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与千万

 
  他从背心口袋抽出一截表链，慢慢地前后晃动起来。 
 
六 炼狱与意志 
  当福尔摩斯在维也纳滞留时，我必须处理托比。 
  莫里亚蒂教授打心眼里不愿带着托比回伦敦，那天下午我牵着托比来到格拉本街旅馆，他向那只狗瞥了一眼，然后声明他的慷慨不是没有限度的。 
  “限度就在这里，”他说着，一边从眼镜片上面望着托比，托比用讨好和顺从的目光回望着他。“我是个很能忍耐的人――香草精把我的一双崭新的靴子完全毁了，我一句怨言也没有，但现在我不想带那个畜生回伦敦，决不。” 
  我告诉他，可以把托比放在行李车上，我暗示地提了一下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于是莫里亚蒂不再多辩了。 
  对于他的抱怨我很是同情，但并不想听。我自己的烦恼已经叫人受不住了。 
  福尔摩斯奋力挣脱可卡因魔掌的壮烈之举是我所见过的最英勇的行为。第一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的催眠术成功了。他把福尔摩斯弄到二楼一个房间，放在一张精致的床上，随即拉住我的手臂急促地说：“快！我们必须彻底搜查他的东西。” 
  我点点头，不需要问他找什么，我们俩便开始检查福尔摩斯的毡子旅行箱和所有的衣服口袋。找到装可卡因的瓶子不是难事，福尔摩斯到维也纳来，随身带了大量的可卡因。我一边把那些瓶子从旅行箱里往外掏，一边想：一路上怎么没听到瓶子碰撞的声响呢？噢，原来福尔摩斯用一块黑绒布把瓶子包起来了。那块绒布他本来是盖在提琴上的，现在却用来干这个，我心里不由得又是一阵痛苦。我把那些瓶子递给弗洛伊德医生。这时他已经巧妙地检查过睡在床上的福尔摩斯的衣袋，以及他的斗蓬，找出两三个小瓶。 
  “我想，我们已经全部找到了，”他说。 
  “不一定，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病人。”他听了耸耸肩膀。我取下瓶塞，用手指尖蘸了点瓶中的液体，放到舌头上。 
  “水！” 
  “这可能吗？”弗洛伊德检查另外一个瓶子的液体，然后吃惊地望着我。在我们身后，福尔摩斯翻了一下身。“那么，他把它藏在哪儿了？” 
  我们拼命绞着脑汁。我们把旅行箱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放在贵重的东方地毯上。他的衣服里什么也没有，油彩和其他化装用品里也是同样。剩下的只有一些英国的银市和纸币，还有他常用的几支烟斗。黑色石南根烟斗、樱桃木烟斗、陶制烟斗，那些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里面没有藏东西的地方。不过还有个大葫芦烟斗，是我没见过的。 
  “看看这个。”我把葫芦烟斗的嘴拔掉，一倒，倒出一个很小的瓶子。 
  “我开始明白你的意思了，”弗洛伊德承认道，“但他会把它们藏在哪儿呢？已经没什么地方好藏了。” 
  我们面面相觑，在我俩之间放着那只空空的旅行箱。随后，两人几乎同时把手伸向旅行箱。不过弗洛伊德的脑子比我快些。他提起旅行箱，掂掂分量，摇了摇头。 
  “太重了点儿，”他一边小声说，一边把它递给我。我把手伸进去轻轻敲敲箱底，声音沉闷而空洞。“夹层！”我惊叫道，立即着手把夹层拆开。不一会儿，夹层板卸掉了；下面，在一团团揉皱的伦敦报纸之间，散放着货真价实的可卡因药瓶和一个黑色的小盒，盒子里放着一只注射器，用一块红绒布裹着。 
  我们默默地把这些秘藏的珍宝拿出来；和装水的瓶子放在一起，把夹层板重新装好，把其余的物品放回，然后一起下楼，弗洛伊德把我带进一间盥洗室，我们俩把所有找到的液体全部倒掉了。他把注射器放进衣袋，陪我走进厨房，女仆（名叫保拉）把托比交给我。这以后我便到旅馆去找莫里亚蒂了。 
  我把托比留给它的满腹牢骚的保护人之后，便顺着格拉本街向格林施泰德咖啡馆走去。我和弗洛伊德大夫约好，趁福尔摩斯睡觉的时候，在那儿碰头。 
  把格林施泰德称作咖啡馆是很不确切的，维也纳的咖啡馆倒是更象伦敦的俱乐部，人们到咖啡馆来交流思想、谈话、阅读，也可以一个人独自坐着。 
  弗洛伊德已经先到了，告诉我福尔摩斯仍在睡觉，我们必须在他醒来之前赶回伯格街 19号。我们两人似乎谁也不愿马上着手讨论我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他解释说，他对可卡固的研究仅仅是附带搞一搞，与他现在的研究项目没有直接关系。他和另外两名医生之所以对这种药品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发现它具有神奇的麻醉功能，对于眼科手术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弗洛伊德学的是神经病理学。 
  “你是神经科医生？” 
  他耸了耸肩。 
  我正想问问他神经官能病是什么意思以及福尔摩斯关于他的某些理论遭到医学界普遍反对的推断是否属实，但我还没开口，他却提议回到我们在家的病人那儿去。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和他一起走出熙熙攘攘的格拉本街，坐上一辆有轨马车。 
  我们在瓦林格街和伯格街交叉路口下车，徒步向东面的弗洛伊德家走去。 
  我们刚走到门口，就意识到楼上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急忙往里跑，一旁站着女仆保拉和一位妇人――后来知道她就是弗洛伊德太太。弗洛伊德和我冲进房间，福尔摩斯正发疯般把毡子旅行箱拆开。他的头发蓬乱，衬衣假领拖在肩上，手臂因用力过猛而不住颤抖。 
  我们一跑进房间，他立刻转过身，睁大眼睛瞪着我们。 
  “在哪儿？”他尖声喊道。“你们把它藏到哪儿了？” 
  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他安静下来，然后他又一次沉到地狱之中，这一次更深、更可怕。 
  催眠术时而有效，时而无效，有时需要事先给福尔摩斯注射镇静剂，但不到万不得已弗洛伊德不愿这样作。 
  “决不能让他依赖镇静剂，”当我们在他书房中一起匆匆进餐时他解释 
  当然，在福尔摩斯还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时，我们两人之中必须有一个人看护他，免得他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他越来越讨厌我们两人，还有保拉。他那些无休止的辱骂深深刺伤了我的心。我没想到他骂起人来竟有那么多不堪入耳的词句。到第三天，我终于忍受不住了。当他不顾我的拦阻企图跑出房间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他打倒在地，不过用力猛了些。我下手太重，把他打昏过去。我吓坏了，一边喊人一边捶着胸口，责备自己缺乏自制力。 
  “别在意，大夫，”弗洛伊德拍拍我的肩膀，这时我们已经把福尔摩斯抬到床上。“他失去知觉是有好处的。你省去了我一个疗程的催眠术，而且你知道，催眠术越来越不灵了。” 
  那天夜里，福尔摩斯开始发高烧，说胡话。弗洛伊德和我守在床边，不时按住他乱舞的手臂，一边听他在昏迷中说什么牡蛎正在世界猖撅，以及诸如此类莫明其妙的话。弗洛伊德非常注意地倾听着。 
  福尔摩斯的高烧和昏迷状态持续了三天，这三天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我们大家都被搞得筋疲力尽――因为他的拼死挣扎使我们在看护时要费出九牛二虎之力。第三天晚上，一连六个小时他不停地抽动四肢，疯狂地说着胡话，我开始怀疑他是否患了脑膜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摇了摇头。 
  “症状很相似，但我认为不会是脑膜炎。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他与可卡因的最后决战。他的习惯正从体内消失。如果他能挺住，就能到达康复之路上的转折点。” 
  “挺住？” 
  “有的人在这一时刻死掉了，”他简单说道。 
  我坐在床边，无可奈何地望着在痛苦中挣扎呼喊的福尔摩斯。有时他表现出片刻的安宁，那只不过是为下一次的发作积畜力量而已，半夜时分，弗洛伊德医生坚持要我去休息，他说我在那儿待着丝毫无助于我朋友度过他磨难中最后的关头。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房间。 
  第四天，福尔摩斯醒来，显得很平静，体温也正常了。 
  我走进房间替换保拉，他用温和而倦怠的眼神望着我。 
  “华生？”他的声音极其微弱，我几乎不敢相信那是他的声音。“是你吗？” 
  我告诉他我是华生，拉了把椅子放在床头，检查一番，然后告诉他高烧已经退了。 
  “嗯？”他有气无力地说。 
  “是的，你已经开始恢复了，我亲爱的朋友。” 
  “噢。” 
  他仍旧凝视着我，或者不如说向我坐的地方凝视，脸上一副茫然的表情，仿佛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想知道。 
  我给他检查脉搏时他没表示反对。他的脉搏非常微弱，但很稳定。他也没拒绝弗洛伊德太太给他端来的食物。他似乎很想吃，但吃得很慢、很少，而且需要不断提醒他食物放在面前。我觉得现在这种冷漠的精神状态比原来疯狂的胡言乱语更为可怕。 
  弗洛伊德巡视病房后回来，看到这情况也觉得不妙。 
  “怎么样？”我问。 
  “他显然已经戒掉毒瘾，”弗洛伊德用一种平静的、淡漠的声音说。“当然，他可能随时再染上毒瘾，这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能知道，”他继续淡漠地说，“当初他怎么会注射可卡因的，那就好了。” 
  “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这种习惯，”我照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