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四棵树

这些青储料是供应奶牛食用的，尤其在漫长的冬季，奶牛全靠这些青储料，才能给我们酿出优质的乳汁。在青储坑库边，那股气息就更加浓洌，因为发酵得非常充分，也就更接近美酒的醇厚，但美酒却没有青储的那种令人如置身田野青纱帐里的嗅觉感受。哎，多么美好的青储香啊！回到温榆斋书房里，鼻息里还氤氲着青储香。我爱这滋润我心灵的青储香。在这城乡结合部，我脚下有充裕的地气，鼻中有牛乳源头的芬芳，我耳福也不浅呢——晚上已约好，开收割机的大黑将来书房跟我喝小酒，侃大山……
  儿子叫他杨哥，我也跟着那么叫。杨哥五十开外了，人高马大，是个服装批发商，热爱摄影，近几年生意都让妻子打理，自己三天两头开着越野面包车，往远处去拍风光照，来我家，没别的话题，就是给我看他拍的照片，讲述拍照中的见闻。有时，儿子休息，杨哥就会拉上他去一起拍照，儿子用数码相机，杨哥坚持用装胶片的相机，“数码无艺术”，这是杨哥的口头禅，儿子也不跟他争论。儿子告诉我，杨哥现在最大的愿望，不是生意上的发展，妻子埋怨他“哪天破了产，连相机也得拿去抵债”，他只呵呵傻笑。杨哥告诉儿子，现在生意确实难做了，但是保持一定的收益，维护他家小康的生活，由着他性子在摄影上“发烧”，这局面还是稳定的，“小康胜大富”，这也是杨哥的口头禅。
  但是，杨哥常有失落感，不仅当着我儿子，在我面前，也扼腕叹息多次。杨哥热心参加许多摄影比赛活动，通过他，我才知道原来如今有那么多的摄影比赛，大多是某地某机构为开发本地区的旅游事业，或某企业为推广自己的品牌名声，举办的相关活动里，有摄影比赛这一项。杨哥渴望得奖。儿子说，每当送出参赛作品，等待公布得奖名单的那段时间里，杨哥的眼睛就会由红变绿。但是杨哥总不能得奖。有两回得了三等奖外的“鼓励奖”，那能算得了奖吗？有回得了第二名，但那是赞助了三千元的结果，三千元不公开的赞助换回一千元奖金和一张奖状，杨哥自己也觉得可笑，“我都不好意思把那照片拿给您看！”杨哥不给我看，我也就没看，他扬言：“我要得一次真的大奖，我就复制出来，装好镜框，给您挂到墙上！”我就笑：“那何必！其实你们那次拍的榛子林就很棒，挑一张放大给我就行呀！”
  那批照片确实很精彩。杨哥和我儿子轮流开车，去了北京版图最北端的一处山村，从印出的照片上看，真是世外桃源，植被竟然那么厚密斑斓，山下野花迷眼，山上高树茂密，古老的栗子树、榛子树那么粗壮雄奇，村居村路多用山石砌就，村民男壮女健，就连那些鸡埘猪圈，看上去也古朴悦目。当然，杨哥也不忘拍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镜头，比如刚刚开业的“榛子林餐旅店”，接收电视信号的“银锅”， 挎着双肩背书包的村童……杨哥挑出了三张最得意的，参加了一个严肃杂志举办的摄影大赛，那当然是不要参赛者交赞助费的，评委里有德高望重的摄影界老前辈和艺术界名流，儿子说“杨哥这次最少也是三等奖”，但是，结果却是名落孙山。那天我留杨哥吃晚饭，他有点喝闷酒的趋向，我就尽量开他的话匣，控制他的酒量。他说要把几张制作得大小不一的榛子奶奶的照片，给送过去，儿子就有些犹豫，说那地方手机没信号，而且气温降得早，把照片寄过去也就是了，何必再往那么个路况凶险的地方跑？杨哥就跟我儿子说，“你不去我去，寄去，收不到怎么办？”见我听不懂，儿子就解释，榛子奶奶是村里的老寿星，据说过百岁了，山上最粗的那株榛子树，就是她栽的。榛子奶奶直到二十几年前，才头一回离开山村，进了趟北京，在天安门前，照了张像，但是“背篓邮递员”送信翻山的时候，在山溪边滑倒，掉到溪水里，转瞬跌崖的几个邮件里，有一个就是人家寄来的照片。我就跟儿子说，你应该陪杨哥把新的照片送到榛子奶奶手里。
  他们送照片去，一进村就愣了。全村人正为榛子奶奶办丧事。唢呐吹出高昂的曲调，接着是鞭炮连串响。看到他们带去的照片，不仅榛子奶奶家人高兴，村民们传看完，最大的一张就挂在了“榛子林餐旅店”的堂屋里，住在那里的几个年轻游客也都称赞拍出了百岁老人的独特神情。榛子奶奶的重孙子告诉他们，这是喜丧，他们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神仙！几个山村壮汉，胳膊交叉，组成了两乘轿子，让他们分别坐上去，随着送葬的队伍，往山顶上走。密密的树林，旋转的落叶，坠落的榛子、栗子、松子落到头上身上，让心窝好痒好甜……在山顶，那棵最古老的榛子树下，人们埋下了骨灰盒，竖起一块石碑。那天杨哥和我儿子成了山村的一员，每一户人家都跟他们称兄道弟，跟他们说常常回来，炕随便睡，馍随便吃，菜随便搛，酒随便喝……村民簇拥到村边，唢呐声声送别，杨哥和我儿子全笑着哭了。
  他们回来给我提来一兜大榛子，给我看新拍的照片，我对杨哥说：“这次拍的一定得奖。”杨哥说：“还要什么别的奖？我已经得了大奖啦！”
  “‘天鹅香皂’走了。”祁楷打电话告诉我。
  “天鹅香皂”，说的是一位女士。少年时代，我住在一个胡同大院里，她的父亲跟我的父亲在一个机关工作，我们算平辈，但是她比我大许多，我上中学的时候，她已经是中学教师了。我上的不是她教的那个中学，我们在院里院外遇见了，只是相对笑笑，应该说，我们关系很平常，或者说，除了曾经是邻居，谈不到有什么关系。可是，三十九年前，那时候我自己也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我任教的那所中学跟她任教的中学不在一个城区，我甚至已经把她忘得干干净净了，却忽然有一天，从她所任教的那所中学，来了两个戴红袖章的人，找我“外调”，要我揭发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以及她的“反动言行”，我愕然，不敢说不知道，搜肠刮肚，总算揭发出“她特别爱干净，在公用自来水管底下洗手，不断地撩水冲那水龙头，既臭美，又浪费”这样一条罪行，找我的人哪里饶得了我？点出“你自己的问题也不少”，跟着就亮出一套彩色明信片，我没等他们质问，赶紧说：“是我送给她的，我不对，我不对……”他们就勒令我第二天去他们学校，参加对她的批斗会，一起受教育。
  我战战兢兢地，提前到达了批斗她的现场。在那现场，布置了一个展览，采取的是鲜明对比的形式，把从她家搜出的花绸布拉吉，跟锅炉工穿破了的工作服并列对比；把她戴的小坤表，跟送煤工严冬系在棉袄上的粗麻绳并列对比；把她家描金线有花卉图案的细瓷茶具，跟清洁工用得变了形、渍着厚厚茶锈的搪瓷把缸并列对比……最后一组，则是把她平日离不开的天鹅牌香皂，跟一位工友平日使用的粗胰子球对比，我得承认，那种对比性陈列所形成的视觉冲击，再加上群体激愤的气氛，实在不能不令我觳觫，因此当批判者以“农民种粮食给你吃，工人织布给你穿，战士给你保卫国防，你却如此丧心病狂地过着典型的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堕落生活”这样的逻辑，对她进行毫不留情的高分贝值的批判时，我也就低下头，跟她一起服罪。
  那次批斗会的高潮，是把从她家抄出来的半打天鹅牌香皂（她承认因为觉得不大好买到，所以遇到在卖就买下一打），串成一个夸张的项链，挂在她脖子上，逼她跪到垃圾筒边上……唉，我真不愿把那些往事细想，多年以后，我们曾在公园里邂逅，说了许多近事，她忽然冒出一句：“我该向你道歉呢！”乍听，我一头雾水，她慢慢道来，我才知道，她指的是我曾送她几套彩色明信片的事，那是因为父亲调往外地工作，我家要迁出那个机关大院，家里清理东西，发现有几套彩色明信片，是我父亲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在苏联留学后，回国时送给我家的礼物，明信片上是莫斯科、列宁格勒的风光什么的，想起她是中学里的地理老师，一向热心搜集各种地理图片资料，就由我到她家里，送给了她，她当时非常高兴，没想到戴红袖章的闯将们去她家“破四旧”时，抄出了一大堆“四旧”，这些明信片问题比一般“四旧”更严重，因为那时苏联已经被指斥为“苏修”，她竟然藏有“苏修”的原装货，逼问她从哪儿得来的，她邂逅时跟我道歉，说：“那时候真不该就把你说了出来……”我当然立即跟她说那个荒谬的时间段里，这实在是比芝麻还小的事情，不足挂齿。
  祁楷是当年机关大院的小伙伴，比我小几岁，他后来上了师范大学，毕业后先分到教育局，经历过政治风暴的连续冲击，下放劳动结束后，分配到中学里当了干部，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先当副校长，后来成为校长，我们恢复了密切来往，是他跟我提起了她来，原来她成了他所在的那所中学的资深教师，他说，由于那一次的批斗，她就有了个“天鹅香皂”的外号，原来是一个批判性的恶谥，到后来，旧人流出新人进来，渐渐没有人清楚那外号的来历了，她自己呢，却还总是嘻嘻哈哈地自称：“哎呀呀，你看你看，我这个‘天鹅香皂’，记性越来越坏！”或者高声喊：“嘿呀，你们别跑那么快，等等‘天鹅香皂’不行吗？”
  祁楷说，“天鹅香皂”临退休前，跟他恳谈过一回。她说她觉得自己还应该算是个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