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与千万

对那个问题不必介意。告诉我：你是怎么逃跑的？你是怎么离开顶楼的？” 
  “我把窗子打破了。” 
  “用脚？” 
  “是的。” 
  我看着姑娘穿着木履的脚，脚面上有一道一道的伤口。 
  “然后你用碎玻璃片割断皮带？” 
  “是的。” 
  “然后顺着排水管爬下来？” 
  他非常有礼貌地检查她的手。我们在一旁也看到指甲有损坏，手掌的皮肤有擦伤。她的手细长、清秀、本来是非常美的。 
  “后来你跌落下来，是不是？” 
  “是的……”她的声音中又带着感情冲动的迹象，她的嘴唇开始流血，她把嘴唇咬得太厉害了。 
  “看这儿，先生们，”福尔摩斯站起来，轻轻掀起一络红褐色的长发。她的头发本来被医院的看护梳成一个发结盘在脑后，但现在松散了，头发披落下来，掩住一块紫红色伤痕。 
  弗洛伊德走上去示意福尔摩斯停止询问。于是福尔摩斯回到原来站的地方，把烟斗里的烟灰磕掉。 
  “现在睡吧，南希。睡吧，”弗洛伊德命令道，她顺从地入睡了。 
 
八 幕间曲 
  我们来到医院北面森森街一家小咖啡馆里，思索有关这位自称南希・斯莱特・冯・莱恩斯多夫的女人的问题。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弗洛伊德问。 
  “意味着罪恶，”福尔摩斯从容答道。“我们还不知道她的话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可以肯定，这个女人的手脚曾被捆绑，她曾被关在一间屋里挨饿，这屋子对面隔一条狭窄的小巷有另一座建筑物，她逃跑的方式与她所讲的没什么出入，可惜医院里的人把她全身上下洗干净了，衣服也全烧了。她原来的模样会提供更多的线索。” 
  我偷眼看看弗洛伊德，生怕他把福尔摩斯的话当成对医院的指责。这位侦探的头脑中存在着两种意识，一方面他知道这女人浑身湿漉漉的，身体状况也很差，需要很好护理，另一方面，他却不由自主地把人看作问题中的因素，结果常常使不熟悉他那套方法的人感到惊诧。 
  然而弗洛伊德医生一心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假如我要证明她是个不折不扣的精神患者，”他喃喃说道，“那么，我就看不出― ―” 
  “你是看，”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而不是观察。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有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 
  “但她究竟是谁？她真的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来的？或许那只是她的幻想？” 
  “在弄清事实之前进行推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福尔摩斯告诫说，“那无疑会异致判断误差。” 
  他点燃烟斗，而弗洛伊德则盯着自己的杯子。两人的位置不知不觉颠倒过来。充当导师的本来是弗洛伊德，现在却变成福尔摩斯了――而弗洛伊德，说句公道话，也并不反对扮演一名学生。 
  “那么，该怎么办呢？”他问道。“我们要不要通知警方？” 
  “当她被发现时就在警察手里，”福尔摩斯立即答道。“如果他们当时没想出办法，现在又能怎么样呢？另外，如果此事真的牵涉到一位贵族，他们恐怕也不愿意插手。” 
  “那么，你的意见呢？你是不是愿意亲自调查此事？” 
  “我？”福尔摩斯竭力装出吃惊的模样，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他表演得太过火了。“但是我的状况――” 
  “你的状况显然不会妨碍你，”弗洛伊德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而且，工作也正是你所需要的。” 
  “好极了。”福尔摩斯蓦地直起身子，不再装模作样了。“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情况――他是谁，为什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等等。当然，还有他是否有妻子，如果有，是哪国人。由于我们的委托人对某些问题无法回答，所以我们必须从案子的另一头搞起。” 
  “你说那女人待的顶楼对面有一座建筑物，中间隔着一条狭窄的小巷，你的根据是什么？”我问。 
  “这很简单，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的委托人皮肤格外白皙，可是从她本人的陈述中我们知道，她的囚室有一个窗户，窗口很大，可以容她逃跑，结论：虽然房间有窗户，却有一样东西在阻挡阳光的照射，否则她的脸色不会那什苍白，这东西除了另一座楼房还会是什么呢？” 
  “妙极了！”弗洛伊德惊叹地边说边走了。 
  “我要和你谈谈，听听你的意见，华生，”弗洛伊德走后福尔摩斯说道。 
  我们付了钱，朝瓦林格街走去，福尔摩斯把烟斗装上烟，停住脚步站了一会儿，把它点燃。 
  “有两种可能，华生，”他说。“一种可能是这个女人说的是真话，另一种可能是她在欺骗我们――或企图欺骗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她身分的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等到搞来材料再说。但是案件中的其他因素我们不妨思考一下。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被捆住手脚关在顶楼上？无论她是贵族夫人还是女乞丐，这里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绑架她的人想让她干某件事，要么他们想阻止她干某件事。” 
  “如果她的手脚被捆起来，”我试探地说，“那么后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大一些” 
  福尔摩斯微笑着看看我。 
  “可能的，华生。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她假设为女乞丐，一个操美国口音英语的女乞丐――那么她能做什么？他们怕她什么？假如他们怕她，想阻止她做某件事情，那么究竟为什么还允许她活下去？为什么不直接――”他的话音渐渐低落，最后消失了。 
  “福尔摩斯，假如那些人――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的确打算干掉她呢？他们会不会故意让她跳到运河里去自杀呢？” 
  “你是说他们让她逃跑？我不这样认为，华生。她冒了极大的危险，用了极巧妙的手段，这不是那些人所能料到的。你还记得，她顺着排水管偷偷爬下来，把头摔伤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我发现我们已经走过弗洛伊德的家，正沿着伯格街向运河方向慢慢走去。我问：“你根据什么认为能找到那座楼？它可能在维也纳的任何一个地方。” 
  “不，不，这个年轻的女人身体极端虚弱，不可能走很长的距离。她是在桥上被人发现的，所以她是从那附近什么地方出来的。另外，根据我们的推测，那里还有一条狭窄的小巷，这对我们不是很有帮助吗？也许是个仓库。附近有肉库吗？总之，我并不期待着准能找到那幢楼房。我只是想熟悉熟悉这一带的环境。” 
  他沉默下来，让我自己冥思苦想。 
  “福尔摩斯，为什么这个女人千方百计逃了出来，却又迫不及待地投河自尽呢？” 
  “问得好，华生。这是个十分微妙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的案子中很可能是个关键，不过目前探讨她的动机还为时过早，我想这有待于我们先搞清这位委托人的身分。” 
  “也许我们的推测有些脱离实际，也许她只是在私人关系上遭逢了不幸，一个神经失常的恋人，或者――” 
  “不会的，华生，”他笑着说。“首先，这女人是个外国人，在催眠状态下她回答问题用的是美国英语。其次，我们听到她提到一个名叫冯・莱恩斯多夫的男爵，这肯定不是个小人物。最后，”他把头转向我，“即便是个小案子，又有何妨呢？我们不会白干的，难道这个不幸的女人因为不如别的女人那么有钱有势，就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吗？” 
  我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陪着他向前走去。这时我们来到一片住宅区，房屋大多是木制的，最高两层，很脏，油漆已经脱落，而且全挤在运河岸边，向前倾斜着；挨着岩石鳞峋的河岸。望不到头的沿河房屋中掺杂着一些仓库和短短的防波堤。 
  “真是个沉闷的地方，”福尔摩斯环视着四周说，“其中每幢房子都可能设有关押南希・斯莱特的顶楼。” 
  “南希・斯莱特？” 
  “如果不用那个贵族的姓氏，就必须用这个名字。” 
  说着，我们转过身往回走，离开了那个令人厌倦的地方。一路上福尔摩斯寡言少语，只是经过电报局时进去拍了个电报。我们回去时弗洛伊德医生已经在家里待候，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们。他刚才去查阅了有关贵族姓氏的材料，还抽空去探视了一位病人。 
  他对我们宣布他的查阅结果：“卡・赫尔穆特・沃尔夫冈・冯・莱恩斯多夫男爵是弗兰茨・约瑟夫皇帝的远房兄弟。他本人是巴伐利亚人，不是奥地利人，大部分财产集中在德国的鲁尔河谷――全是些制造军人的工厂。 
  “这位男爵曾经是维也纳社交界的顶梁柱――不过很少露面。他非常喜爱戏剧。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娶的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一位公主，她在大约二十年前去世了，给他留下唯一的一个儿子。 
  “年轻的曼弗雷德・戈特弗里德・卡尔・沃尔夫冈・冯・莱恩斯多夫在名声上比他已故的父亲要差一些。他挥金如土，债台高筑，品格――尤其在男女关系方面一公认是极差的。” 
  “那么第二次结婚呢？”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 
  弗洛伊德叹了口气：“那是他去世前两个月的事。他到美国旅行，认识了普罗维登斯市纺织业的一位女继承人，南希・奥斯本・斯莱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