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后来张之洞受到弹劾，赵凤昌代他受过，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张之洞过意不去，替他在武昌电报局找了个糊口的差使，并派他长住上海。
赵凤昌位于南阳路10号的赵宅“惜阴堂”，成了各派要人聚会之所。
清廷覆亡，早在赵凤昌的预料之中，但武昌起义的爆发，还是让赵凤昌吃惊。他清楚，英法列强军舰就停在长江口，内战突起，危机四伏，搞不好就会重现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惨剧。而平定乱局的根本，在于协调各方的利益分配。赵凤昌想明此事，便稳坐惜阴堂，展开了疾风骤雨般的斡旋。武昌起义爆发之后，他就立即邀约沪上富商名流齐聚惜阴堂，请他们调动所有商务关系，确保局面稳定。
随后，赵凤昌又请上海商会负责人苏宝森通知外国使节：革命军一定会保护外商利益，所以洋人万万不可干涉战事，大家在商言商，免生冲突。不久，各国驻华公使达成一致意见，宣布“严守中立”。并紧急致电两江总督张人骏，劝他不可发兵援救湖北清军：“固圪自保，万勿轻预上游之事。”
最后，赵凤昌决心促成化解南北之争，邀请南北双方代表来“惜阴堂”谈判。
惜阴堂内，已经七十高龄的南方代表伍廷芳正在与北方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进行会谈。
伍廷芳头戴瓜皮帽，身穿长马褂，从外表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来自某个穷乡僻壤的乡绅，全身上下看不出任何西方的痕迹，但是实际上，他却是中国自费留学第一人、中国近代第一个法学博士、大律师。同时伍廷芳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曾作为李鸿章幕府的法律顾问，参与了中法谈判和关于《马关条约》的谈判，1896年后先后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等国的公使，并且与墨西哥签订了中国近代少有的平等条约《中墨通商条约》。
辛亥革命爆发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后，与陈其美、张謇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为临时外交代表，与各国交涉。旋任南方民军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
唐绍仪看起来要比伍廷芳精神得多，他在1874年被清廷官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7年后归国，曾任清廷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之后，唐绍仪被聘任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
汪精卫等四人坐在南方代表一方，唐绍仪则坐在北方代表一方。
唐绍仪清了清嗓子道：“我们北方的条件很简单，除了优待皇室之外，最主要的一条是要公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伍廷芳闻言不禁有些为难，皱眉道：“公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这一条，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唐绍仪：“是的！各国公使一致赞成我们尽快结束南北战争，只有袁世凯出任第一任大总统，各国才有可能承认新政府的合法性。”
“既然如此，大家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继续谈！”伍廷芳提议道，唐绍仪提的这个要求他觉得必须要和黄兴等人商量商量。
于是趁着休会的短暂时间，伍廷芳和汪精卫来到惜阴堂内的另一房间内，找到正在焦灼地等待着结果的黄兴和宋教仁等人。
黄兴、宋教仁、伍廷芳和汪精卫一起推敲着唐绍仪提出的议和草约。
伍廷芳沉吟道：“现在最大的分歧就是北方要求让袁世凯来当第一任大总统，你们有什么意见？”
汪精卫立即道：“我见过袁世凯这个人，此人雄才伟略，若能倾力支持革命，那总统这个位置确实非他莫属。”
宋教仁却摇了摇头道：“袁世凯为人奸诈，不可轻信，他若是当上大总统却不推覆清廷呢？”
黄兴想了想道：“那就写上先决条件，必须是推覆清廷者，才能成为大总统。”
宋教仁眼前一亮，拍掌道：“对，就以大总统这个位置为饵，钓袁世凯拥护共和，彻底和清廷决裂！”
黄兴点头道：“以一个大总统的位置来换取和平，达到南北统一，这个交易值得！签吧！”
千里之外的北京，外务部袁世凯官邸客厅内，袁世凯正在闭目养神，悠闲地转动着手掌内的阴阳球。
站立在一旁的段祺瑞恭维道：“这阳球好比朝廷，阴球好比党人，全都被大帅玩于股掌之中。”
袁世凯自信地微笑道：“唐绍仪来电，双方已经约定，我就是将来的大总统。”
段祺瑞闻言惊喜道：“那这天下可就是咱们的了！”
袁世凯微笑不语，沉默片刻之后问道：“芝泉，你可知革命党人为何非要推翻皇帝，非要反对君主立宪？”
“标下不知！”段祺瑞摇摇头道，“标下觉得这君主立宪和总统制也未见得有多大的不同，像那英国和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国，皇帝世代传袭，国家还不是照样强盛？而美国和法国取消了帝制，实行民主共和，选举总统来管理国家，同样成为列强。”
袁世凯忽然问道：“那你赞成民主，还是君主？”
段祺瑞想了想，笑道：“管他民主，还是君主，只要是大帅做主，标下都赞成！”
“哈哈哈……”袁世凯闻言开心不已，发出爽朗的笑声。
第三节 孙中山归国
孙中山到达伦敦后，当地华侨根据他手绘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制成五十面悬于伦敦城东唐人街。这是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首次飘扬在英国首都的上空。这使广大爱国华侨倍受鼓舞，满怀信心地迎接将要诞生的共和国。11月中旬，孙中山途经巴黎时，会见了法国政界、财界等各方面人士，得到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
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完成了访问英法等国的任务后，即乘丹佛轮离法归国。途中虽然在马来西亚的槟城及新加坡登岸作短暂停留，但他返抵上海前重要的停留地是香港。因为只有到了香港，才能与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见面，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并商谈建立临时政府等事宜，同时也才能与长期帮助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会见。
航行在太平洋的“地云夏”号英国邮船上，孙中山和咸马里夫妇正站在船舷边眺望东方，看着银鸥在海面上振翅飞翔。
咸马里道：“一周之后，船就可以在香港靠岸了。”
“终于可以经香港回国了！”孙中山心中感慨万千，他已经收到英国政府同意他在途经香港等英属殖民地时可以短暂停留的通知。自从1896年3月4日港英政府对孙中山发出驱逐令以后，他虽然也曾多次返回香港从事革命活动，但都是以不合法身份秘密潜入的，只有这一次才算是以半合法身份返回香港。这也是他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共和之父的胜利者姿态凯旋革命发源地香港。
鲍尔女士鼓励道：“英国政府已经取消对你的驱逐令！相信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再阻挡住先生的步伐了！”
孙中山摇了摇头道：“清廷还在通缉我。”
咸马里振奋道：“但是如今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廷的魔爪已经伸不到长江以南了，所以没人能阻挡你回中国了。”
孙中山担忧道：“不过眼下国内的形势依然很复杂很艰难，黄兴已经三次来电催促，让我快点回去主持大计！”
鲍尔女士善解人意道：“虽然如此，但是眼前的形势总是要比黄花岗起义之前要强得多！所以，咸马里才会让我陪他去中国，去见证他的预言。”
咸马里笑着接口道：“同时也去见证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的诞生。”
大海上渐渐弥漫起淡淡的雾气。
武昌起义点燃了全国反清革命的烈火，各地纷纷响应。到11月上旬，全国独立的省份和地区已达十余个，其他未宣布独立的省区，也烽火频传。清王朝就像一条在暴风雨中颠簸起伏的漏船，倾覆指日可待。
革命的迅猛发展，急需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随着独立各省军政府的建立，组建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已变得十分紧迫。
被革命大潮推上了都督位置、初尝了权力滋味的黎元洪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为了建都武昌，以及能够成为临时中央政府的首任大总统，11月9日，黎元洪正式通电各省，要求各省派代表来鄂商筹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然而，对中央政府这一头衔感兴趣的不止是武昌一家，想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也不仅是黎元洪自己。
11月11日，即黎元洪通电发出的第三天，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也联电倡议，仿照美国独立战争时召开“十州会议”的办法，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来磋商内政、外交。具体的方式是各省原谘议局和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就可以议事。
12日，他们又以苏、浙代表的名义，正式邀请各省代表赴沪，协商组织临时政府。于是，组建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会议演出了一出“双包案”，出现了两个会场。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直隶、山东、河南、上海等独立省区都督府或未独立省区谘议局的代表赴沪与会，而江西、广东、广西的代表径赴武昌。而且，上海方面先下手为强，11月15日，在只有上海、江苏、福建三省代表到会的情况下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打出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