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与千万

“他自己说是因为无事可作，心情烦闷。” 
  弗洛伊德向我转过脸来微笑着，他的笑容中包含着深不可测的智慧和同情心，和我初次见到他时一样。 
  弗洛伊德转过脸，把手指放在唇上。 
  “我懂，”他拍拍我的肩膀，走到病人身边。 
  “你感觉怎么样？”他微笑着和蔼地问。福尔摩斯抬起眼睛看看他，随后目光变得茫然了。 
  “不好。” 
  “你还记得莫里亚蒂教授吗？” 
  “我那个邪恶的天才？”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他怎么样？” 
  “我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医生，很好，我满足你的要求，莫里亚蒂教授唯一的一次充当我心目中邪恶的天才是在他花了三个星期向我揭示四则运算奥秘的时候。” 
  “我对你讲的不感兴趣，”医生平静地说，“可在你的头脑中这应该是真实的。” 
  静默持续了片刻。 
  “我是这样想的。”福尔摩斯耳语般地说。 
  最后终止福尔摩斯冥想的却是福尔摩斯自己。他环视整个房间，认出了我，他的面容开始显出一丝生气。 
  “华生？走近些，老朋友。你是我的老朋友，不是吗？” 
  “你知道我是的。” 
  “啊，对。”那双灰色的眼睛望着我，往日锐利的目光现在却蒙上一层忧愁的色彩， “这几天的事我记不大清楚了，”他开口说。我作个手势打断他的话。 
  “那一切都过去了，结束了。别去想它了。” 
  “还记得冲你尖叫，用各种难听的词句骂你。”他微微一笑，我看出那是一种自责的、表示歉意的微笑。“我是否那样做过，华生？或者仅仅是我的想象？” 
  “你现在最好离开他，”弗洛伊德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他要睡觉了。”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告诫过我，虽然福尔摩斯看来不再向往可卡因，但必须提防他再次接触这种药品。 
  我给妻子发了一回电报，把这边的情况简单讲了一下。她将把福尔摩斯好转的消息通知他的哥哥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不过福尔摩斯恢复得极其缓慢，他对可卡因失去了兴趣，对其他一切也同样失去了兴趣。我们强迫他吃东西，哄他到霍夫堡官附近的公园散步。散步时他一本正经，把眼睛死死盯住脚前的地面，对此我不知应不应该感到高兴。这和我所熟悉的福尔摩斯完全一样：宁愿研究足迹也不观赏风景。然而，当我想把他引到这个题目上，他却倦怠地用命令的口气要我别再充当保护人的角色，然后一言不发。 
  他现在和大家一起迸餐了，无论我们怎样千方百计逗他说话，他仍旧默默地坐着，吃得也很少。很怪，唯一能使福尔摩斯开口的竟是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有一次我发现福尔摩斯坐在床上，小安娜坐在床脚一边，两人正小声交谈着，他们谈什么我听不出来，但看上去两人都很快活，孩子提出一些问题，福尔摩斯尽力解答。一会儿，我听到他格格地笑起来。 
  以后几天里，福尔摩斯提出想待在书房里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也许他找到了法文译本），不陪我们去毛姆堡俱乐部打室内网球了。 
  弗洛伊德不再坚持。我们把福尔摩斯委托给女士们照料――弗洛伊德太太、保拉和小安娜――便出门了。 
  毛姆堡俱乐部位于霍夫堡宫南面，网球场整个罩在一个巨大的铁架子下面，颇象个暖房。阳光通过巨大的天窗照进场地，冷天场内生着火炉。场地铺着平整的地板，如果几场球同时打，地板便会发出隆隆的轰鸣。 
  弗洛伊德的网球服存放在更衣室，我们走进去，里面有一群年轻人正在喝啤酒，他们把脚搭在长凳上，毛巾胡乱挂在脖子上。我们从旁边走过去。其中一个哈哈大笑，几乎被啤酒呛得喘不过气来。 
  “毛姆堡里的犹太人！哎呀，真没想到，自从我上回来过这儿之后，这地方已经完全败坏了。” 
  弗洛伊德止住脚步，把头转向那个年轻人。我一见那张脸，不由得大吃一惊。左颊上一道丑陋的青黑刀疤使那张本来很英俊的面孔显得十分阴险凶恶。真的，就因为这道伤疤，他的整个脸全变了，加上冷冰冰一眨不眨的眼睛，那副神态活象只猛禽。 
  “你是指我吗？”弗洛伊德从容地问，一面向他坐的地方走过去。 
  “对不起，你说什么？”他好象全然摸不着头脑，他的嘴刚开笑着，眼睛却仍旧冷冰冰的。 
  “你是弗洛伊德大夫？”他突然喊道。“有个医生也叫弗洛伊德，他有一种迷人的理论，认为年轻人都在同他们的母亲睡觉，顺便问一声，大夫，你跟你母亲睡觉吗？” 
  弗洛伊德皱着眉头听完这番话，然后回过身，面色苍白地盯着那个无赖。 
  “自作聪明的白痴，”他只简单说了这么一句，又转过身去，这时那个喝呻酒的再也忍耐不住，怒气冲冲站起来，把杯子朝地上一摔，摔个粉碎。 
  “愿意决斗吗，先生？”他喊道，愤怒得嗓音都颤抖了。“我的助手随时听候你的吩咐。” 
  弗洛伊德上下打量着他，嘴角掠过一丝微笑。 
  “喂，”他彬彬有礼地说，“你知道，上流人士是不同犹太人决斗的，你大概缺乏体面感吧？” 
  “你拒绝吗？你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要告诉你我的做法，”弗洛伊德不容对方插嘴，继续说下去，“我倒是可以和你赛一场网球，把你打败。那样是否会使你懂得什么叫做体面感呢？” 
  这时，那个年轻人的几个朋友想劝阻他，但他发狂似地把他们一把推开，取出自己的网球拍。 
  我们走迸网球场，周围站着许多人，显然这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俱乐部。带疤的年轻人和他的同伙正在非常仔细地检查准备使用的网球，仿佛检查子弹一般。 
  “你不觉得这样做太愚蠢吗？”我劝弗洛伊德。“你不怕输掉这比赛？” 
  “我亲爱的医生，这不过是场游戏罢了。” 
  这对弗洛伊德可能是场游戏，但他的对手却不，他比弗洛伊德高大、强壮，而且训练有素，他的击球攻势凌厉，落点准确，而弗洛伊德却只有回球之力，开头两局他都输了。 
  第三局他打得稍好一点，仅以一分之差输掉了。接着，双方交换场地。 
  我和周围二百名热心的观众一道观看时。形势开始扭转过来，缓慢而无可置疑地扭转着，弗洛伊德赢了一局又一局。起初，他的对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总分打到三平的时候，他总算开始意识到弗洛伊德的战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意识到他自己的弱点了。愤怒使那个恶棍犯了本来不该犯的错误。这场比赛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最后弗洛伊德比六比三取胜。 
  当最后一个球落在年轻人再也接不到的地方时，弗洛伊德平静地走到网前。 
  “懂得什么叫体面了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那个年轻人若不是朋友们把他拖走，一定会跳上去把弗洛伊德掐死，我想。 
  在更衣室里，弗洛伊德一言不发地洗浴，然后我们走出毛姆堡俱乐部准备回伯格街19 号。 
  我们回到家，弗洛伊德嘱咐我别把赛网球的事告诉福尔摩斯。他不愿意让不相干的事打扰我的朋友。我答应了。 
  我们发现这位侦探仍旧待在书房里埋头读书，没有说话的意思。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开始回想刚才在毛姆堡的那段不寻常的经历。我们始终不知道那个白痴的姓名，但那张脸，那张生着丑陋的疤痕、阴险邪恶的脸，却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了整整一个下午。 
  晚餐时，福尔摩斯又摆出老样子，无论我们怎样引他说话，他的回答仍旧只有两个字。 
  弗洛伊德一吃完立刻站起身，过一会儿又回来了，手上捧着个长长的盒子。 
  “福尔摩斯先生，我弄来一样东西，你一定喜欢，”他边说边把盒子递给他。 
  “哦？” 
  福尔摩斯接过盒子，放在腿上，不知如何是好。 
  “我给英国发电报搞来的，”弗洛伊德坐下继续说。福尔摩斯仍旧没说话，只是看着盒子。 
  “让福尔摩斯自己打开这个盒子吧，”弗洛伊德太太在我身后说道。 
  福尔摩斯默默地把里面的盒子取出来，缓慢地打开搭扣，从里面拿出一把名贵的小提琴，然后抬起头望着弗洛伊德。 
  “谢谢你的好意，”他仍旧用那种使我极其不安的呆板声调说。安娜兴奋地拍着小手。 
  “是一把提琴！”她喊起来，“一把提琴！你能不能表演一下？哦，请为我演奏一支曲子吧，好吗？” 
  福尔摩斯低下头看看她，然后看看手里的提琴。提琴的漆面在煤气灯的映照下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他拨了一下琴弦，那声音使他稍稍有点吃惊。他把提琴夹在颌下，取出琴弓，旋紧弓弦后用松香上下擦了一会儿。 
  “嗡――” 
  他先试着拉了几个和弦和乐句，不过风格和以往全然不同。渐渐地，在他的面容上浮现出微笑――这是在似乎漫无止境的痛苦中第一次露出的发自内心的喜悦。 
  他开始认真地演奏。 
  我曾在别处提到过我朋友的音乐才华，但他的演奏从未象那天晚上那样出色，提琴使演奏者清醒了，演奏者也使提琴复生了。 
  他演奏的是华尔兹舞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