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和领导者，柳宗元字子厚，山西运城人，生于唐代中期的公元773年，卒于公元819年，终年四十七岁。柳宗元的人生经历完全可以用大起大落来概括，少年时代的他才华出众、平步青云，然而就在事业蒸蒸日上的关键时刻，他却遭到一场异常猛烈的政治打击。
    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好诗，大家都知道是谁写的吧？唐代著名的诗人柳宗元写的《江雪》。我问你，读这个诗，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一派清凉世界。感觉到非常地清静，非常地清凉，非常地超然独立，万籁俱寂，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个踪影。在那寒冷的江面上，只有一个孤独的小舟。在那孤独的小舟上，有一个披着蓑衣的老渔翁，正在那儿垂钓，他想钓什么，钓鱼吗？不知道。所以这首诗给我们传递出来的首先是一种意境，意境特别好，就二十个字，意境全出，非常地优美，所以这首诗连小学生都会知道，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成年人了。但是我要再问一句，就是柳宗元为什么会写这首诗，你能回答我吗？可能你就未必能回答上来了。当然你可能会说我知道，柳宗元喜欢清静，他喜欢一个人待着，不让人打扰。你说我还知道，柳宗元内心里边，觉得自己的人格冰清玉洁，不想跟这个污浊的凡世有什么瓜葛，所以写这首诗以表心迹。你还可能说，柳宗元心里有事，特别烦，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一会儿，所以写了这首《江雪》。没错，你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一首非常优美的、我们说它是山水诗也好，抒情诗也好，在这样一首优美的诗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巨大的悲剧，隐藏着一段巨大的落差，还隐藏着一种极度绝望的心情。
    那我还真不是耸人听闻，还真不是故做奇异之谈，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在哪儿呢？这还得从柳宗元青少年时期的极度的辉煌说起，柳宗元的青少年时代，那跟韩愈不一样。我们前面讲韩愈，觉得都挺惨的一个苦孩子，磕磕巴巴的，最后通过读书，然后终于考丨中了进士，考丨中进士半天又做不了官等等等等。（柳宗元）没有，咱们柳宗元“根正苗红”。
    他第一大辉煌是，他有一个非常耀眼的家族（出身望族），就是柳宗元这个柳姓，在唐代是一个大姓，特别是柳宗元是河东人，就是现在的山西省的运城市人。这个河东的柳氏，还有河东的裴氏，河东的薛氏，是三大著姓，就是三大家族。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之际，这几百年的时间里，柳宗元的家族里边做官的，往大了说，不是大将军就是大都督，最小的怎么着也是个刺史，再小了都不好意思跟人说去。在唐代的初期，他就有两个祖先非常地厉害，一个是唐高祖李渊的孙女婿，算是个准驸马吧；还有一个是唐高宗李治的第一位皇后王皇后的舅舅。你看，人家这身世，多排场，多气派。这种显赫的家世，家族的历史，那无疑的，让柳宗元从青少年时代就是一个骄傲的人。
    第二，柳宗元这个人，从小少有大志，聪明过人，而且在同龄人当中是一个佼佼者。何以见得呢？在唐德宗时期，有一个反叛的藩镇将领叫李怀光，朝廷平叛把他镇丨压了。有一个姓崔的高官，就想写一封给朝廷的贺信，他就找到了柳宗元，柳宗元就代他写了一封给朝廷的贺信，这封贺信的名字，就是《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这一年，柳宗元才十三岁。等于说，他替一个高级官员给朝廷写了一封祝贺打胜仗的这封信。有人可能说，我怀疑，不可能，哪儿那么多神童啊？你怀疑也是对的，可是你要知道，王勃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写出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白居易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写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跟不用说那个李贺了，是吧，二十七岁他就死了，可是以他的地位，已经是唐代数一数二的大诗人。自古天才出少年，这话是丁点都不差，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柳宗元在十三岁写了这样一篇大文章。柳宗元自己曾经说过，我这个人，
    “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柳宗元《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
    我从小啊，我就没打算把事做小了，我的目标就是瞄着那历史上有大作为的人去的。韩愈曾经有一段话，对柳宗元有一个精辟的评价，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怎么说的呢？说柳宗元这个人聪明能干，从小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就没有他不明白的道理，虽然年轻，但他成熟得早，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五岁通过了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他的才华是如此的卓越，他是个精明强悍的人，特别擅长发议论，每当
    他发议论的时候，往往是广征博引，出入于经史子集当中，他非常博学，他口才特别好，当他要跟你辩论的时候，他总是滔滔不绝，意气风发，所向披靡，想跟他辩论的人，就没法辩赢，必得给你辩得张口结舌，才算完了，这么一个人。而且柳宗元因此，这么小啊，才华超众，所以在长安的时候，王公大人都特别地欣赏他，交口称赞，都恨不能把他收到自己的门下，说柳宗元是我的门生。就是这么火，就是这么招人喜欢。大家可能就会问了，说凭什么呀？凭什么柳宗元年纪轻轻的，仕途就顺风顺水的，就一直能往上做呢，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这有国内的大气候，也有个人的小气候。就是柳宗元所处的唐德宗时期是个什么时期啊？对藩镇割据的势力有点姑息苟且，宦官们手握禁军的军权，还有，这个唐德宗，老是对宰相不信任，所以他任命那些宰相都像倭瓜一样，特别软，在他跟前唯唯诺诺的，所以整个的朝政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没有生气，没有生机，当时像柳宗元这样的年轻的官员，都有着要改革朝政的这样一种愿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识了他这辈子跟他的命运紧密相关的两个人，太重要了。第一个人，是他的同科进士刘禹锡，就是写“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那个人。刘禹锡不但是他的同科进士，而且跟他在一生当中都是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俩在政治上、在文学上、在哲学上、在思想上，很多的想法都非常地接近。还有一个人，就是通过刘禹锡，他认识的王叔文》王叔文？大家可能对这个人就非常陌生了。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王叔文，王叔文是越州人，就是现在的绍兴人，他出身很低微的，他下棋下得特别好，所以皇帝召他为棋待诏，就是说，我有功夫，叫你来陪我下盘棋，就这个活儿，这地位是很低的，就是杂耍一类的，是不是？可是这个人喜欢读书，当时的太子李诵，特别地欣赏他，经常叫他跟自己一起读书，这个王叔文很有政治头脑，他经常劝太子说，你应该多多地网罗人才。经常跟他说，你看这个人，将来您要是登了大宝之位，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您看那个人，将来他可以做将军。有一次这个李诵，他不是太子吗，他召集手底下的门客，说咱们应该集思广益，给咱们现在当今的圣上，就是我的父皇，提点政治上的建议。大家一听都特别高兴，非常踊跃，你一嘴我一言的，就提好多建议。只有王叔文，坐边上不吭声，耷拉个脑袋。这会议完了之后，李诵就非常地纳闷儿，就问他说，哎，你今儿是怎么着？有状况啊？你怎么不说话呀？王叔文说您傻呀？您做为太子，主要应该关心皇上的健康，和他的身体状况，您怎么能够在他跟前说长道短，说您的朝政这儿不成，那儿应该提点建议。您知道当今圣上，在位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他的疑心又那么重，您要是这么做，皇上到时以为您要收买天下人心，对你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李诵当时听了以后非常感激，跟他说哎哟，多亏先生提醒啊，我这儿大梦方醒啊，说着说着眼泪都掉下来了。从此更喜欢王叔文了，这就成他的死党了。
    当时刘禹锡做什么官呢？刘禹锡在太子的东宫里边做官，所以他跟王叔文就认识，他就又把柳宗元介绍给王叔文，就这么认识了。你想，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一批年轻的政治家和官员，早就渴望着要竖起革新和改革的大旗，早就对政局不满了。所以他们都聚集在王叔文周围，我们姑且把他们叫做“革新集团”。可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说那首《江雪》的诗背后隐藏了一个很大的悲剧和落差，这个落差和悲剧就慢慢地开始酝酿了。
    第一，改革推进了，但是有一点你注意到了没有，这些改革都是皮儿上的，没有触及到藩镇割据这个要命的话题。这王叔文他们当时一掌握政权之后，就有一些割据的藩镇势力跟他们套近乎，拉拢他们说，你看，你把我的地盘再扩大一点，我就支持你，我就力挺你。王叔文不吃这一套，差点把（藩镇）派来的官员给杀了。但是这样一来呢，这些藩镇的将领一看，王叔文的（来头）不对，他们就转而去联络那些宦官，跟那些宦官勾结起来，共同地对付改革派。所以第一，他们没有能够真正从实质上触及到藩镇割据的势力。王叔文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有时候派些使者去安抚安抚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强力的举措，这是第一条。
    第二，你要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改革和革新的主要的对象是谁？一个是藩镇，还有谁啊？宦官嘛，这很清楚啊。当时我们知道，宦官手里是有军权的，什么军队？就是皇家的禁军。你不把皇家禁军的军权拿到手里头，那皇上人都在他的控制之中。王叔文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倒是派人去想把这个军权夺过来，人家不给，不给怎么办？王叔文也是奈何奈何，没办法，他们没有强有力的措施能够把军权夺过来。因为什么呢，军队都在人家手里头，都是人家的人。所以宦官这一块，他摇不动，宦官的军权也拿不走。
    第三，还有一个很要命的地方，唐顺宗是个什么人啊，是个说不出话来，行动不便的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所以他坐着皇帝（位置），全国人民跟着担心。就有一个强烈的诉求，什么诉求啊？想尽快地立一个太子。这太子立谁啊？就是当时的广陵王李纯，就是后来的英明神武的唐玄宗。可是你知道，这家伙很危险，为什么呢，王叔文等人他们一块儿拥立了李诵唐顺宗，现在这个太子要立了的话，太子的心思肯定是跟他们不对付的，而且太子身边也有另外一拨宦官，就是那帮掌握军权的宦官，他们早就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太子拉到了一起。这样一来就很麻烦，你知道为什么吗，本来王叔文等人进行的革新运动，他的目标是针对谁的？宦官、藩镇、朋党、种种的弊政，但是现在如果要立了这个李纯为太子，矛盾就转变成什么了？转变成你想不想立他为太子，你想立谁为太子，这直接就关系到说你想将来让谁当皇帝的问题，这麻烦可就大了，这就变成个政治问题了。你知道柳宗元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吗？柳宗元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六逆论》，它里边有一个很核心的观点，是比较要命的，他说什么呀？他说继承大统其实没有什么贵贱之分的，高贵的人如果智能不够，也不一定能继承大统。低贱的人如果脑子聪明也不是不可以继承大统。还有一条，就是嫡出的呢还是庶出的，也不应该受限制，对不对？你说你是嫡出的能继承，你脑子不够用，你也不能继承皇帝的宝座。那我说我这庶出的，如果脑子聪明，就也可以继承。我们现在已经无法考证这篇文章，是不是为了配合太子的拥立的问题写的，但是他的立论本身，你说这个后来的唐宪宗看了能高兴吗？这就是舆论工作。所以说，王叔文等人当时就比较沉重，因为这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问题就是李纯最终还是被立为太子，这就是埋下了一个大地雷，你知道吗，李纯心里很清楚，你们这帮人就不想让我当太子。其实我们知道，唐宪宗后来是一个锐意改革的君主，他改革那些举措，咱说白了，跟王叔文他们那改革举措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呢？一点都没有。关键是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特别是你想让谁当皇帝的问题，这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画外音：唐宪宗李纯是唐顺宗李诵的长子，以“刚明果断”著称，是一个有为的君主。而当年，在自己能否被立为太子的问题上，“革新集团”的敌视与对立态度，深深刺痛了他。皇权之争向来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这也是“革新集团”覆灭的根本原因。事实上，“革新集团”当政之后，本来是可以站稳脚跟的，但是集团内部一系列不健康的因素，却使得他们迅速地走向分崩离析，走向覆灭。那么这些不健康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再有一个，他们的工作作风不大好，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当他们在一块议论事的时候，他们都说什么呢，在一块儿互相夸耀，这个说我看你像诸葛亮嘛，那个说我看你像乐毅嘛，那人说我看你像管仲嘛，就互相夸。然后呢，轻易地封官许愿，凡是跟他们关系好的，说我看那谁还不错，明天给提拔提拔，过两天真就给提拔了。再过两天说我看那个谁也还可以再考虑考虑，还真就考虑了。所以到底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太年轻，而且这样引起了不好的风气，在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家门口，就门庭若市，来来往往，车水马龙，都干嘛呢，那不得套近乎吗？再加上我们说这些人少年得志，免不了有些宗派习气，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所以朝廷里边的老臣都是以一种沉默，来做一种消极的抵抗。我给你讲个很简单的例子，你马上就清楚了。这韦执谊，很年轻的宰相。韦执谊跟当时另外三位年纪很大的宰相在政事堂、也就是宰相办公室吃饭。按规定，宰相们吃饭的时候，别人是绝对不可以打扰的。这时候，王叔文来找韦执谊，因为从内在关系上我们知道，王叔文是他的什么呢，是他老板呐，他的宰相是王叔文给的。王叔文找他，外边吵吵嚷嚷的，后来外头看门的人进来说，他让你出去。这韦执谊就特别难受，你知道吗，因为他并不愿意真的被叫起来，然后出去见王叔文，可是他又害怕王叔文。他最后憋红着脸，然后出来见王叔文，两个人在走廊上说话。其他的三位老宰相就不吃饭了，等着他回来。结果过了一袋烟功夫，人家传过来话说，这个王叔文王学士，已经叫了饭了，让韦执谊到他那屋吃去。当时就有两个宰相表示，我要告病，我不干了，我要回家。没有体统，没有尊严。就是这些事看上去是小事，但实际上，他不但影响到你的观感，你的形象，也影响到这批老大臣的心理。
    再有一个，改革派内部出现问题。我刚才说了一个人，大家不熟悉，叫韦执谊。这个人是个投机派，为什么呀？韦执谊是长安的大族、望族。我跟你说，他本来是看不起王叔文这些人的，你想王叔文什么出身啊？既非进士，又非望族。他就是因为棋下得好，皇上给他弄个待诏，然后跟太子的关系不错，这么着上来的。韦执谊觉得他们现在得势了，所以应了他们的要求，到这儿来做宰相，算作是改革派里头的人。可这个人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当他一旦发现王叔文等人根基不稳之后啊，他就考虑要挪窝，要转向。他好几次都跟王叔文说，说你别老看我跟你的意见不一致，其实我跟你说，我的心跟你们是在一起的，我只是觉得有时候这么做，面上不太好看，我要把这个关系处理得比较顺畅，做出来的事让这些老官僚们看着也舒服，别人也觉得我比较公道，这样咱们的事才能干得更好。你说王叔文又不是傻子，知道这是个两面派，但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们这个年轻的改革集团内部，他们的阵营并不稳固，出现了分裂。最要命的是现在，就跟足球的临门一脚一样，在改革进行得特别艰难的时候，在革新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在这个新派和旧派的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时候，这个王叔文他母亲去世了。你知道，在古代，当官的如果他们家老头老太太去世，这可就是转折性的一个事件。他没办法呀，他得守丁忧。丁忧至少得几年啊？得三年，黄花菜都凉了。
    王叔文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临走的时候，他还把几个最主要的宦官，拥护他的和反对他的，都叫在一块儿吃了顿饭，他希望在他走了之后，能够暂时缓和这样一种矛盾。但是，这确实是缘木求鱼，痴心妄想。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的，王叔文守丁忧一走，马上局面就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在唐顺宗的永贞元年，八月四日这一天，唐顺宗禅位，把皇帝的位置让给了太子李纯，这就是后来的唐宪宗。八月四日禅位，太子李纯奉他的父亲为太上皇。到了八月六日，就贬谪了王叔文。第二年，就杀了王叔文。然后，把柳宗元和刘禹锡等，这些参与改革的年轻的官员们纷纷贬往偏远地区，第一次贬的时候，纷纷是贬往那些老少边穷地区做刺史。后来刚贬不久，马上觉得这不够狠，改了，全部贬往更加蛮荒偏远的地方做司马。司马是什么呢，相当于副刺史。可是你想，对这批人，他还有什么实际的权力吗？他不可能有。所以我们说，所有这些元素和因素，都造成了革新派在很短的时间里头就失败了，前后加在一起八个月，从永贞元年正月到永贞元年八月，八个月，好算得很。反而是那些以宦官、藩镇、官僚大臣们、老臣们结成的集团，比他们老到和成熟得多，人家各个击破，把自己的地盘看管得很严，然后在一些最关键的突破点上，取得了胜利，很轻易地就把牌翻过来了。说了这么多，那大家可能就要问了，说那柳宗元后来怎么样了呢？柳宗元自己也在反省，柳宗元在被贬了五年之后，他是当时被贬到永州做司马，就是现在湖南的零陵县。他给一个官员的信里边说，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你仔细想想柳宗元犯了什么样的罪孽？其实我告诉你，他革新有没有错？没有错。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改革有没有错？也没有错。他错就错在什么呢，错就错在，在对待立唐宪宗为太子的问题上，他是一个反对派，所以他罪孽深重。他现在待在这个地方是百病交集，他在（信）里边说，我“……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我现在真是处在水深火热当中，我每天不吃饭肚子都是饱的，我自己浑身都在打摆子，忽冷忽热，我告诉你，这并不仅仅是当地的瘴疠之气，让我得了这个病，我的心里边有病。他心里这个气出不来，他说自己早年跟着王叔文在一起，的确是要为天下苍生谋，想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就是有大志向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奇才。但是现在落到这般田地，他说什么呢，说我呀，
    “……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失职者以致其事。”——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说我们的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我们每前进一步，就有无数的人，来诋毁我们；就有无数的人，来围攻我们。还不包括那些割据的藩镇的势力也加入其中。所以，我现在落到这个田地，我自己觉得朝廷对我已经很宽大了，我还白拿着朝廷的俸禄。只是可惜呀，不知道朝廷的未来在哪里。在后来给另外一位朋友的信里边，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为什么会失败，他说“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柳宗元《与萧翰林俛书》说我当时做礼部员外郎的时候，才三十二三岁，太年轻了，凡是这个世上的人，都想要自己发达的，都想要自己得官的，他们那样地嫉恨我，嫉妒我，难道是不应该的吗？正因为这样，我这么年轻，做了这个六品官，才能又不是那么地卓著能够服众，人家引以为怒，也是应该的，更何况后来，我跟王叔文等人关系那么密切，怎么能不招致人家的嫉恨呢？
    所以你看，他从少年时代的那种辉煌，从青年时代的那种仕途的顺畅，到后来得到王叔文等人的赏识，参与到了最核心的政治革新运动当中，本来可能能造就一番大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非常复杂的原因，最终却落得一个悲剧的下场。柳宗元三十二三岁被贬之后，后半辈子再也没有能够回到长安，没有回到洛阳，他就一直在被贬的永州和柳州度过了残生。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那首诗，《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万座群山那，没有一只鸟，千万条道路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丁点的声响，都是沉浸在恐怖的和痛苦的那样一种沉默当中。正是在这种万籁俱寂的、绝望的寂静当中，我一个人在孤独着垂钓，至于我能钓上来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我也无法知道。所以我刚才说，在这首诗的背后，它隐藏着一段悲剧，一段政治的大悲剧，至于这段悲剧，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一时又有谁能说清楚呢？这里边蕴藏着一段巨大的落差，不论是对柳宗元，对刘禹锡，都是如此，更隐藏着一段绝望的情感。所以对当时的柳宗元来讲，他并没有在垂钓什么，他也许想钓起一段希望，但他知道，钓上来的只能是无穷无尽的绝望，他仿佛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从此就要在茫茫的江天之际，在茫茫的雪原上，独自地行走。
    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止不住想问，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同情他吗？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人给柳宗元一点希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