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洋大追捕

吃点米饭吧，别马上喝酒。” 
  部长没有打断马耳他人的思路，给他时间考虑。 
  “您的名声是明摆着的，”他又说，“您很聪明，不难猜出我是怎样洞察一切的。我从机场登记卡上发现您填了假身份。我很快得知，您是从布鲁塞尔启程的。只消问一下伦敦方面，就可以断定：根本不存在什么威廉·卡林顿博士。正巧，我仔细地研究过敬爱的总统马格卢瓦尔上校邀请的全部客人名单。我想知道马里亚尼的这个化名朋友究竟是什么人……您已经是新闻人物了，多米尼克·坎布齐亚……我在定期送到这里的法国报纸上认识了您。何况，上面的照片远比我们本地报纸要清晰……您该明白了吧？” 
  马耳他人心里当然一清二楚。他甚至被部长的准确无误和得意的分析弄得悻悻不已。可眼下不是发泄的时候……’ 
  “您看，咱们俩利害攸关，完全可以通力合作嘛！” 
  这口气很强硬。部长用力拉开一只抽屉。三张照片像扑克牌一样摊在马耳他人的面前。 
  “您再读读这个，”部长说着，把一份打字稿扔到桌上。 
  多米尼克扫视了一眼。他开始理解那位杜瓦利埃博士是何许人物了。 
  “马格卢瓦尔总统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富歇说，“其中一张照片是杜瓦利埃身份证的复制件。此人与其说是医学博士，还不如说是伙都教博士。另外两张照片比较模糊，是我们的特工人员用长焦距镜头拍摄下来的……我可以告诉您，只要不再让我们听见杜瓦利埃这个名字，海地政府打算忘掉多米尼克·坎布齐亚，只承认威廉·卡林顿博士。您懂了吗？” 
  “当然……” 
  马耳他人想起了罗什的忠告。虽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但现在不是惹当局生气的时候…… 
  “依您看，部长先生，杜瓦利埃在圣多明各吗？” 
  富歇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的眼睛里射出一种异样的残忍。 
  “应该在那里，”他咬牙切齿地说，“问题是，他老是在转移。正如你们白人所说的，这是卜只真正的猴子。不过这猴子像松鼠一样灵活。他到处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是他感觉最安全的地方。这就是圣多明各特鲁希略旧城。您要在那里等着他。您可以自由决定用多少时间和花多少钱。我要的是最终的结果。” 
  “最终的，部长先生？” 
  “最终的！” 
  这话听起来像丧钟。 
  “当然我在特鲁希略旧城有可靠的耳目，”富歇接着说，“你不能利用他们，也不能和他们接触。杜瓦利埃不会怀疑白人……” 
  办公室里回荡着他那生硬的笑声。 
  “他决不会想到，我，富歇，会有一个白人特工！而且是个英国特工！” 
  “您太抬举我了。”马耳他人说。 
  “您是个危险分子，卡林顿博士，但您又是个很机智的人……我在海滨的和平旅馆里给您订了一个房间。也许住在那儿您会觉得不太舒适，不过，那是个很隐蔽的地方。……还有，这里是……” 
  乌耳他人笑了笑：部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活像在皮加尔某家酒吧里做黑市交易一样。 
  “10,000比索，”富歇说，“给您的第一笔款子。当然，这只是一笔预付款，您还会得到更多……吉斯圭亚那航空公司的飞机明天上午10点20分起飞。这是一家多米尼加的小航空公司。我们常常与它合作。中午您就能到那里了。您在和平旅馆会收到一只信封。信封里有一张比尔巴奥银行的记名支票。这样行吗？” 
  “行，部长先生。” 
  “像您这样刚强的人不该永远当猎物……应当成为猎手，不是吗？而且应该是白人们说的那种‘大’猎手！白人们在我们非洲祖先的大草原里捕杀大象时曾这样说过！” 
  
  22 
  我用上了民俗学的知识。太子港优待了我。跟在高大的黑人身后走进警察局的走廊，我简直成了一个侏儒。刚才经过门卫时，刺耳的叫喊与吉普车、五彩小卡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汇成了一部喧嚣的街头爵士乐。司机们不时紧急刹车，拍打着方向盘互相漫骂、威胁，幸好没有真的打起来。 
  刚出旅馆，我就看到了一场好戏。三个出租汽车司机互相较着劲，彼此冒险超车，玩命地争夺可能出现的额外乘客，——无意中把乘客的生命也当成儿戏了。可惜，这场游戏亵渎了车身上那五颜六色的点缀：还愿物、谚语、荒唐的口号、宗教箴言，其间还夹杂着鲜花、涡卷形装饰和阿拉伯式装饰图案。我看到一辆车上写道：“你把我推倒在地。可是上帝拯救了我。”另一辆是：“劳动才有面包。”第三辆写着“主耶稣指引我们”的出租车显然是大获全胜：司机见穿着黄色制服和栗色美式皮帽的警察不在场，便闯红灯超过了对手。他得意地耸耸肩膀，驱车向马斯广场驶去。 
  在走廊里，我又闻到了那股奇特的人体气味。所有警察局办公室都有这种味道。看来全世界的警察，不分白种、黑种或黄种人，都散发出同一种男性的气味……我要拜见的是太子港区警察局局长。我向卡西米尔打听去那里的路线： 
  “一走出卡普瓦街，总统卫队司令部左边的那幢楼就是。” 
  我一丝不差地按他的指点向前走去。一路上，见到了一些奴隶解放塑像。我不期遇上了一个军人，便出示了自己的三色证件。他看不懂，望了望我，叫来了一个人为我引路。 
  他走几步就回过头来，看我是否已找到传达室。在我们那里，索赛街的巡警顶多告诉你从哪个楼梯上去，到几楼，决不会陪同你一起去。任何来访者都可以很容易地藏在厕所里，等关门后闯进办公室，偷走或销毁放在桌上或者木制文件柜里的材料。这就是共和国。 
  在这里绝无可能。凶恶的看门人紧紧跟着我。他打着莫名其妙的手势，引我来到三楼一扇写着“秘书处”的门前。他操着土话，对角落里的两个用奇怪目光看我的黑人解释说，我要见上校。他讲得很快，一对眼白很大的眼睛始终盯着我。 
  然后，他命令我坐在房门右面的长凳上。我感到很不自在。那两个当地人轮番过来打量我。我不想否认：我还真有点害怕。 
  终于，房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没戴帽子的警官。我的那位保镖立即立正向他致敬。警官让我进去，示意我坐下。气氛既不轻松也不愉快。普罗斯佩·马凯斯上校坐在办公桌前，阴沉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我。在他身后的白色墙上，显眼地悬着一幅马格卢瓦尔上校的彩色肖像。这位新元首的胸前挂满I勋章。 
  “听说您想见我？” 
  我点点头。上校的法语说得很准确。我再次出示了证件，但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开始用最简洁的语言向他说明来海地调查的缘由。 
  他无动于衷地听着，要我重复了两次坎布齐亚的名字。我从公文包里取出马耳他人的案宗，向他讲述了此人身份。上校在一叠纸上草草写了些什么。他沉思了一会，突然问我：是否知道逃犯现在何地。藏在谁家。 
  这是个棘手问题：如果我说出在巴黎获得的地址和人名，将会犯下泄密和策略性错误，胖子许下的破格晋升的诺言就会泡汤！可是，如果不告诉普罗斯佩上校，他的信心就会动摇，而我也得为此承担后果。 
  为了争取时间，我试图岔开去： 
  “上校先生，我的上司想必已把我来此地的消息通报您了吧？” 
  “没有。这正是我所惊奇的。或许参谋部收到了通报，可我还没看到。我会去了解的。都说了些什么？” 
  说实在的，我并不清楚。胖子对“黑人的警察局”抱有成见，估计只是向海地当局通报我的到达，绝不会披露详情的。 
  “大概是告诉您坎布齐亚已逃往贵岛，请求贵方尽力协助我。坎布齐亚是个危险人物。” 
  上校摇摇头，为难地说： 
  “海地很大，光知道姓名有什么用。” 
  我刚要对他说出马里亚尼的名字，又谨慎地咽了回去。我还不清楚海地警察与坏蛋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他是科西嘉人，但出生在马耳他……瓦莱塔，您知道……” 
  “等一下……” 
  上校按了一下电钮，当即进来了一个奴性十足的军人，向他弯腰曲背。上校下达指示后，他一言不发地隐没不见了。我又一次看到，各国警方的工作方式千差万别。此地流行的是一种唯唯诺诺的方式。我要不要向这位主人披露一切呢？是不是把马耳他人的照片也给他看一下？ 
  短暂的沉默：上校把女秘书刚送来的信浏览一遍后，签了名。女秘书的超短裙几乎把肉桂色大腿里的一切都暴露无遗了。刚才的卫兵又出现了： 
  “登记卡片上没有任何外国人叫这个名字。没有此人。”他说。 
  上校看着我，若有所思。 
  “这正是我对您说过的，”他说，“至少您的材料是准确的吧？” 
  “绝对准确。他一定是化名潜入此地的。” 
  “很可能，”上校说，“也许他在北方的海地角同乡那里找到了藏身之处。那里以前是法国人的城市，科西嘉人很多。” 
  看他那副轻蔑的神情，可敬的普罗斯佩上校很不喜欢他们。他又说： 
  “假如您希望我为你们出点力，那我必须得到具体的材料，例如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