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四棵树

说话的是图书馆的靳老师，我们图书馆小组的辅导员。那个时代塑料制品算是非常先进稀罕的东西，师洁琦不知怎么有那样的物件，我嫉妒，但也无可奈何。靳老师让师洁琦先看那书，实际上向全体图书馆小组组员进行爱书的教育，但他的这种教诲从不是端架子的，讲大道理的，嗦絮叨的。四十六七年过去，我还清楚地记得他的模样，颀长的身材，皮肤黝黑，薄薄的嘴唇，修长的手指，脸上总浮着淡淡的微笑。他的整个做派透着两个字：安详。
  有一天他见我和师洁琦又争着抢先借阅一本很厚的新书，就走过来，笑吟吟地问：“为什么你们总喜欢大厚本呢？”我和师洁琦一时都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心里只是觉得，大厚本里才有大学问呀！靳老师就从书架上取下两册薄薄的小书，分别递到我们手里，建议说：“读吧，如果喜欢，无妨背诵几段，很润心的。”递到我手里的，是印度泰戈尔的《新月集》，给师洁琦的，则是同一文豪的《吉檀迦利》。那《新月集》是郑振铎译的，连同他的短序，全书只有三万九千字，六十四个页码。当晚灯下就读了一遍，只觉得满眼满口满心全溢出田园花草的芳菲，灵魂里汲入了若干莫可名状的感动、难以言说的感悟。读了一遍，还想再读。一周之内，竟温习了许多遍，并且完全不用费力，就可以背诵出若干句子，比如：“我每天把纸船一个个放在急流的溪中。/我用大黑字写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纸船上。/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这纸船，知道我是谁。/……夜深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的浮泛前去。/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着梦的篮子。”后来师洁琦告诉我，《吉檀迦利》仿佛用栀子花熏了她的心。真的非常感激靳老师。也是他，知道我还喜欢画画，就找出丰子恺的人生漫画给我看；那时候我们的文化政策是抵制西方现代派艺术的，但因为定居巴黎的现代派画家毕加索政治上左倾，一度还加入共产党，为社会主义阵营主办的世界和平大会绘制了和平鸽会徽，因此，他的一些抽象画也能在我国得到印行，靳老师也找出来让我观摩；马国馨只知我受到丰子恺、毕加索的画风影响，却不清楚这里面还有靳老师的一份恩惠。
  郑振铎在《新月集》译序里说，他是在“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中初读泰戈尔的这些散文诗的，我不想夸大当年六十五中靳老师对我的启迪，比如硬说他给予了我华灯与火炬，但靳老师所给予我的新月与市灯的微光，不是至今仍闪动在我心头吗？那时的靳老师大约已经有四十来岁，现在应该已是耄耋老人了，想问一声：您在哪里？您还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我正在给您朗诵：“当雨雷在天上轰响，/ 六月的阵雨落下的时候，/润湿的东风走过荒野，在竹林中吹着口笛。/于是一群一群的花从无人知道的地方突然跑出来，在绿草上狂欢的跳着舞……”
  2004 年暑热中于温榆斋
  注：所引郑振铎译文中的“的”均照原印，那时还没有将“的”“地”“得”严格分开使用的规定。
  ——王刚《英格力士》印象
  读王刚的这本新长篇，享受忧伤。
  我很少在读了一位未谋面的作家的书后，产生去认识其人的冲动。钱钟书先生说过，你觉得鸡蛋好吃尽管吃，有什么必要非见那只下蛋的鸡呢？诚哉斯言。但我也偶有例外，一次是在书店立读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以后，不但觉得非同寻常的好，而且想跟他认识、侃谈，后来他果然应我之邀到我家来，相聚甚欢，以后又在我家楼下小饭馆餐聚过两次，可惜那不久以后他竟溘然仙去，令我神伤许久。另一次，是读了王刚的《月亮背面》，也是托人知会，问能不能来聊聊？他来了，当我由衷夸赞他写得好时，他竟突然失态，眼里涌出泪花来。我跟王小波和王刚约会时，早已是去职赋闲的边缘人物，他们不弃，而且还很重视我对他们作品的反应，这多少令我有些意外。
  我欣赏王刚的《月亮背面》，主要是觉得他对所描写的人与事，不仅是熟稔，而且根本就是打那舞台和人堆里滚过来的，因此也就不仅是一般的生动、深刻，可以说是力透纸背、入木三分。我没有写关于《月亮背面》的文章，但我口荐给很不少人，其中不乏比王刚还小一两茬的年轻人，他们的反应是一致认为过瘾有趣，听到他们发出“投机活，投资死”这类言过其实的读后感慨，我就觉得作为写书的，王刚至少是已经在种豆得豆了。
  后来很少听到王刚写小说的消息，也跟他相忘于江湖。
  忽然眼前来了本他的新长篇小说《英格力士》。我所期望的，是《月亮背面》的续篇，一读，竟不是。可王刚为什么非得照顾不管是来自任何方面的期望呢？他只根据自己内心的冲动来写。这样的写作出发点，使作品一开始便具有了成功的可能。
  就人物、故事、细节、对话而言，我并不觉得有多么稀奇。“文革”以及那前后极左当道的大背景里政治与性的双重压抑，不说境外的写作者，就是本土的作家，已经都积累了不少的文本。《英格力士》里写到的婚外恋或者说是婚外的性关系，以及少年从性懵懂到性开窍，实在都太常态，整本书里完全没有性变态，人性恶也都只能算是些小恶，所有的人物都平庸得那么可爱，这多少有些令我意外。可能是王刚只想把这本书写成一部隐去实名的回忆录或者是忏悔录吧，他并没有张开自己本来具有的想象力双翅，我不用拘泥这个词，我宁愿用恪守这个语汇——他在把握文本时，是在力图恪守少年的鲜活记忆，他像罗丹从事雕刻一样，在这部书里只是去掉那些他认为是多余的东西，让那记忆中的原生态准确地显现出来。这些素材如果让另外的作家处理，或者王刚本人在另一种心境和写作状态下书写，是很容易通过想象与虚构，将人物、情节原型变化得更丰富，更诡谲，也更具前卫性和刺激力的，比如，那位仁慈的英语教师在深重的性苦闷泥潭里挣扎时，他是完全可能在求欢失败、偷窥失算、意淫难补的绝望中，转而从那同性的忘年交方面去真诚而惶恐地寻求代偿的。曹雪芹早借《红楼梦》里贾母之口发表了这样的宣言：“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现在书里的英语老师完全是被冤枉的，他站在“我”的肩上并没能窥视到那位美女的胴体，其实，就是他完全看清楚了，并在窥视中禁不住自慰，又怎么着？如果是莫泊桑，或者是列夫· 托尔斯泰，会对笔下的这一人物这一情节，持怎样的心怀？如果我们对此的猜测结果还会有所分歧，那么，如果是放在大江健三郎或者奈保尔笔下，我们的答案恐怕就很容易趋于一致了，而在所有这些作家的笔下，这位绅士风度的英语教师仍然能保持其令读者心悸的超常仁慈。
  作为笼罩全书的意象，那本厚大的词典，以及“英格力士”这个作为书名的符码的意蕴，表达力度都还欠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英格力士”的文化魅惑力，主人公对这一在当时尤具魔鬼特性的魅惑的内心反应，应该有更细化的揭示。这是我未能感到满足的地方。
  但我对整部作品的叙述策略，或者说叙述语调，或者根本就不是先理性地加以设定，而是从内心里汩汩流淌出的叙述情调，非常地满足。
  这正是我所渴望的。也是我打算向读者推荐的。那贯穿全书的情调，就是忧伤。有评论家指出，书中英语教师的形象浸泡在仁慈的情怀里，仁慈是高贵的品质，而高贵的品质常需借助忧伤的情绪加以提升。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暴君一旦忧伤，那么或者大赦政敌，或者暂放屠刀。而卑微的存在一旦不知忧伤为何，也可能做出极其残暴的事情来。
  来来来，来读《英格力士》，享受忧伤。在这本书的第53 页，作者，也应该就是小说里的“我”，叙述到那位英语教师时这样写道：“我常问自己：在记忆里，每当面对他的微笑时，为什么你总是伤心？”这是不需要回答的问题。能够忧伤，这人就有福了。当今世道里，许多人忧而不伤，愁而不伤，恨而不伤，怒而不伤，伤感成了稀罕的生命情绪，正因为如此，《英格力士》具有上个世纪德国史托姆《茵梦湖》那样的适时出现的魅惑力，它能提醒国人：你为什么不懂得忧伤？
  忧伤催人忏悔，忧伤促人宽容。忧伤如果不能洁净世界，起码可以洁净自我。
  一位去世多年的文化界前辈陈荒煤——我不知道如今的年轻人还有几位能知道他是谁，但他在上个世纪曾是颇有影响的人物——对我说过：“我最不喜欢‘淡淡的哀愁’那样的提法。”我不知道“淡淡的哀愁”是谁的提法，但我听到这个提法一点也不反感。陈荒煤年轻时候是位小说家，其《长江上》一篇曾产生影响。他送了我一本“文革”后新印的小说集，读《长江上》，我读出了淡淡的哀愁。他最后一篇小说题目叫《在教堂里歌唱的人》，尽管他努力地从其文本里剔除忧伤的因子，令其弥漫着豪迈的革命强音，但他那题目就仍然还是引出了我这个读者的淡淡哀愁——就写小说而言，他真是退步得太快了。他没有“身后有余忘缩手”，随着革命的进程，他缩手不再弄小说，成为了主管电影的一位文化官员，但还没等到“文革”正式开始，他就因支持拍摄《林家铺子》《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大毒草”而被揪出批判，后来更身陷囹圄，直到“四人帮”倒台才恢复自由并回到文化中心，我跟他结识时，他一定是已经深谙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道理”——就人类诸般情绪而言，若加以政治判断，则忧伤绝非革命所能容纳的情绪，“眼前无路想回头”，作为一个过来人，他是语重心长地教诲我：莫与“淡淡的哀愁”为伍——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