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

杨虎城即先期乘飞机去长沙（机票是宋子文拿来的。宋后来来港，并与杨作了长谈）。当时，特地来港迎接的一一七师（十七路军的一支军队）全师将士的代表王根僧（副师长），为保护将军，向宋一再要求，才勉强要到一张机票，与杨同行。他们到长沙后，又据戴笠留条去武昌（戴已到武昌去了）。这之后，杨虎城的情况就每况愈下，完全落入南京当局的圈套了。
  关于杨虎城被捕经过，王根僧当年曾写了日记，其中有几则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一日午后三时三十分车抵武昌车站，戴笠率行营及省府人员约百余人在车站迎接。当即安顿我们住在胭脂坪省政府招待所，表面招待很周到，但发觉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据于说：
  他们两人谈话时，跟去的特务竟敢旁坐不动，经他斥责后，才到外边去了。可是还不时进来，催促杨先生早些回去休息，使他生气极了。”——笔者转引），我当时将这种情况密告杨将军。杨将军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中央不需要这样做吧？”他似乎不相信我的话。
  二日午十二时三十分由戴笠陪至汉口空军航空站，已预备小飞机一架，可乘三人。戴笠原来安排是杨将军、戴笠本人，另副官一人。当时经我再三要求，始临时将副官叫下来，准我上机。午后一时五十五分抵南昌，寓二纬路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我乘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
  （现在想起他这句话，是多么光明磊落呵！）……应该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毛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
  三日戴笠表面上招待我们甚是周到，伙食特别好，并和我们有说有笑，但迄未谈及蒋介石何时来南昌，至此我们也已了然。
  五日听说蒋介石即来南昌，晚餐时杨将军询问戴笠，他说不确。杨将军判断当时情况，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来南昌，并且说既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步，他来与不来，都不相干。
  八日杨将军读报，得悉日军已达南京近郊汤山一带，不胜愤激！他说：“我今不能上前线杀敌，至感无聊！作为一个军人，能上前线多杀几个外国敌人，才算得光荣！
  若论内战，则难免一将功成万骨枯之讥！”云云，于此足见杨将军的苦闷心情。
  十日午后一时许又发警报，警卫人员带我们到江边下沙窝隐蔽。午后五时四十分，戴笠说：敌机常来轰炸，城内不安全，请杨先生迁到乡下去。要他立即上车。当时戴不准我随去，我挥泪送别……③
  是的，这是不寻常的分离，或者勿宁说是永诀。因为从此以后，杨虎城就被囚禁，在１９４０年前后，当张学良也辗转来到贵州，并与杨虎城近在咫尺时，那时杨已被关押了三年多。多年的漂泊、囚禁，使他“患了很重的胆石病，到１９４８年才被准许送到中美合作所附近军统所办的‘四一医院’去开刀……医生从杨的胆囊中取出一把结石，这是由于在息烽玄天洞多年来饮了不干净的泉水所造成。病好转一点又将他移回原处。这段时间内，他心情非常烦躁，常同龚国彦（一看守头目——笔者）为一些生活小事争吵……后来听到龚国彦告诉我，说他有次走到杨家山后面，看到一座坟墓，坟前石栏上刻着‘杨氏佳城’四个字，他很感慨地说：‘怎么这样凑巧？这同我的名字只少一个字。’话刚说完，抬头一看，两旁华表上正刻着‘龙蟠虎踞’。他当时触景生情，长叹一声：‘我的姓名这里早都有了，我今天住在这里，将来也必死在这里无疑。’因此他很不愿意到门外走动，不愿看到那一座有他姓名的坟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后对毛人凤一再说：‘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时，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下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咛毛人凤应当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据毛人凤事后告诉我：蒋介石要杀害杨的同时，还就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与渣滓洞两个集中营内四百多名革命人士的处理问题指示他说：‘我们过去那样有势力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肯投降，今天我们到处打败仗，他们还会肯转变过来吗？只有干脆一起杀掉！’”④
  原来如此！
  蒋介石如此倒行逆施，怎能不激起天怒人怨，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呢？
  张学良被囚于阳明洞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他在这个时期虽然仍很苦闷，但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也参加一些活动。曾磊（在阳明洞时担任过张学良的“警卫”，是个连长）说：“当时的张将军才四十来岁，常穿一件咖啡色丝绵袍，布鞋纱袜，可是仍掩不住他那英武的军人气魄。他生性豪爽，待人很随和。每逢宪兵打球时，他都来充当义务教练，有时还当裁判，球兴大发时，他就亲自上场了，打得满头大汗。他为排遣寂寞，时常到我们营房来看看，尤其喜欢和那些‘宪兵娃娃’打交道。有次和一个宪兵下棋，他先提出条件：输了的要打五板手心。头一盘，宪兵输了，他果真拿米达尺打了他五板。第二盘，他自己输了，伸着手要那宪兵打，宪兵不敢打，他说：‘你不打就是不履行我们的双边条约，要受罚，要罚打五板。’那宪兵很乐意地伸出手让他又打了五板，大家都觉得有趣极了。
  “张将军在阳明洞的日子里，从不为自己的事怨天尤人，发牢骚。他虽然不能与外界接触，可是常关注战局的进展。有一回，听到他在楼上拍桌打椅，大声怒骂：‘忘八蛋！饭桶！一个个该枪毙！……’我忙问楼下的人：‘出了什么事？’他们说：‘副座看到报纸上打败仗的消息，正在发脾气。’每当目睹张将军这种情状，我们都非常同情他，深深地为他感到惋惜。”⑤
  张学良是１９３８年冬由湘西沅陵凤凰山迁往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在这里住了两年多。１９４１年５月，张学良因患急性阑尾炎，遂离开修文，到贵阳手术治疗。那时他的病由于入院过迟，已经恶化，最后由杨静波大夫为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他的病才得以痊愈。因为修文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而他的病又未根治，还有复发的可能，所以张学良提出，希望住在贵阳。军统局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们认为贵阳是省会，对于他们的特殊使命多有不便，但又怕张学良真的旧病复发，措手不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难交代，所以也只好答应了。
  住市区当然是不会允许的，最后让他住在贵阳的麒麟洞。时间是１９４１年５月至１９４２年２月，对于这一时期的囚居生活，於英复曾作过一些实地调查，他介绍说：
  “麒麟洞是贵阳风景区——黔灵山的一个景观，有尼姑庵（白衣庵）一座，尼姑师徒四人住此。当时，曾亲眼目睹张学良将军关押情况的白衣庵小尼姑王启华回忆说：‘我１４岁左右和我师傅等四人住在麒麟洞，推点豆花接待游人和香客。张学良关进来后，就只准我们四人进出。卫兵对我们说：“出去不准讲张学良关在这里。”当时，在麒麟洞四周的山上架有三挺机枪和驻扎了三个连的兵，大门旁边架有三部电话（包括电台）。每天白天和夜晚分别由几个便衣特务跟着张学良，寸步不离。和张学良一起关押在这里的还有赵一荻小姐和她的女佣人。当时，赵一荻小姐只有二十多岁，常穿旗袍。张学良住左边小房，一荻小姐和女佣人住右边小房，中间是会客和用餐的地方。张和赵有时也一起出去走一走，但不得超过挂有‘禁止’的木牌（注：即现在的白象桥处），但更多的时候，张学良是抱着肘坐着在想。住室内除了床和坐椅，四壁没有一样东西。’
  “一九四一年初冬，张学良阑尾炎再次复发，又作了阑尾切除手术。因张第一次住中央医院时，涉及面广，外界传出了他在贵阳治病的消息，这次军统局决定不住医院，就在囚禁地麒麟洞给张作手术。手术仍由贵阳医学院兼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大夫主刀，李迎汉、杨洁泉作助手。在局部麻醉中，张学良很沉着，配合了手术的顺利进行，给在场医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张学良囚禁前身体是健壮的，长期囚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竟连续两次做手术，抗病能力如此之低，张学良的身体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六月间，张学良第一次手术后，在贵阳麒麟洞囚禁期间，应贵州省主席吴鼎昌邀请，在特务监视下到花溪参加了一次诗会。出于对张学良将军的尊敬，与会者纷纷以诗词贺慰张。张学良见大家的诗词都是对他的慰勉，很受感动，不顾特务的监视，即席吟七律一首，答谢诗友：
  犯上已是祸当头，
  作乱原非原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
  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
  明史鞭策固所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