罪过嘛。他们原来所担任的职务，都是朝廷的清要之职，都是很有声誉的人。现在遭此贬谪，实在是太可怜了，太值得同情了。想当年我们同朝为官，是很不错的朋友跟同事。现在，我要把我对你们的同情写在纸上，给你们看。我希望你们能够一路走好，希望你们的前程能够好一点。
    大家说，就这个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你想想，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是什么样的罪犯？他是钦犯，是唐宪宗点了他们的名的。他们当年的作为，不管是主观上怎么想的，在客观上，就是成为唐宪宗想要做太子，甚至以后登上大宝之位的绊脚石，他们等于是唐宪宗直接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形下，还能写出这样寄予同情的诗，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也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彼此的情分。
    大家可能会说，这人是谁啊？就是韩愈。你看，关键时刻，还是我们的韩愈出现了，他依然是一个敢说也敢写的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以前说过，韩愈从唐德宗贞元三年到贞元十二年这期间，一直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参加那个让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博学宏词科的考试。在这期间，刘禹锡和柳宗元，也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虽然他们不是同一届的，但是互相之间，想必是很熟悉的。你想嘛，韩愈都考了那么多时间了，都是老考生了，都是很有名气的，彼此之间应该是很熟悉。后来到了唐德宗贞元十九年的时候，柳宗元和刘禹锡都在朝廷里边做了监察御史，就是我前面说的国家监察部的高级公务员，韩愈正巧也做了监察御史。所以他们三个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应该算是同学，又是同事，同时又是非常铁的朋友。何以为证呢？这个刘禹锡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回忆他们三个人当年的友情，翻译成白话文是这么说的，说自从结识了您――韩愈，我们的心情都是非常愉快的，为什么呢，说您呢，不但才学丰厚，又勇于追求真理，您经常用很精辟的语言开导我，让我茅塞顿开呀，让我的思路变得很开阔，咱们两个人风格各有不同，你是长于写文章，我是长于议论，咱俩之间的关系就好象你拿着长矛，我拿着盾牌，你来我往，争论不休，往往有时候还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柳宗元就出现了，他会笑咪咪地、很和蔼地在我们两个人之间打圆场，但这绝对不是和事佬，该是坚持原则的时候，还是依然地坚持。刘禹锡说，回想起当年的愉快时光，就好像还在昨天一样。这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们三个人当时在朝廷里做监察御史的时候，那是谈天说地，论说古今，从上古一直说到现在，从昨天一直可以谈到明天。总而言之，一切以真理为上，把谁说服了，算谁最后掌握了真理。
    你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源远流长，是有来历的。那么现在这两位好朋友因为参予了“王叔文集团”吧，被贬了，而且被贬到那么蛮荒的地方去，作为好朋友，作为曾经的同事的韩愈，当然寄予很大的同情，所以写下了刚才的那几句诗。几乎就在同时，韩愈还写了另外的两首诗，那就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态度。
    第一首：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
    什么意思啊？说当时同朝为官的人很多，包括我在内，都是监察御史。可是，当时的朝廷为什么偏偏对你们两个那么地器重，那么地友善？我甚至怀疑，我给你们两个讲过的一些事情，我对当今朝政的一些议论，被通过你们的嘴泄露出去，所以造成了我现在的困境。可有一样，现在是不是你们俩干的这个事，我只是在猜测阶段，我一时还难以断定，可是我愿意把这个话先撂在这儿，你们俩肯定有问题，这是第一首诗。
    第二首诗：
    念昔始读书，志欲干霸王。屠龙破千金，为艺亦云亢。爱才不择行，触事得谗谤。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
    ――韩愈《岳阳楼别窦司直》
    这诗什么意思啊，说想当年我读书的志向，那是要求王霸大略的。可惜呀，我现在的状况，就好像学了一个屠龙之术，没有用武之地嘛，我上哪儿找龙去？我没得可屠啊，我白白地有一身好武艺，无法施展。我告诉你们，我交友不慎。我因为交友不慎，所以我落得现在的下场。我想起我前面的被贬的经历，跟我现在糟糕的状态，我心里就发狠，我就忿忿不平。大家说，这不就成小孩了吗？前面还好么样的，说我同情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同事，你们当年都做了清要之官，现在落得如此的下场，我特别地同情你们，你们真是很可怜，希望你们将来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好，现在怎么突然就变了脸呢？说为什么同样是一朝做官的，单独对你们俩好，为什么给你们俩说的话，最后却变成了我现在这个下场？我的那些话想当年也不是什么特好的话，但是属于悄悄话，秘密的话，没让你们泄露出去。如果说第一首诗――你注意啊，是在猜测，他一时难以断定。可第二首诗明确说了什么样呢，交友不慎，交你们这朋友，我倒了霉了我。
    大家都说这是什么人哪这是，这个需要稍稍地把记忆拉回去一点，让我们回到韩愈原来我们讲的那几集。我们当时讲《敢问路在何方》这一集的时候说到了，说三十六岁的韩愈当时刚做了监察御史，他就办了一件事，什么呢？当时长安地区发生了灾旱，灾情很严重，可是当时的长安市的市长李实这个人很坏，他为了讨好朝廷呢，他说这个灾情不要紧，照收当年的各种苛捐杂税。那韩愈这个监察御史的官，就是管这个事的，他要给皇上提醒啊，他就给皇上写了一道奏章，说什么呢，说这个旱情是十分严重的，希望皇帝引起重视，已经收了就算了，没收的呢等一等，等旱情缓一缓，来年再收也不迟。就这么个事，他也没有点谁的名，也没有骂谁，也没有指责谁，就是一个很客观的甚至是很小心翼翼的一个建议，可是咱们都知道，他做梦都没想到，奏章上去刚过不过十来天，他还等好消息呢。“好消息”来了，一道诏书，给他贬到了几千里外的广东的阳山县。那可是一个欠发达地区。
    韩愈这个恨啊，他为什么恨啊，第一，他觉得，我提这个建议，有可能潜在地得罪了李实，对不对？但是你要说，我也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你就给我一下弄得那么远，这也说不过去，我得罪谁了我。他被贬到广东阳山之后，唐德宗后来去世了，后来唐顺宗继位之后，把李实给罢免了，可是他（唐顺宗）还没有把韩愈叫回去，朝廷还没有把他召回去。按理说，最有可能惩罚他的两个人都已经或者死了，或者受到惩罚了，那他（韩愈）应该再回去啊，没有。他就很纳闷儿，不知道到底把谁给得罪了，他想啊想，他就琢磨琢磨，分析来分析去，最后确定，是他曾经的同事和好朋友，柳宗元、刘禹锡，就是你们俩干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弄错了，肯定是什么地方有点问题是吧，三个人都挺好的，是吧，都是唐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都是著名的诗人，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共同的开启者和倡导者，是唐代最大的散文大家，这么崇高的人品，怎么可能干这事呢？不可能啊。你注意呀，韩愈在那诗里边，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
    我想，可能你们无意当中把我议论王叔文朝政的一些不好的话，无意当中泄露给了王叔文等人，他们可能认为或潜在地认为我是阻挡革新改革的一个阻力，所以，找个借口把我给贬了。这里边的关系非常复杂，你注意，他们三个是好朋友，又是同事可是我们知道刘禹锡和柳宗元很早就和王叔文怎么样呢，成了那个政治集团里边的同盟者，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是这种关系在当时并不是特别张扬的，它是一种很潜在的关系，就是不是说非得让大家都知道，那么也就是说，柳宗元和刘禹锡把韩愈还是作为自己的好朋友，写文章、写诗，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是他们两个已然是那个政治集团里边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没有把韩愈也划到那圈里头，也可能韩愈对王叔文等人就有他的不同看法，这是完全允许的。但是这里边就很错位，他们是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呢，又是王叔文集团里头的，那么，韩愈可能跟他的好朋友就说了，我对朝政是怎么个感觉，怎么个看法。那二位也是年轻人，在无意当中可能就说漏嘴了，不是有意识的。结果说者无意，也许听者有心了。这样一来，就在他们三个人之间，造成了这样的误会。我们大家都知道，韩愈和柳宗元并称“韩柳”。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并称，让我们听起来都是非常地亲切和温暖。比如说“孔孟”，比如说“老庄”，比如说“李杜”，比如说“苏辛”，再比如说像“班马”，指的是司马迁和班固。可是你要知道这些并称都不如“韩柳”的并称来得特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孔孟”，差着一百多年，都不认识；“老庄”，也差着呢，也不认识，这个称谓是后人说明他们是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重要的代表并称起来的。“班马”也是一样，俩人也差着一百多年，他们因为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开创者，所以并称。“苏辛”也是一样，他们是豪放词的重要代表人物，可是谁也不认识谁，彼此也没交情。“李杜”好点，俩人认识，还有点交情，一个浪漫主义，一个现实主义。可有一样，俩人在当时的地位极为不平等。李白当时是红得发紫的人，杜甫呢连个“粉丝”都没有，可能连个“粉末”都没有。
    可是“韩柳”是不一样的，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首先，韩柳两个人他们共同在当时开启和倡导了“古文运动”，他们当时就是“古文运动”的双雄，领袖人物。第二，在“古文运动”的过程当中，在儒学复兴的过程当中，“韩柳”都创作大量的流传千古的散文和诗歌，他们俩都是在唐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第三，与那些并称的人相比，他们俩年龄相近，就差了五岁，而且彼此的经历也非常地像，都是进士出身，甚至还共事过一段时间。所以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更为近密，更为平等，更为均衡，尤其是两个人都有过被贬谪的经历，特别是在柳宗元被贬之后，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他们两个的友谊也没有因为刚才的那种误会和误解而产生更大的裂隙。我觉得这个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最大的荣幸，也就是说，在柳宗元漫长的被贬的岁月和生涯当中，韩愈始终在跟他进行思想的交流，文章的交流，他们两个人之间依然是朋友的关系，依然是思想诤友的关系。柳宗元虽然后来被贬之后，长期不在中原地区，但是我们说，他跟韩愈之间是声气相投的，彼此是呼应的，他们不但在思想上是交流的，而且在很多的政治、文学的主张方面是互相呼应的。大家都知道，韩愈是提倡勇于为师的，是要给别人当老师，而且倡导师道的尊严。他说了嘛，老师不分先后，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师说》
    原来我给大家介绍过，这《师说》一出来之后，韩愈立刻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这个人不知羞耻，好为人师。但是，当时远在永州的柳宗元知道了以后，是坚决力挺韩愈的。我们知道当时他虽然被贬永州，但是柳宗元在当时的文坛上影响很大，有很多的年轻人甘愿来到这个荒蛮之地，来追随他。当时有一个姓韦的年轻人，专门到永州来拜访柳宗元，要拜他为师，跟他学习古文。柳宗元就跟他说，你别拜我为师了，我不愿意给别人当老师。四川这些地方乌云很多，阴天很多，老是见不着太阳。四川这些地方，这些狗从来没见过太阳，等云一散，狗就开始叫。我自来到柳州，也很少见到下雪，可巧，下了几天大雪，这儿的狗很灵的，从来没见过雪，看见雪也叫唤。现在韩愈已然做了四川的太阳了，引得那个地方的狗都叫。你现在难道想让我做永州的雪吗？引得永州的狗也跟着叫吗？你不用拜我为师，你想要学习写文章，我就可以告诉你，这文章该怎么写，该参考哪些书，该读哪些圣贤书，这不就完了吗？咱们不要这个名。
    有的人说那这个不算呼应啊，他不是怕这事吗？他还是没有韩愈的胆子大。其实不然，韩愈曾经对他有一个评价，说自从柳宗元到了湖南以后，所谓衡湘以南，读书的人都纷纷地向他求教。柳宗元也纷纷给予他们指教。就这么说吧，柳宗元当年在长安的时候，少年成名，文章独步天下，已经有很多的人拜他为师，他也给大家指导写文章的那样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现在被贬永州之后，当地的人和周围的人，也都不远千里甚至不远万里地去向他求教。他虽然不愿意背负一个勇于为师的名义，但在实际上，他用自己的行动呼应了韩愈的要为人师，要把这种古文的运动，通过指导学生，传布给更多的人。如果他害怕的话，他可以完全不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以他当时的政治的境遇是那样地艰难，但是他依然在遥远的南方，呼应着，用自己实际的行为和行动，呼应着韩愈的号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觉得他们俩真是声息相通。我经常就在想，两个真正的思想家，两个真正的为这个时代而思考的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沟通的？他们其实并不需要那些明显的承诺，他们并不需要赌咒发愿。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内心思想的默契，而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大家可能说，你看你讲的“韩柳”，这关系这么好，误会都消除了，那看来他们两个人之间，确实是彼此共同前进，彼此共同地互谅互让，关系是非常友好的。我跟你说，如果两个思想家之间，永远都是你好、我好、天气好、大家都好的话，他们不会有真正的思想火花的。他们两个人之间，那要真的争论起来，也是唇枪舌剑，你不让我，我不逊你。
    我这儿讲一个故事，唐宪宗的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朝廷给了韩愈一个比较实在的官职，他原来不是老在国子监里边做博士吗，那是一个又穷又没地位的穷官。现在让他做史馆修撰，而且是首席修撰，就是负责修国史的史官。品级提高了，待遇提高了，地位也提高了，按照我们平时对韩愈的理解，那就大刀阔斧开始干起来，恰恰相反，韩愈接到这个任命之后，噤若寒蝉。为什么？其实说起来，道理也不复杂。做史官的第一要素，是要尊重历史，是要实事求是。但你要尊重历史，要实事求是，你写的是国史，对待国史，皇帝的看法和宰相的看法，跟你能不能完全一样呢？不可能一样。你是坚持真理呢，还是坚持皇权呢，还是坚持权力呢？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在韩愈的内心反复地翻滚着，所以这是他不愿意做史官，或者畏惧做史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当时有个姓刘的秀才，给他写了一封祝贺信，他给这刘秀才写了一封回信，说他自己的心情，捎带手地又“复印”了一份，给柳宗元寄了一份。他在这封信里是怎么说的？你想都想不到。他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
    我告诉你吧，当这个史官，要不然要遭到上天的惩罚，要不然就惹来人祸，这可不是好玩儿的，我很犹豫，干不干还两说呢。他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什么，他说孔丘治《春秋》，这是一部史书，可你看孔丘什么下场，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最终还是怀才不遇。左丘明写《左传》，落什么好处？眼睛瞎了。司马迁写了《史记》，落什么好处啊，遭到了宫刑。他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修史的人，不遭上天的谴，便遭人祸。他说朝廷给我这个位置，就是看我年纪大了，想着好歹给我个位置，让我能够享受一些俸禄，就足矣了。现在大唐建立以来有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多的杰出之士，哪是我一个人修史能修得过来的呀？咱们这个史馆里头有这么多的有才能的人，你刘秀才就是一个，我看你就挺不错的。不一定非得我来干这个事，别人都能干得了。
    就这个，给刘秀才一封信，这信，“复印件”又给了柳宗元一份。柳宗元一看，那是相当地生气，说这还是你韩愈吗？说出这等逊色的话来，你怕什么怕呀？他就没客气，说什么呢？说接到你的信，“私心甚不喜”。接到你的信看了，非常不高兴，一丁点儿都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啊？说，难道说你认为宰相让你做史官，就是为了给你个头衔，让你干领俸禄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那儿待着。你不觉得惭愧吗？用着公家的纸，用着公家的墨水，是不是？然后呢，给别人写点墓志铭，挣点小钱。你用公家的东西，挣自己的私份钱，你惭愧不惭愧啊？我建议你早点从那个位置离开，你别干了。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说什么呢？说你不是怕吗？你怕得要命吗，要不就有天刑，要不就有人祸。那我就想不通了，你现在做的是史官，没错吧？有一天你要是做了负责监察的和负责审判的御史中丞，那该怎么办呢？那些官可都要大大地得罪人的，你难道到时候能够心安理得地坐在那儿，吆喝来吆喝去地，吃着好吃的，看着好看的吗？再者说了，你要是再做了宰相呢？我告诉你，宰相是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的。那你得罪人不是更多了？那你不更活不了了吗？那你不是怕得要命了吗？你还怎么往上爬啊。这是他说的第二点。
    第三，就是说，你举了好多例子，孔子啊，司马迁啊，左丘明啊，他说我告诉你，孔子怀才不遇不是因为修《春秋》修的，他就是不修《春秋》他照样怀才不遇；左丘明眼睛瞎了，那是生理上的问题，跟他修《左传》没关系；司马迁受了宫刑也不是因为他修了《史记》，而是因为李陵的案子，他发表了不该发表的意见。你说的这些，根本跟这没关系。柳宗元说了一句话，很要命，说什么呢？说：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我告诉你，你不是怕遭天灾人祸，你是不想再坚持自己的理想了。你把这官看得很重，你把你的理想看得很轻，所以，说这话的人，就不是韩愈，这就不是你的做派，你应该感到惭愧啊，是不是？你都放弃理想了，你拿那天灾人祸在那儿说事，你说你能说服自己吗？你还说什么有的是人才来写这些传记，大唐这么多人你怎么写得过来，好，你不写，他也不写，他他也不写，那唐代的历史由谁来记载呢？由谁来记载？你韩愈不是一个坐得端、行得正、敢发表言论的人吗？如果说现在连你韩愈都已经变得畏畏缩缩了，你还指望这个世道上谁来做这个公正的史官呢？我觉得，你也甭在那儿耽误事了，你要是还在这儿犹豫呀，麻溜儿的，趁早，你把这官辞了，回家吧。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里头对韩愈是毫不留情，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做史官，第一要务是什么？要尊重历史的事实，要记录历史的事实，完全尊重历史而不是尊重权威，更不能够被权威所压倒。所以，柳宗元是一语中的，关键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能不能坚持你的理想，能不能坚持你的信念，如果这些你都不能坚持，第一你就不是韩愈，第二你更不会做史官，第三，回家抱孩子去吧。
    所以你想想看，什么是真正的朋友，那歌里唱得好啊，“朋友一生一起走”，怎么才能一起走，就是作为韩愈和柳宗元这两个人，他们的朋友的方式，跟一般人可能是有所不同，那就是说，必须要说真话，必须要说警醒对方的话，必须要说一些让对方清醒的话，必须要说出一些让对方吓一跳的话，这样的话是什么话呢？是真话，是心里话。天天在一起打哈哈，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的火花，也不可能成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青史的、这样的思想家。所以我为什么说，不管是柳宗元是否被贬，也不管韩愈是否发达，只要他们还在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自己心里边的理想，他们就会永远是朋友，这一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那说到这，大家可能说，唉呀，这柳宗元一贬贬这十几年，也真不容易过，我们就很想了解一些他生活方面的细节，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很高尚的思想家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是怎么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的，我们很想了解一个思想家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是怎么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