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全体官员，不过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和传命兵。中央各部，每部设两个部长（尚书），一满一汉。常务副部长（左侍郎）二人，政务副部长（右侍郎）二人。也是一满一汉。六个部名义上虽各有职责，事实上每个部都握有直接给皇帝上奏的权力，谁也管不了谁，所以各部等于有十二个部长，也等于有十二个皇帝的秘书，一切都由皇帝裁决。而各部的任务，也只限于办理皇帝交办的事情，不能像十一世纪宋王朝之前那些王朝的中枢机构一样，可以主动地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清政府的体制跟明政府的体制至少有一点完全相同，那就是有权对地方政府颁发命令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高高地坐在宝塔尖上的皇帝。最特别的是，清政府的皇帝不仅是中国元首，也是满洲民族的最高奴隶总管。全体满洲人包括最高级的官员宰相在内，都是皇帝的奴隶——这是满洲民族最特殊的社会结构，奴隶们在主子面前，唯一的天职是俯首帖耳。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固然容易败坏。但是历史上极少出现的英明君主，忽然接连着出现时，政府的功能却可充分发挥。 
  中国传统的宫廷制度，在清政府手中获得重大改革，嫔妃宦官以及宫廷费用，都大量减少。清王朝皇族来自辽东（辽宁省）简单朴实的社会，带到宫廷中的是一种比较简单朴实的婚姻形态。皇帝除了皇后一人外，嫔妃不过十人左右，虽然仍是多妻制度，但比起从前那种三宫六院七十二御妻和数万名宫女的阵营，是一个可惊的进步，我们试就下列若干项目。加以比较：  
  注意宫女宦官的人数，九千人和一百三十四人，十万人和五百人。再注意宫廷的每天开支，一万两和三十五两，这是太大的悬殊（明王朝如此浪费的挥霍下，我们回溯朱由检经常表演的“减膳”、“撤乐”、“避殿”小动作，会感觉到他实在是聪明得太过度了）。明王朝的宦官组织，有四十二个机构。福临入关后，曾一度沉迷于这种奢侈的享受，仅把四十二个机构改组为十三个机构，称为“十三衙门”，宦官的权力几乎跟明王朝时代同样膨胀，于是不久就发生宦官巨头司礼大监吴良辅跟汉人宰相刘正宗称兄道弟，买官卖爵的现象，使那时仍具有新兴活泼气质的满洲贵族，大为震骇。一六六一年，福临逝世，他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太后，跟辅政的大臣们合作，把吴良辅处斩，刘正宗免职，撤销十三衙门，另设立一个内务府，专管宦官和皇宫事务，由满洲贵族担任内务府大臣，宦官数目大量缩减，不再使他们居于领导地位。 
  这一些改革，产生两种后果： 
  其一，宦官时代从此成为陈迹，无力再现。下下世纪（十九）末期，虽有一、二宦官如安得海、李莲英之辈，很有势力，但性质上是个别的，不能结成一个集团。 
  其二，清王朝寿命二百九十六年，共有十二个皇帝，十二个皇帝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干，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三分之一也都属中等的才智，像明王朝那样一连串草包恶棍型的君主，清王朝一个也没有。中国还没有一个王朝，包括周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唐王朝在内，出现过这么多具有很强能力，而又肯辛勤工作的帝王。 
  对当时的汉民族而言，满洲人征服中国，是中国第二次亡国。但满洲人在文化上是一个非常落后的民族，连文字都没有，满洲文字是努尔哈赤时才创造出来的，并不能普遍。因为对满洲人来说，满洲字和汉字，都是新文字，而汉字拥有海洋一样的文化背境，满洲字则只限于日常口语。结果满洲人迅速的汉化，像掉到海里的人非喝下海水不可一样，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建州卫时期，满洲人即已流行汉语。入关之后和汉人更广泛地接触，汉语就更普及。玄烨大帝精通汉文，跟一个汉民族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他以后的每个皇帝都是如此。他的孙儿弘历仅中国诗就写了五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恐怕都要占第一位（可惜他的诗是一种帝王体的打油诗，不堪入目），所以，事实上没有多久，满洲人就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自居，这跟蒙古帝国的统治阶级深拒闭固的情形，恰恰相反。 
  不过，民族的界线仍划分的十分森严。本世纪（十七）时，汉民族人口已达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统治绝对多数，以一个落后的部落统治一个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戒惧。它严厉地禁止满汉通婚，并尽可能排除汉人担任高级军官。在行政管理上，它不能不用汉人，但在满洲人的眼睛里，汉人只是乞丐，由满洲人赏碗饭吃而已，连他们的奴隶都不如，也不赋给汉人权力。就在本世纪（十七），汉人宰相见了满人宰相，汉人部长见了满人部长，都要下跪。会议的时候，满人宰相部长昂然上座，汉人宰相部长跪在他们的旁边，满洲人不开恩叫他们起来，汉人不敢起来。有时候满洲人谈得高兴，忘记开恩，年老的汉大臣跪得太久，甚至仆倒在地。满洲人的想法是，用强大的压力，培养汉人对满人的顺服奴性，直到永远。 
  满洲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跟五世纪北魏帝国鲜卑民族所承受的中华文化，完全相同，主要的是儒家系统的文化，而清王朝承受的更为狭隘，只是儒家系统中的理学的部分。所以，虽然王朝政权和统治者改变，而构成大黑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不变，科举八股和酷刑诏狱不变，祖先崇拜和服丧三年不变，反对任何改革的情结不变。也就是，酱缸不变。举一个例子作为说明，监察部委员（御史）谢济世注解四书之一的《大学》时，采用另一古书《礼记》原文，而没有采用理学大亨朱熹的见解，第五任皇帝胤礻真就勃然大怒，判决谢济世死刑。后来好不容易免死，但仍罚做苦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都被酱死。 
  第三个黄金时代，带给中国的不是第一个黄金时代那种澎湃的学术思潮，也不是第二个黄金时代那种英雄们气吞山河的气概，而仅仅是一百年的和平与秩序。这本是人民最低的要求和政府最低的功能，但它在中国已绝迹了很久。但比起明王朝和更早的蒙古帝国统治时代，这一百余年间的中国人民，好像活在天堂。 
  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 
  十一 东方疆土的开拓——台湾
  清政府向外开拓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岛。 
  台湾岛距福建省海岸，最狭处只一百五十公里。自古以来由中国的少数民族高山族居住管理，和中原王朝没有多少政治联系。 
  本世纪（十七）初叶，台湾海峡两岸发生变化；一是海盗郑芝龙向明政府投降，明政府任命他当福建省海军司令官（福建水师提督），海上商旅开始获得安全保障。一是比台湾岛大不了多少的荷兰王国，从欧洲向东发展，于一六一九年，登陆爪哇，征服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于一六二七年，登陆台湾，把岛上的马来人、中华人、日本人，全置于统治下。 
  我们回溯明王朝第十九任皇帝朱聿键被杀的往事，那时郑芝龙已晋升为侯爵，统率陆海两军，掌握重兵，当他决定出卖朱聿键，向清军投降时，他的儿子郑成功，极力反对。郑芝龙当然不会改变主意，于是郑成功就率领一支孤军，以福建厦门为根据地，尊奉遥远的在西南云贵高原流亡的第二十任皇帝朱由榔，跟清政府对抗。一六五八年，郑成功大举北伐，由长江口深入，包围南京。可是结果失败，退回厦门。那时清政府入关不久，还没有力量反击，而只采坚壁清野的战略，从南京到广州二千公里的沿海地带所有居民，全部内迁二十公里。郑成功经过北伐的大创伤之后，已不能作第二次北伐。坚壁清野复使他的军队面对着饥饿和孤立。他这才想到台湾，如果能据有台湾，粮源和兵源都可解决。 
  一六六一年，郑成功进攻台湾，荷兰所建筑的两大巨城之一的赤嵌城（台湾台南）陷落。另一孤城热兰遮（台南西安平城）被围九个月，荷兰军队弹尽援绝，向郑成功投降，郑成功把他们全部遣送到爪哇。 
  ——荷兰占领台湾岛三十八年。向郑成功投降的荷兰总督揆一，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但他回国后，仍以失陷台湾的罪名，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从一六六一年起，台湾成为中国明政府辖下的领土，而就在这一年，朱由榔被缅甸人解送给吴三桂处死。帝王政治制度的传统形式，一定要继续立一个皇帝，才是正常现象。但郑成功的态度十分暖味，迁到台湾的虽然也有其他朱姓亲王，郑成功却没有物色一个继承帝位。郑成功的封爵是延平郡王，他就以延平郡王的王府，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在法理上，这是畸形的，犹如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而只由一个总司令部代理中央政府。 
  郑成功于占领台湾的次年（一六六二）年逝世，他的儿子郑经继承王位，曾向清政府提出和解，要求清政府承认台湾是一独立王国，允许台湾像朝鲜、安南（越南）、琉球一样，不剃发也不改换服装，只向清政府称臣进贡，永远作为中国的藩属，清政府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