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四棵树

三十九年前批斗她的那些闯将，后来很快被否定掉了，被说成是用她这样的人，来“转移斗争大方向”，后来一律“上山下乡”，经历的蹉跎坎坷，比她尤甚，她从那以后，也就主动地在边缘生存，得以基本上平安地渡过了劫波。她说更高兴的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别的不去罗列了，如今光是香皂就有多少种？光是风光明信片就有多少种？她宣布，退休后她要更好地享受生活，要珍惜每一项琐屑的人生乐趣。祁楷说，她一直是个老处女，老早不在我们住过的那个机关大院里住，一个人住一套大单元，追求舒适、雅致，退休后这几年，听人们议论，说是“天鹅香皂”竟成老妖精了，穿起时装，在T 台上走猫步，其新的名言是“逛商场必须一个人，吃晚餐至少对面要有个人”，凡是这京城里新出现的雅皮餐馆，她总请人去品尝，也不多请，最多请两位，请得最多的，是他们老年时装秀的伙伴，有男有女……
  对于“天鹅香皂”的去世，我没有悲伤，也没有感触，我甚至觉得，祁楷没必要如此迅速地向我报道这条消息。祁楷说，她父母双亡多年，又无兄弟姐妹，更无配偶子女，去的又很突然，是在参加时装秀的休息室里，坐在化妆镜前，说了半句话，一下子心肌梗塞，根本来不及抢救。祁楷说，之所以给我打电话，是请教我，像这样一位人士，在追悼仪式上，该怎么评价她？我说，当然，要肯定她在任教期间的成绩美德，此外，恐怕也难加溢美之词；他说副校长跟他表示，这样一个以“天鹅香皂”为符码的人物，说实在的，对于我们的社会，是一种无聊的、卑微的存在，如果知识分子都像她这样，那还得了？
  几天以后，祁楷又来电话，要我去参加他们学校为“天鹅香皂”举行的追思会，我问：“有这个必要吗？”他说：“你来受受教育。”这叫什么玩笑话？我很不情愿，但那天我还是去了。
  事后我对自己说：亏得你去了，真的很受教育。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天鹅香皂”那平庸渺小的人生外貌里面，竟包蕴着那么高尚深厚的行为思想。在公证处的参与下，祁楷他们进入她的住室，发现了她的遗嘱，她将全部遗产捐献给红十字养老院，并且将自己的角膜以及一切尚能为其他生命所利用的器官捐献出来，尸体供医学解剖，不留骨灰，去世后也不要给她举行追悼会——说实在的，这还并不让我感动。令我，当然也令祁楷，令那位曾认为她不过是社会中无聊存在的副校长，以及所有参加追思会的人们感动的，是发现她有两个厚厚的本子，一个是剪报本，那里面有历年她从报纸上剪贴下的灾难性新闻：水灾，车祸，空难，矿井瓦斯爆炸，学校校舍坍塌……在每一条被剪贴下的新闻旁边，都粘贴着她的邮政汇款收据，数额最高万元最少一百；另一个里面粘贴的则是一位大学生——更准确地说，是一位原来的小学生、中学生——的来信，以及她给她回信的草稿，还有每三个月一次的汇款收据，近一年来每次都是八百元；老祁在追思会上宣布，这位受到逝者十多年赞助的大学生，从外地赶来了，大家目光集中到那位女大学生身上，她对大家说，上高中以前，她跟阿姨通信，都是汇报学习表示感激，上高中以后，渐渐懂得了神交，直到大一暑假，才到北京跟阿姨见了面，有多次深入的长谈，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阿姨跟她说起了郁达夫，当年曾有激昂的革命者鼓动郁达夫冲上街头，参加“飞行集会”，郁达夫坦言，自己的性格气质，不适合做那样的事，于是继续写他的小说、散文；阿姨问她，一个人如果喜欢宁静优雅，比如喜欢使用天鹅香皂之类的东西，难道就是堕落吗？一个人如果面对着一客冰激凌，想品那美味，就是背叛了远方还没有获得温饱还有苦难的劳动人民吗？这世界的进步，应该是多种合力所致吧？冲锋陷阵的勇士，与矜持的郁达夫，都应该是需要的吧？郁达夫后来也牺牲在日本鬼子屠刀下啊！退一万步说，你对当时那黑暗的社会不满，你把你的矛头指向那黑暗的责任者啊，不去冲击黑暗本身，而去斥责类似郁达夫那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去当烈士”，难道是公平的吗？……她说跟阿姨的深度交谈，是她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财富库，阿姨跟她说，赞助她，以及别的人，是觉得自己不具备那种振臂一呼八方回响的救世能力，自己也就是一块“天鹅香皂”，以自己微薄的能力，以浸润性的方式，做些小事情，与那些社会改革大家“通盘解决”的雄才壮举相比，当然渺小琐碎，但这样的生存，是不是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呢？她就对阿姨说，即使您没有做这些事情，您在地理课堂上几十年的讲授，也足以令您的生命发光了……女大学生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流泪，但是在场的人士有一半眼里泛出了泪光。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努力地想，“天鹅香皂”女士的生命价值，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她算一个好人是不必争论的，但她也算得是一位知识分子吗？对了，当年那种天鹅香皂，是上海出产的，用的是闪银光的深蓝色包装纸，上面有雪白的天鹅展翅飞翔的图画。如今还有这么个品牌吗？
  2005 年6 月17 日写于温榆斋
  最近读了涂光群的回忆文章，才知道1977 年我那篇《班主任》得以发表的过程远比我以前所知道和想象的还要曲折艰难。其实发表以后，那作品究竟该不该发表，以及究竟是鲜花还是毒草，争论还继续了颇久。记得1978 年初夏，忽然接到《人民文学》杂志通知，让到中华总工会的招待所去参加《班主任》的讨论会，那地方不好找，我骑自行车汗津津赶到时，讨论会已经开始好一会儿了，我喘吁吁地坐到椅子上，努力凝神，一环顾，吃了一惊——在座的有那么多文学界老前辈！
  老前辈之中，有严文井。他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反问的语气，指出我那小说里所写到的小流氓宋宝琦和团支书谢惠敏，“难道不是我们在生活里都见到过的吗？”他和陈荒煤、冯牧、朱寨等，都从真实性上为我那篇作品辩护。记得开会的那天，上海《文汇报》正好发表了卢新华的《伤痕》，会场上有人拿着报纸皱眉头看，虽然没发言，却使我隐约感觉到有种忧心忡忡的情绪，严文井等人的支持性发言，也就不仅是在维护一篇《班主任》，实际是在为逐渐引起国人乃至世界注意的“伤痕文学”的浪潮护航。
  “伤痕文学”是一种阶段性的文学现象，潮起时风靡一时，潮落后一般人都认同“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价值”的批评。别的“伤痕文学”作者是怎样的想法，我不甚清楚，就我个人而言，在那两年里确实很少考虑纯粹的文学价值，总是想“闯禁区”“吐真言”，先把“四人帮”设置的文化专制的篱藩撞烂了再说！1978年我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当文艺编辑，参与了《十月》的创办，筹集第一期稿子时，我拿出了一篇《爱情的位置》，为使那当时在全国尚属创举的大型文学刊物质量得到保证，创刊号开印前在东兴隆街开了征求意见的座谈会，许多文坛宿将与会，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浩劫中全国的文学刊物全都停刊了，1976 年虽然恢复了《人民文学》《诗刊》两种杂志，但到1978 年还没有大型文学杂志出来，上海的《收获》也还未及复刊，所以会上人们都为《十月》的出现高声喝彩。那次严文井也来了，他拿起拟定的目录一看，大声说：“好呀！爱情又有了位置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听不懂那话，不理解《爱情的位置》那么一个题目，在那个年月怎么会让专家到一般读者那么激动甚至震动，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年轻人应该有所了解，而解决今天的新问题，一定要采用新办法，绝不能走回头路，这是我回忆起严文井那仍响在耳畔的感叹时，由衷的心声。
  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乡土文学”等浪潮相继激荡而过，随着国门的开启，外来文化的进入，受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回归文学本性”，注重文本实验，强调语言元素的呼声与尝试多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文坛局面变得复杂了，一些老前辈又开始为“现代派”的新潮文学忧心忡忡，当然任何一种文学浪潮都是可以质疑予以批评的，我个人就一直还是坚持在现实主义的写作道路上调整步伐，对一些极端化的文本颠覆实验欣赏不来，但作为同行，我总是尽量对跟自己文学追求不同的人持友善态度。作为编辑，我也总是尽量容纳自己不会那样去写的一些新锐作品，就在这样一种情势下，我跟严文井来往多起来了。
  一般人都知道严文井是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有些人知道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但似乎很多人都不大知道，在他的晚年，最后二十年的生命历程里，他对为数不少的文学晚辈，文学探索者，给予了许多宝贵的支持与温馨的鼓励，而这一切都是在私下里，春雨润物无声，和风轻抚无迹，不求感谢，不需回报，默默进行的。有时候，我去拜访文井前辈，会遇到那样的探索者，旁听他们的交谈，对我来说，是难得的享受。从文井前辈那里，我学会了对新观念新探索新作者新现象的宽容，学会了从中汲取营养，体验到了理解人和相互学习、慰藉的人生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