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

“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你这样多久了?”我说。
“晚饭吃什么?”他说。
“我要带你去看大夫。”
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处车库卖场，爸爸当司机，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铜灯。棒球手套。坏了拉链的滑雪夹克。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