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传

于此
铁路之争汹汹不已之际，张之洞独自上疏，认为铁路之利，非同小可，利在通
土货，厚民生，征兵转饷尚在其次。着眼于铁路经济效益的认识，比那些主张
者、反对者都高明许多，并且提出实际方案，认为宜从泸沟桥起，经河南，以
达湖北汉口，开通泸汉线，开通此线有七大利，其要者为富国、强兵、利民。
1889 年，清政府在听取沿江沿海各督抚意见后，认为张之洞条陈各节所奏
颇为详尽，业据一再筹议规划，方案周详，即可定计兴办。著派直隶总督李鸿
章监修北段，南段由湖广总督监修。
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提出多年的铁路修筑之所以得不到支持，既在于他
树敌过多，也有清政府防范淮系之目的。张之洞便成了一个可以接受的势力提
出建议，因而予以通过。也是清政府以之平衡淮系力量的手段。遂命张之洞移
督湖广。
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职务后，经上奏朝廷得到皇帝上谕：
“候选道蔡锡勇，山西候补道陈占鳌，候选知府沈嵩龄，广东候补知州凌
兆熊，候补知县赵凤昌，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均著发往湖北，交张之洞差遣
委用，钦此。”
除了这些已有候补头衔，已入大清官级的官员们，非得经过正式调用外，
张之洞还带了一大帮子幕僚。从广东带走一大帮子幕僚，对张之洞来说，乃情
非得已。大清王朝选举任用官员：全归中枢，地方官员不得自己选拔僚属。为
了解决地方行政的千头万绪，必需方方面面的人才，所以，地方官员不得已，
多养幕僚，以备专务。
张之洞在此世变日亟的势态下，也不得不储才幕府，以图洋务。辜鸿铭、
梁敦彦就以幕僚身分，跟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府去了。
张之洞对他的几位手下期许甚高，一行人坐船北上时，抵达汉口的前夕，
张之洞慨然叹道：
“吾辈鞅掌为常，转籍道路为休假，明日又将治官事，愿无忝六君子之称。”
张之洞所谓六君子者：蔡锡勇、凌兆熊、梁敦彦、赵凤昌、辜鸿铭，还有
张之洞自己了。可见张之洞对他一班手下期许之一斑了。
张之洞一行到湖北后，从两广开始的洋务努力，在两湖之间，经过十多年
的苦心经营和一班幕僚的精心策划，成绩也不容小觑，结出累累硕果。
一、湖北炼铁厂。
二、湖北枪炮厂。
三、湖北纺织官局。
四、采矿。
蔡锡勇、辜鸿铭等精深的西洋知识对张之洞帮助极大。这些设施多用德国
技师和德国技术，因此主办德文译事的辜鸿铭下了不少力气，出谋划策，搜集
资料，监督洋员。
在开采大冶铁厂时，就遇到德国技师首先将资料呈报德国政府，引来德国
人的觊觎。最后在辜鸿铭的帮助下，严辞拒绝，但还是同意优先聘任德国技师。
几经周折，1894 年才告竣工，西方人大为震惊，视为中国觉醒的标记，惊呼“黄
祸”来临：
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征诸领事之报告，
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
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以幺幺视之。……呜呼！中国
醒矣，此种之黄祸，较之强兵劲旅，蹂躏老赢之军队尤可虑也。
——《东方杂志》第七年七期译西报《论汉阳铁厂装运钢铁出口将为欧
美二洲实在之中国之黄祸》
甚至预言。不久，湖北将成中国的匹茨堡、米克里斯布鲁及威斯法里亚。
日本人更是惊叹不已：
登高下望，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是为二十世纪
之雄厂耶！
然而不幸得很，洋人的预言不仅没有实现，炼铁厂一帮长袍马褂的官员，
到处指手划脚，最后竟成了彻头彻尾的不中不洋的怪物，终于步履维艰，落入
日、德等国洋行的囊中，同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同一命运。
整个工厂用的是全套西方人的技术，铁厂的总监工是英国人贺伯生和比利
时人白乃富，总设计师是英国人约翰生。辜鸿铭一次同这几位闲聊，对铁厂的
命运大肆感叹：
“香帅办铁厂，好是好，可惜是只有模样，没有精神，终有一日会办不下
去。”
这几位洋大人不知他要发什么感叹，只是齐齐看着他，他却毫无顾忌，继
续发挥下去：
“香帅的铁厂，主管人员都是刮地皮而来，裙带风、贪污贿赂、靡费侵蚀，
排场应酬无所不在，只不过是给官僚添上了挂名职位而已。”
贺伯生点头答道：
“先生为何如此看不起这铁厂呢？我看这铁厂就气壮如牛呢！”
辜鸿铭当即发挥道：
“这件事情，说白了，不过是徒有其表，不得精髓，单知道效法，只知其
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不过依样画葫芦而已。据说，嘉道间，海禁初开，有一
西洋人衣服破弊，找不到做衣服的西洋人，没办法，只好找个中国裁缝，问他
能不能做西服，回答说，只要有样式就行。那西洋人拿了一件旧衣服去，过不
几天，新做的衣服就送来了，剪裁缝制都没有差错，只是有一样不好。”
三人一听齐问：
“有何不好？”
“那人拿起衣服，即看到背后剪去了一块，然后补上一个补丁。那洋人奇
怪得很，问其缘故，答说我是照你的样式做的。”
听得众人齐声大笑，辜鸿铭笑着说：
“不仅香帅如此，当今中国锐意图新，事事效法西人，如制衣匠一般，只
求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工厂之中，赫然一小衙门，衙门作风，不复知工厂
与衙门有何区别。”
辜鸿铭此论甚确，洋务之病恰在于此。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洋务企业多是
这等命运，这也是清王朝的痼疾所在。
张之洞在湖北主办新政，无非是传统的皇家作坊的新式工厂而已，主持这
些工厂的，不过是张之洞手下的那些仕子，他们只知辞藻华美，不懂西方工业
居然竟是资本家和具有专门知识的经理人才管理。何况我天朝自古耻为商人，
有无奸不商之说。谁知这些主办洋务的人员不仅不懂洋务，而且随意指手划脚，
仿佛衙门中的官僚，动辄以政令为务，主观臆断成风，奸诈不法，比商人犹有
过之。头脑中尽是升官迁职，发财美梦。这些人只知道裙带之风，贪污贿赂，
靡费侵蚀，只喜欢排场，大肆挥霍。每一出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
并驾齐驱，以致互相观望，指望张之洞裁决。
最大的难题还是派了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无所事事，为一点私利开除熟
练工人，宦佣生手，只会拿着竹片，殴打工人，比之日本之理财之道有天渊之
别。
张之洞手下主办洋务的人蔡锡勇、辜鸿铭等皆是思想旧、手段新，力图以
新手段维护旧思想，如此一来，其命运可想而知，
但辜鸿铭是清醒的，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曾感慨地说：
曾文正覆刘印渠制军书云：自王介甫以言利为人诟病，后之君子，倒避理
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
余诮财固不可不理，然今日中国之所谓理财，非理财也，乃争财也。驯至言理
则数十年，其得财者，瞧洋场之买办为劝业会之阔绅。昔孔子云：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余谓中国欲得理财之道，则须添二句，曰：官官商商，盖今日中国大
半官而劣则商，商而劣则官，此天下之民所以几成饿殍也。易传日：损上益下
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知此则可以言理财。
张之洞的新政如此，当时中国的时风更是如此，官吏经商，本来是受明令
禁止的，无非防其假公济私，并非其身分高于商人。自古以来，一班官吏自以
为是，夜郎自大，对于商人则趾高气扬，有不屑与之为伍之意。同治光绪以来
则不然，人心好利，更是前无古人，有在官而兼营商业者，有罢官而改营商业
者，殆欲于直接取民以外，再借助于间接手段，与民争利，搜刮财富。而这一
帮官吏为商，眼光直指利润，对开矿建厂茫无所知。
这些官吏们经营的无非是古董铺、酒搂、茶肆、旅馆、车行，都是些急功
近利、捞取钱财的行当，于社会之好处可以说少之又少，只是走到金钱面前的
终南捷径而已。辜鸿铭对此大为感叹，曾与梁敦彦说：
“这些官吏所做所为，简直是现身说法，自为写照。设古董铺的，则皆陈
旧之物，徒供陈列，若自言其无济实用也。设酒楼的，则一生饕餮，惟知食粟，
若自言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设茶肆的，则呼朋引类，竟日坐谈，与朝鲜
人烟茶消遣相似，若自言其将为亡国亡民也。设旅馆的，则来往无常，淹留不
久，若自言其一官如寄，可以五日京兆视之。设车行的，则曳车奔走，惟恃足
力，若自言其有终南捷径，易于钻营也。”
梁敦彦见他如此感叹，更进一层，说：
“汤生兄所言经商官吏，此时尚为主子，时俗所谓东家者也。今天下局势，
变幻无常，此辈必有失官之一日，到那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虽曾跻道员
知府之列，总办提调之差者，且恐欲做商人之一员都难了。还敢趾高气扬吗？
甚至于低首降心，患得患失，以谄事上官之术，谄媚商人了。”
辜鸿铭点头不已，接着说：
“此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