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品三国

曹操闻讯，立即派大将李典和夏侯惇在博望与刘备对垒。后来，刘备设下伏兵，先自烧博望，佯装战败而逃，结果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对缓解荆州的紧张局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之后曹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荆州的刘表、刘备也得到了六年的喘息机会。这也是刘备为数不多的打败曹操的战例之一。
  这个历史故事后来的移植，不完全怪罗贯中，这又是民间艺人们的杰作。估计在元代之前这个故事的主角就已经变成了诸葛亮。元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就是在之前民间艺人改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只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这个故事写得更加精彩。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提到：关羽、张飞对刘备屈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颇有微词，“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加上历史上的诸葛亮在加入刘备阵营后，除了联吴抗曹做了一回说客之外，基本上在荆州数年时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很难满足民间艺人赞颂诸葛亮的愿望。所以也就顾不得历史上原本火烧博望的功劳是刘备而非诸葛亮了。
  要说罗贯中在处理火烧博望这个情节时还是有一番考虑的，并不是为了烘托诸葛亮而完全不顾刘备。历史上的刘备创业初期历经坎坷，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见《三国志先主传》）著称，但军事指挥水平则是低劣不堪。《三国志先主传》注引《傅子》中丞相掾赵戬说刘备“拙于用兵，每战则败，奔亡不暇”；《三国志陆逊传》中陆逊也评价刘备：“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都能说明刘备军事才能之差在当时已是有目共睹，就这么一次火烧博望的胜利还被移植到了诸葛亮的身上，罗贯中可能有点于心不忍，所以在《三国演义》第一回中，出现了一个刘备建议的“围师必阙”情节。这个情节在历史上也是不曾在刘备身上发生过。《资治通鉴》载：黄巾将领韩忠再次占领宛城，抗拒朱儁，朱儁以声东击西之战略将韩忠逼上败局。韩忠要求投降，朱儁却说：接受投降只会助长敌军势头。便连续猛攻，未能克敌。后登上山头察明原因：韩兵投降不成只有死战。朱儁撤除包围，集中兵力攻城，韩军四处逃散，斗志全消，朱儁趁势大破黄巾军。
  很明显，“围师必阙”计出朱儁。而此时的刘备只是征讨黄巾队伍中的无名小卒，身份低微，《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有没有和朱儁一起并肩作战还尚未可知，想凑到右中郎将朱儁这样的统帅身边说长到短，恐怕连门儿都没有。很明显，罗贯中的这次移植是有意而为的，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刘备的一个补偿吧。“围师必阙”本身就反映出一种传统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素养，移植到刘备身上也是比较合适的。要不然到后来第八十三回刘备说：“朕亦颇知兵法，何必又问丞相？”这句话所对应的例子就实在是少得可怜，成吹牛了。作者的细致在这两个情节中得到了一个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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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千里走单骑，两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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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在中国留传了几百年，我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的广泛流传是因为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水分其实很大。所谓“千里走单骑”，虽然路没有那么远，但是还说得过去，在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西晋陈寿所著史书《三国志关羽传》中有明确记载：“及（关）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但至于说到“过五关斩六将”，却是名不副实，只不过是小说家的杜撰而已。《三国志关羽传》中说：关羽走后，曹操的大部分手下都主张派兵追击，但被曹操拒绝。曹操当时说：“每个人的志向都不一样，各为其主，就不要难为关羽了。”（后世对曹操的话多有感慨，赞扬曹操的大度。南北朝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的时候，针对这件事就评论到“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因此曹操的部下也就放弃了追杀关羽的念头，关羽也得以非常安全地回到刘备身边，中途没有遇到丝毫的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关羽的忠义精神非常可嘉，罗贯中把这个故事写到小说之中，并进行了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千古美谈。
  如果把关羽的这一段短途旅行说成是“千里走单骑”的话，那在三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也可以称之为“千里走单骑”的故事，虽然同样路途不算远，但比关羽的“千里走单骑”难度更大，体现出来的内涵也比关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人，就是被后人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来形容的无用之人——廖化。
  据《三国志廖化传》记载：公元219年，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后，关羽兵败而亡。当时作为关羽手下的廖化兵败被俘，不得已投降了东吴孙权，虽然史书上没有说明廖化为什么投降，但从后面发生的情况看，廖化的投降可能是不想自己的母亲受到伤害（其实历史上关羽投降也不像小说中说的“土山约三事”，而是无条件投降的，当然应该也有刘备的两个夫人的原因吧）。不过此时的廖化却是“身在吴营心在汉”，心系旧主刘备，在长达两年的岁月里矢志不渝。终于，廖化想出了一个难以令人想象的主意：诈死。经过廖化的精心准备和布置，居然还被大家相信了。廖化借此机会，在公元221年出发向刘备所在的益州赶去。临行前还不忍心抛下自己的母亲，母子二人“昼夜西行”，一路上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在历尽艰辛以后，廖化终于在秭归同刘备会合。
  比之关羽的“千里走单骑”，廖化的“千里走单骑”不仅表现出与关羽所共有的忠义精神，还多出了中华民族一向提倡的“孝”的传统美德，实在是难能可贵。
  不过，两种“千里走单骑”到最后的结局却是完全不同的。关羽，因为这件事情被后世缅怀颂扬，大书特书，被称为“关忠义”，而廖化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虽为史料所载，却为后人所遗忘，不仅如此，他还被说成是一个无能之辈，并送给他一个“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成语——尽管廖化在历史上根本就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是一个儒将。所谓“造化弄人”，廖化可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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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打督邮，三种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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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三国里的这个督邮，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不过，打督邮的故事一千年来却有着三种不同的版本。而从这三种不同的版本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作品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的不同角度，也能够从中区分出历史面貌、民间面貌和文学面貌这三种对于历史事件描述方式的区别和延续性。
  打督邮的故事最早出自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先主传》：“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这也就是打督邮的原始版本。为什么被打呢？陈寿写得极简。而当时的另一部历史著作——三国魏人鱼豢的《典略》中却有一个较为详细的记载：“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着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虽然目前还不能肯定陈寿在撰写《三国志》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鱼豢的《典略》，不过以陈寿在西晋官居著作郎的身份，也是极有可能接触到相关的资料和记载的，但对于刘备打督邮这一历史事件，在自己尚未弄清来龙去脉之前，陈寿只是简单地将其记录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而没有详述缘由。其作为严谨的史学家的态度略见一斑。（当然，也就因为陈寿的严谨，对于一些似是而非资料的弃之不用，以致《三国志》的记载太过简单，给后世进行研究和分析造成了诸多不便。裴松之对于陈寿“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批评是非常中肯的。）
  如果说陈寿对于打督邮的记载体现出的是严谨的话，这段历史材料到了后来的民间艺人手里，马上就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充分展现出民间艺人们随心所欲、天马行空的独特思维。集三国民间传说之大成的元代《三国志平话》就体现出这一特点。首先，民间艺人们觉得打督邮的故事如果按照史实放在刘备身上的话，不符合作为以仁义著称的刘备形象，而放在已经被他们认定的莽汉张飞身上更加合适，所以干脆就来了一个刘冠张戴。请看《三国志平话》的故事设计：
  朝廷发下使命督邮，姓崔名廉，御史台走马，前至定州馆驿内安下。大小众官来见使命，问使命有何公事。督邮曰：“为杀了本处太守，以此差我来问你众官人等，这里有县尉么？”“县尉在门外，不敢便来见。”使命随叫县尉。
  县尉引兵三百余人，内有关、张，左右随尉二十三人，来见使命。使命曰：“你是县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