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四棵树

未必，他自己也不承认眼下的事态都能装进“文明冲突”的框架里。他举出的各种文明里都有人道因素，都能找到相互间的融汇点。但各种信仰里的极端一翼，就都派生麻烦。“9·11 事件”后，一种处理人类冲突的手段甚嚣尘上，就是“我死你也死”，用中国古话说就是“与汝偕亡”。现在几乎每周都能从传媒上看到“自杀性袭击”的报道。“肉弹”袭击的对象往往又并非武装的敌人，而是平民，游客，包括妇孺。我对“恐怖主义”没有研究，不敢多说多道，但觉得没有什么“主义”的“干脆一块儿死”的戾气，似乎也已经弥散到了我们身边的日常存在中，翻翻报纸上的地方新闻版，充斥着这类的市井悲剧：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纠纷，却非闹得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
  人类这是怎么了？
  依我拙见，人类处理利益冲突之道，“你死我活”、“我死你死”、“我活你也活”三种之中，还是最后一种可取。而要达到“你活我也活”的目的，各利益冲突方就应该接触、对话、谈判、互作妥协、互相宽容、各有退让，最后也就各得其所。于是你也就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桌子了。对，就是谈判桌。这种桌子一般地方还不多见，但电视新闻里常露面。多半是一长条，利益冲突或虽无大冲突但各自仍需维护己方利益的谈判者，各坐桌子一边，桌上每位谈判者身前必有一份饮料，我仔细观察过，似乎没有什么谈判者真动用过那些饮料，但那些饮料绝对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道具，是一种人类文明相处的象征，万万不可省略。有时谈判桌很大，呈“O”字型而中空，那中间便一定摆着盆栽鲜花或硕大的艺术插花，鲜花（偶尔也会是绿色观叶植物）更是一种“你我皆活”的象征。有的时候利益需要协调的不止是两方，那谈判桌的样式就会很特别，当年美国结束越战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和谈，那谈判桌的摆法就格外有趣。关于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第一轮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完事后那谈判厅对外开放参观，我虽没去，却对向公众开放这一措施十分赞赏，我希望参观者不要把注意力仅仅放在厅堂的华丽气派上，最好能围着那谈判桌多绕几圈，想想人跟人能沟通、能互让，能令世界和平，生灵不遭战火特别是核火，永离恐怖，该有多好。
  我小时候，常玩打仗的游戏，当然是“你死我活”的玩法，遇到“饮弹而亡”， 模仿电影里的套路，如扮“我军”定是英雄无悔的壮烈牺牲相，如扮“匪军”则满脸怪相哇哇乱叫最后麻袋般倒地。现在的孩子很少做这种游戏了。那天听一位中学教师说，她班上的一些孩子有天放学后忽然把课桌并成一长条桌，居然玩起了“谈判桌边两边坐，各自都把条件摆”的游戏，有扮“主谈”的，有扮“副手”、“随员”的，有扮“翻译”的，更有扮“记者”拍照录像后被扮“保卫”轰出“谈判厅”的，噫，似模似样地从坚持与让步的磨合中“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幕！人类进步的“青萍之末”，此之谓夫！
  给宗璞大姐打去电话，她以为又是一个记者要采访她，听清是我，松一口气，我原来也忘了那件有些人认为是极重大的事，跟她通上几句话，想起来了，在网上是看到了报道的，也就顺便向她道贺，她没什么谦词，也无什么感叹，只笑说她目前又在治牙，我们通话，无需很多的过渡性语句，多是跳跃式交流，如记录下来，旁人或许认为是语无伦次，而在我们之间，却如淙淙细泉，点滴流水，全润心头。
  记得今年春节期间给她去电话，不在家，后来她回我电话，问我知不知道北大墙外又增加了好多家餐馆？女儿小钰和其他亲友带她去餐聚，胃口还好，只是牙又不争气。她双眼已经是见光不成形，与电视的关系不再是“看”而是“听”， 双耳功能也衰退，这“听”往往还得依靠助手的“传达”。我为她胃口尚佳而高兴。这就意味着她还能品。生之乐趣，需要助兴。我扬言或许会飘然而至三松堂，从风庐中将她引出，到北大墙外去吃西餐。
  但我的爽约，也是出名的。四川话称这种人为“水客”。前年一次去电话，她责备我，问我怎么回事，竟许久都没有音信？我才恍然，确实差不多有半年没给她挂过电话，依我想来，对她尊之者敬之者慕之者喜之者甚多，对于我的电话，不至于那么重视吧。但她确实是喜欢我跟她在电话里闲聊的。那以后我就一直把通话频率保持在恰当的程度。
  仲德兄还在时，我也会在电话里跟他聊几句。大姐告诉我，仲德兄跟她说过，认为我是一个可以谈谈的人。以仲德兄那样高品位的学问家，判定我“可以谈谈”， 私心里是十分欣慰的。我毛病虽多，总还略有可取之处，人需表扬，心盼滋润，大姐与仲德兄偶尔会在电话里不经意地鼓励我一下，有一次就淡淡地说及，他们拿到新一期《随笔》，循例先读熟人的文章，于是仲德兄将我那篇《何处在涌泉？》读给她听，结果，读到末尾，仲德兄先流泪了。大姐由我的文章而感叹：世人多不能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也不足为奇吧，但恩将仇报之事，何以例子多多？这次打电话给大姐，是问她生没生我的气？我在中央电视台10 频道讲《红楼梦》，头两集是从个人的角度谈“红学”，其出发点就是认为高鹗续书糟糕。我跟大姐在电话里就高续之优劣时作争论，她语气总如春云那么柔和，观点却又总像玉石那般坚硬，她说高鹗最后写宝玉披大红猩猩毡斗篷，雪地里拜倒河畔，那猩红雪白的配色多么优美雅致，宝玉跪拜后作歌而去，又是多么空灵飘逸……我的观点实在大煞风景。她说她看了《百家讲坛》里我的高谈阔论，而且这次她努力去辨认我在荧屏上的形象，眼睛大争气，发现我头发居然一丝不乱，平整得令她惊奇，她记忆里的我，总是一副惫懒的样子，头发总乱蓬蓬的，我就告诉她那是化妆师喷了许多喱水才镇压住的。她很高兴地说，怎么会生气呢？你那套观点又不是没听见过，难为你讲得那么振振有词，自圆其说嘛，就该那么个讲法，而且引用蔡元培“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话很得体，她父亲在《新原道》序言里也讲过类似的话，学术见解，各持一端，阐释己见，何妨侃侃。但她又说，可惜要做的事太多，口述《西征记》、《北归记》需抓紧，否则，她是饶不了我的，会写文章驳斥我的“贬高之论”。
  大姐知我半年多来一直住在乡下，离温榆河不远，她让我把温榆河的景色讲给她听，我这边细细形容，她那边凝神静听，听完，她就说也许某一天，她会在温榆河乘舟往我这个村子而来，但多半是还没抵达，就兴尽而返。听我说到春后河畔一片白蜡杆树林里，几百只灰鹭又从南方飞回来，到旧巢中产卵育雏，景象十分壮观，她说仿佛已经步入那片树林，觉得鹭鸣是在吟诗……跟大姐通完电话，刚搁下听筒，便铃声大作，一接，是一位熟悉的报人的声音，问我为什么那么长时间占线，是不是有别的传媒采访我？我就告诉他，忽然想到“闲云野鹤”四个字，但想把其改为“闲水野鹭”，所谓“宠辱不惊”，所谓“怡然自得”，全在刚才的通话里有了禅悟，我想马上再到闲水边赏野鹭去，他那些热闹场上的话题，今天不谈，以后也免了吧！
  把《站冰——刘心武小说新作集》寄给马国馨后，他很快给我来信，称“首先翻阅你自己画的插图，看来中学时的爱好到这时候有了发挥的机会，我看你那些黑白线条既有丰子恺先生的韵味，也有毕加索的劲头，不知所言确否？”“中学时的爱好”，这淡淡的六个字，引出我许多的回忆。我和马国馨在北京六十五中三年同窗，那所学校在当时算得相当独特——它只有高中而无初中，校舍是一座工字楼，顶楼上是两处漂亮的空间，一处是铺有高级木地板的体育馆，面积约略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一处是设有阔大阅览室的图书馆，里厢的书库藏书量相当可观。我和马国馨有着共同的爱好，正如他在上述来信中所说：“想想当年时分，虽然外面政治运动不断，但在高中三年里，还是有许多逍遥自在之处，如到中苏友协去听报告、看电影，东安市场书摊上站着把古典小说都读遍，校尉营中央美院展馆几乎逢展必到，以及记得你和师洁琦参加‘图书馆小组’，在帮助整理图书过程里看了不少书……”
  是的，那时候学校开设了多种课外活动小组，不记得马国馨报名参加的是什么小组，他看古典小说居然要跑到东安市场的书摊前头立读，我们参加了图书馆小组的，看书可比他方便多了。他提到另一位同窗师洁琦，是一位女生，我们那个时代的北京中学，大多数是男、女分别设校的，像六十五中那样男女同校同班甚至同桌的学校是罕见的，师洁琦和我都喜爱文学，一起报名参加图书馆小组，为的就是多读些中外文学名著。那时候出版界的出书种类和速度都远比现在少、慢，拿外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出版状况来说，一个爱好者是完全可以出一种读一种，全盘吸收的。
  图书馆小组的成员，参与新购图书的登记、贴签、上架，同时有优先借阅的便利，记得有次来了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的翻译小说，是英国作家萨克雷的《亨利· 艾斯芒德的历史》，完成上架程序后，师洁琦和我都想先睹为快，别的组员也不跟我们争，因为他们连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也没读过呢；我和师洁琦正争着借那新书，旁边响起了一个蔼然的声音：“先让师洁琦看吧，她有塑料护书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