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称“十全老人”。 
  一 一七四九年 平大小金川 
  二 一七五五年 平准部 
  三 一七五七年 再平准部 
  四 一七五九年 平回部 
  五 一七六九年 平缅甸 
  六 一七七六年 再平大小金川 
  七 一七八八年 平台湾 
  八 一七八九年 平越南 
  九 一七九一年 平尼泊尔 
  十 一七九二年 再平尼泊尔 
  认真的研究结果，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平缅甸是一场败仗；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无论如何，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 
  然而，最严重的是弘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从70年代起，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当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北京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 
  和珅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后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和司法上的冤狱。有些总督和省长（巡抚）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历那里，弘历也大大地震怒，不断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根本无济于事。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诛杀越严厉，贪污越严重，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文官如此，武官更为恶劣，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横加屠杀。 
  和珅像一个无底的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 
  本世纪最后一年（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着倒下去。新任皇帝(禺页)琰——弘历的儿子，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八千万两，和珅当权二十年，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本世纪（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时，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元（法郎），已招全国的唾骂，以当时的币值，一两折合三点七五法元计算；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不过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弘历跟和珅两个满洲肥佬，密切合作，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把大黑暗招回。 
  十三 官逼民反（上）
  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弘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水灾旱灾，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儿女、日暮途穷的农民，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开始，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七十年代后，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国民变，遂更风起云涌。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列如下表：  
  白莲教流行在北方，天地会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 
  七十年代，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被杀。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十八年后九十年代，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但立刻就又失踪。弘历又惊又怒，命令严厉搜捕。这时和珅当权已久，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高喊捉拿白莲教，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甘肃，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在冤狱手段下，几乎全部破产。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是被捕入狱，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被绑赴刑场处死；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抛弃家园，流离他乡，或终于饿死，或侥幸没有饿死；另一是愤怒而起，武装抗暴。聂杰人、王三槐，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发难人物。 
  在这些变民领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一七九八年，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皇帝(禺页)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王三槐回答四个字。“官逼民反。”(禺页)琰教他举例说明，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说出。(禺页)琰大为震动，追问说：“四川全省，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王三槐回答说：“只有一个，就是刘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但这种最低的愿望，竟无法实现，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禺页琰)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但形势已经造成，他已无力改革，对于被人民称为“青天”的刘清，也不能保护，刘清在稍稍擢升后，被贪官群排挤革职——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不允许某一个人健康。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国人民，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乱，罪不可道。 
  然而，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继续跟清政府战斗。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 
  和白莲教、天地会同时并发的，还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辗转退到贵州、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而跟外界隔绝。他们没有文字，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上世纪（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土官）世袭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流官）治理。苗人纯朴诚恳，把官员当作神明。 
  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跟满族官员勾结，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无处申诉。本世纪（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一七九五年，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他不久就战死，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他们的口号是：驱逐汉人，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对白莲教、天地会一样，采取高压手段。不过清政府的军队，包括满洲兵团、蒙古兵团，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都已腐烂不堪。当六十年代对乌什（新疆乌什）事变用兵时，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盐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对白莲教、苗人用兵时，即令在荒山穷谷，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需要银币二百余两（注意当时的购买力：五口人家的生活，一年的费用不过四十两，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够二十五个人吃一年）。时间相隔只三十年，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 
  这种军队，跟上世纪（十七）明政府的军队一样，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所以当本世纪（十八）结束时，中国又处处混战。 
  十四 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
  让我们再一次从砍杀声中，回到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