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这种种问题并不是中国才有，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凡是这类问题严重的国家，尽管名义上也是市场制度，却仍摆脱不了贫困的境况。
  至于说到自由交换，更不是易事，用票证来限制交易虽然已是过去的事，但死灰复燃的例子远没有绝迹，农产品的购销仍有严重的官方限制。在进出口贸易中配额、许可证等非市场手段仍有相当的比例。在电力市场、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土地市场中决不是任何人有钱就可以进入，而是通过许多人际关系来实现交换的。说得清楚一点，光有钱不够，还要有权力。或者说，有钱无权的话，你要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权力可以值钱，没有权力的人也就失去了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特权参与交换的环境中，市场的自由交换则被特权所破坏。人们不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赚钱，而是靠拉关系，行贿赂来牟利。于是人们争权力，争当官，钻营权势，把力量用在非生产性的勾心斗角上。这样的社会就很难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率的富足的社会。
  市场制度承认个人有追求利益的权利，这也正是市场制度具有无穷活力的源泉，市场制度实施以来的三四百年间，人类社会物质空前丰富，教育普及，寿命延长，人们享受各种科技发明的新玩意儿。这都是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种理想而献身的结果。当今社会上人们忙碌奔走，主要也是为了利，中国外国都无例外。人原本就是自私的动物，追求自身利益用不着别人去教。而且这种自私动机远在市场制度建立之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中早已存在。可是在过去，人的自私却是动乱的根源，人们反复地被教导，人不要讲私，甚至认为“存天理,灭人欲”。那么是什么新的因素参加进来,使得自利的动机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呢？有人说，是市场的法律规则。这个论点确实不错。保护财产所有权和自由交换就需有法律的保障，而且这个保障应平等地普及于每一个人，人固然有追求利益的权利。但这个权利不是特权，而是每个人拥有的同样的权利。因此每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更应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这就是市场制度下的自利和其他各种制度下的自利的根本区别。
  然而依靠法律来维持市场秩序，事实上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法，打官司不但费时费钱，牵扯大量精力，而且对方也不得不花费同样的时间精力作陪。一旦官司打输，损失就更大，同时国家还要设立法庭、警察局、监狱。而且这一切活动都是非生产性的，是用于社会内耗的，所以一个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不是靠经济打官司来维持，而是靠市场经济的道德维持的。一个有良好道德维系的市场制度，不但可以提供丰富的物质享受，而且也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本文最初提的问题，什么是国力的基础。我认为答案应该是用道德维系的市场制度，这个答案看似空洞，实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各界人士，各级政府最关心的问题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各方为此提供的建议非常丰富多彩，但有多少是提倡道德的对策呢？我认为要使我国经济能够顺利发展，各界人士将道德对策提到日程上来，此其时矣！
                             1998年3月12日
通胀变负和它的财政及宏观经济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我们曾多次被剧烈的通货膨胀所困扰，并成为全民关注的经济热点。1997年通胀指数连续下落十几个季度之后，到年度已成了负数。大多数人对此种变化心怀喜悦。因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银行存款，每个人手中都持有货币，通胀变负，意味着自己不用付出劳动，银行中的存款和手中的货币就增加了购买力。有这种白拣的利益，何乐而不为呢！对于政府来说，一贯宣称要和通胀作斗争，而今有了出乎意料的结果，也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成绩。在总结中国经济从过热到软着陆的成功时，总要提到通胀的大幅度下降。
  然而对整个经济而言，负通胀并不完全是好事，它的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不论从它发生的原因和引起的后果都有值得担忧的地方。
  物价水平为什么降低，用经济学语言来说，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结果。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商品都有同样的价格规律，即供过于求时价格降低，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物价水平，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的结果，决定物价水平的升降。但总供给和总需求都是用货币表示。而不是用对实物的供给和需求表示。因为总量必须将各种不同的商品相加，而它们的物理量是无法相加的，只有用他们的货币量才能相加。所以总供给是在某一价格水平下所有生产者愿意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之总和，而总需求则是在某一价格水平下人们愿意出钱购买的价值之和。这二者都是价格水平的函数。当价格水平（它是一切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加权平均值）上升时，产量增加而需求减少；价格水平下降时则相反。所以由于供所形成的差数会推动整个价格水平上升或下降，1997年发生了物价水平的下降，说明总需求小于供给。
  为什么发生总需求不足？这要从总需求的构成去分析。它是由三个部分所构成，即消费、投资和出口（严格说是出口减去进口）。换言之，一个经济所生产出来的一切产品和服务，最终将用于这三个方面，此处我们忽略了库存的变化。1997年发生的总需求不足，并不是出口不足造成的，因为1997年的出口比1996年增加了20％以上，它主要也不是消费不足造成的，因为人们如果不花钱消费，根本是因为他们钱不够多。或者说，是因为生产得太少，因为人们只有从事生产才能取得收入。所以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
  投资过度或者投资不足有一种乘数效应。一块钱的过度投资，会使总需求额外地增加四五块钱。因为一块钱的投资不论用于给工人开工资或用来买钢筋水泥，它最终都会变成人们的收入（工资、利润等），最终都会引起消费。一块钱的投资不足也会造成四五块钱的消费减少。当今我们见到的消费品卖不出去，其实是投资不足造成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消费不足。投资的过度造成市场的繁荣，但当生活能力已达极限时，过度的投资只能引起通货膨胀。反之投资的不足则通过乘数效应造成整个市场的萧条。
  通胀变负，是对生产者的打击，是不利于生产的。因为生产者产出的价值有一部分被手持货币的人所获取。这些人不参与劳动，却因通胀而得到了额外的购买力。可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他们所得到的额外财富，正是生产者所损失的创造出的价值。企业从原料购入到生产出产品的一段时间中，因为整个物价水平的降低而使产品的价格比原预料没有负通胀的情况下为低。这就是生产者因负通胀而导致的损失，生产过程的时间越长，这笔损失也越大。
  通胀变负首先会减少财政收入，主要还不是因为名义货币周转量的变小，而因为整个市场的不景气。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都会因经济活动的减弱而收缩。企业所得税则会受到双重打击，即产品价格降低和数量减少。负通胀情况下企业利润减少是很普遍的现象。
  政府收入的减少会导致支出减少，而支出减少会进一步引起市场的萧条，形成恶性循环。不仅政府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关系形成恶性循环，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关系，企业家利润和投资之间的关系，都会形成恶性循环。因为市场不景气，居民失业增加，收入减少，他们更不敢花钱，造成市场进一步萧条；企业家眼看利润减少，投资项目建成之后面对一个萧条的市场，也将会无利可图，因此他们会趋向于减少投资。这样的恶性循环不但在理论上存在，事实上美国在30年代发生的大萧条，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产物。我国经济从来没有发生过萧条（除掉非经济因素所造成的）,相反倒是屡屡发生投资膨胀经济过热，几次大的调整都是收缩战线，充实提高。现在我们忽然面临一个从未出现过的过冷局面，如果我们缺乏理论上的准备，在政策上失误，经济增长会因总需求的不足而大幅度下降，这样引起的社会问题将是非常严重的。很不巧，在国有企业大调整引起大量失业的同时，政府机构也要大加精简，而且这几件事都恰好发生在总需求不足导致通胀数变负的当口。由于失业精简人们担心收入将会下降而事先减少消费，会导致总需求的进一步降低。这样一个宏观形势不得不引起严重的关注。
  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这就要政府政策的作用。经济的自由主义可以提高微观效率，但微观上众多的正确选择并不能形成总体上的最优决策，这是经济学中公认的“合成推理谬误”。所谓的“市场的盲目性”也是指的这种合成谬误，要纠正这种谬误就要看得见的政府之手起作用。如果政府缺乏理论指导，也作为市场中的一员来选择他的政策，只会在合成谬误中增加一个元素，不能纠正宏观上的失衡。所以一个正确的理论指导在政策选择中是非常关键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国经济宏观不均衡的毛病出在投资不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