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与千万

他们几乎立即就结婚了。” 
  “为什么这么急？”福尔摩斯惊奇地问。“有财产有地位的人通常都要把订婚结婚的仪式办得十分隆重，时间拖得很长，借以充分地品味其中的乐趣。” 
  “男爵已近七十高龄了，”弗涪伊德耸耸肩答道。“也许他意识到自己活不了多久― ―” 
  “是这样，是这样。越来越奇怪。”我的朋友又说，他眼睛半睁半闭，两手的指尖轻轻顶在一起，这是当他集中注意力时的习惯动作。 
  “他们三月中旬乘文丽西亚汽艇回到欧洲，”弗洛伊德继续说，“径直去了男爵在巴伐利亚的别墅――据说那地方外人是绝对进不去的――大约三个星期之前男爵就在那儿去世了。” 
  “两个月多一点，”福尔摩斯沉吟道。随后他睁大眼睛问：“你有没有办法确定他的死因？” 
  弗洛伊德摇了摇头：“我说过，他已经不年轻了。” 
  “但很健康？” 
  “就我所知是这样。” 
  “很有意思。” 
  “但也很难说，”我插嘴道。“如果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即便很健康――娶了个岁数还不到他一半的女子――” 
  “这一点我已经想过，”福尔摩斯淡淡地说，然后又转向弗洛伊德。“那个寡妇后来怎样了？” 
  弗洛伊德迟疑了一下。“这个，我没能了解到。不过她好象是住在维也纳，似乎比她已故的丈夫更不爱抛头露面。” 
  大家沉默了，福尔摩斯思索着，在头脑中整理着这些材料。 
  “有可能，”他道，“她这样深居简出可以理解：居丧，以前一定没到过维也纳。” 
  他站起身，看看自己的表。 
  “医生，尊夫人准备和我们一起去歌剧院吗？我记得你说开场时间是八点半钟。” 
  关于神话般的“维也纳歌剧院”，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枝形吊灯匀观念席上那些如花似锦的贵妇们一身身琳琅满目的珠宝交相辉映。那天晚上演出的是瓦格纳的歌剧，福尔摩斯坐在我右侧，从一开始就完全沉浸在音乐之中，他只开过一次口。弗洛伊德闭着眼，不过不是在倾听，而是在睡觉，第一次幕间休息时，我把手臂伸给弗洛伊德太太，我们四个人慢慢向门厅休息室走去。当我们快走到楼上第一排包厢下面时，福尔摩斯停住脚步向上望望。 
  “如果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经常光顾剧院，”他在人群小声说，“那么他可能在这家歌剧院保留着一个包厢。”他的头一动不动，只朝包厢那边抬抬眼睫毛。 
  “肯定会的，”弗洛伊德表示同意。 
  “让我们试着找找看，”福尔摩斯边说边向门厅移动脚步。 
  那些贵族和有钱人都有包厢，用不着在休息时随着人群挤来挤去，要挤过外层的女士们和里面簇拥着的先生们达到包厢，需要十分的机智和胆量。 
  福尔摩斯和我自告奋勇地承担了这番严峻的考验，很快便得胜归来。 
  回来时，我们发现弗洛伊德正和一位先生交谈。那人个子很高，衣着时髦，初看上去还算年轻，尽管有那身讲究得无可挑剔的服装，他却戴着一幅镜片厚得出奇的夹鼻眼镜。 
  “这位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这是我的妻子，我想你认识。这两位是我的客人，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医生。 
  冯・霍夫曼斯塔尔显然吃了一惊。 
  “难道是福尔摩斯和约翰・华生大夫？”他迫不及待地问，“真是大荣幸了！” 
  “我们也感到同样荣幸，”福尔摩斯谦虚地说，微微点了一下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昨天》的作者。” 
  这位严肃的中年花花公子鞠着躬，脸一直红到耳根，我很难把那副难为情的样子和他的仪表联系在一起。我从没听说过福尔摩斯提到的这部《昨天》，所以只好不失体面地保持沉默。 
  “你们是不是来这里办一件案子？”他好奇地问。 
  “也是，也不是，”福尔摩斯答道。“告诉我，年轻的冯・莱恩斯多夫男爵是否和他父亲一样对歌剧抱有浓厚的兴趣？” 
  这个问题提得太突然，冯・霍夫曼斯培尔一时竟茫然了，只呆呆地望着我的朋友。 
  “真奇怪，你竟提出这么个问题，”诗人缓慢地答道，一边心不在焉地旋转着眼镜腿。 
  “为什么奇怪呢？”弗洛伊德问，他已经对这边的谈话发生了兴趣。 
  “因为在今晚之前，我的回答应该是‘不’。”冯・霍夫曼斯塔尔用德语快速而清晰地说。“我从没听说他对歌剧有什么兴趣，而且坦率地说，得知老男爵去世的消息以后，我很担心维也纳音乐界会失去一位举足轻重的赞助人呢。” 
  “那么现在呢？”福尔摩斯问。 
  “现在，”诗人用英语答道，“他来看歌剧了。” 
  “他现在在这儿？” 
  冯・霍夫曼斯塔尔困惑了，随后意识到福尔摩斯的问题可能直接关系到一桩案件的进展，于是激动地点点头。“来。我把他指给你看。” 
  这时，开场的铃声响了，观众纷纷走回自己的座位。冯・霍夫曼斯塔尔随我们走向我们的座位。他转过头装作寻找熟人的模样张望着，然后轻轻用臂时碰碰福尔摩斯。“在那儿。中间往左第三个包厢。” 
  我们照他说的方向望去，只见那个包厢中坐着两个人：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服装华贵的妇人，秀丽的黑发上布满光彩夺目的头饰。她一动不动地坐着，身旁是一位英俊的男子，正用观剧望眼镜扫视观众。望远镜下面有一副精心修整的胡须，一个刚毅的下巴，一对薄薄的肉感的嘴唇。那个长着胡须的下巴仿佛在哪儿见过。有一瞬间，我觉得那人好象在看我们。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谨慎作法是颇有远见的，他是个戏剧家，当然很会作戏，而且认为自己是在帮助福尔摩斯侦破一个案件（实际上的确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他有点过分沉迷于此事的戏剧性了，尽管他的意图是好的。 
  突然，包厢中的那个男人放下观剧望远镜，弗洛伊德和我顿时惊呆了――这正是在毛姆堡俱乐部的网球场上被弗洛伊德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个带疤的无赖，也许男爵认出了我们俩，但他毫无表示，也许歇格克・福尔摩斯意识到我们俩的反应，但他不动声色。 
  “那个妇人是谁？”福尔摩斯在我身后问道。 
  “哦，那是他的继母，我想。”冯・霍夫曼斯塔尔说，“美国一份产业的女继承人，南希・奥斯本・斯莱特・冯・莱恩斯多夫。” 
  灯光暗了，我仍旧朝那位端坐不动的美人望着。这时我觉得福尔摩斯在扯我的袖子，催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不大情愿，但还是服从了，同时忍不住又朝那奇特的一对望了一眼 ――英俊的年轻男爵和他的雕像般一动不动的伴侣。她那满头的珠室在昏暗中仍旧闪烁着光彩，这时第二幕开始了。 
 
九 铠甲上的一道裂痕 
  自从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指出包厢中的女人是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遗孀，整个演出在我眼里便化为乌有了。我竭力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打算趁开场的时候和福尔摩斯悄悄交谈几句，但他一本正经地把手指放在唇上，独自沉醉在音乐之中。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个女人真的是军火大王的遗孀，要么就是个冒名顶替的人。如果她是真的――我必须承认她的外表很有男爵夫人的气派――那么我们的委托人又是谁呢？她怎么会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又为什么缘故遭到绑架呢？ 
  我向弗洛伊德偷觑了一眼，他也在思索这一问题。 
  我们坐马车回家的时候，福尔摩斯仍旧绝口不提这件事，兴致勃勃地谈着刚才的演出。 
  我们回到伯格街19号的书房，弗洛伊德向妻子道了晚安，在椅子上坐好，准备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福尔摩斯含含糊糊地说他要回房间待一会儿。他走后，弗洛伊德皱起眉头，噘着嘴，不悦地望了望我。“我也想去一下，或者咱们最好一起去。” 
  我迷惑不解地跟他匆匆走出书房，疾步上楼。他没敲门，一下把福尔摩斯的房门推开。我们一眼看到他正坐在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支注射器和一个小瓶，小瓶中是可卡因。他没显出吃惊的样子，但我却惊得目瞪口呆。 
  “我只是有点想它，”他缓慢地、有点悲伤地说。 
  他用双手托着下巴，重新向镜台上的小瓶望去。可卡因和注射器放在那儿，活象祭坛上的供品。 
  他一把抓起小瓶和注射器，毫不在意地递给弗洛伊德（我始终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和怎样把它们搞来的），然后拿起他的黑色石南根烟斗，跟着我们走出房间，轻轻关上门。 
  我们回到书房，弗洛伊德绝口不提刚才的事，开始讲起我们在毛姆堡俱乐部和小男爵的那段奇遇。福尔摩斯静静地听着，只是问：“不打反手球？真有意思。他发球怎么样？” 
  我打断福尔摩斯一连串莫明其妙的询问，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 
  “只有最显而易见的一些看法，”他回答说，“而且仅仅是假设，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需要证据。” 
  “怎样才能证实呢？”弗洛伊德问。 
  “恐怕要到法院才行。我们可以随意作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但如果无法证明它们是事实，那么我们只好睡大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