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二十五章杜大亨东山难再起
    一、得了顶级理事长
    抗战胜利后，散处各地的恒社弟子逐渐返回上海，杜月笙为了凝聚力量，扩展杜门势力，决定重整恒社。
    1945年10月，杜月笙在浦东同乡会召开战后第一次恒社成员座谈会，商讨复社事宜。复社首先要有社址，恒社一个叫徐大统的社员抗战中发了国难财，他愿意将他在江西路的一幢房子拿出一层来作为恒社临时社址。之后，恒社开始通知所有弟子返社，在徐大统的房子里恢复活动。
    1946年秋，恒社借丽都舞厅召开了战后第一次会员大会，出席大会的除了恒社弟子以外，还邀请“恒社之友”顾嘉棠、徐彩丞、范绍增、吴开先、杨管北、钱新之、陶百川、章士钊、徐亮等出席大会。大会由陆京士主持。那天杜月笙一袭长衫，满面春风地周旋于数百名恒社弟子中间。
    这次大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其中包括恒社的正式社址问题，决定在林森中路中南村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建造一幢大楼，包括大会场、舞台、舞厅、餐厅、图书馆、宾馆、办公室等。后来“恒社之友”顾嘉棠得知汉奸陶雪生在福履理路有幢洋房，为逃避没收想低价卖出。顾嘉棠将这一信息告诉杜月笙，杜月笙看过房子后十分满意，便在恒社会员中征募72根金条，将这一汉奸财产盘下作为恒社社址。
    恒社搬到福履理路后，还向国民党政府有关单位申请备案，使恒社正式成为“法定团体”。为了与“法定团体”的名称相符，恒社在组织形式和产生领导机构的方式上做了某些变动，例如通过社员大会选举理监事会，在理监事会下分设各组，办理恒社事务等。
    当时选举产生的第四届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为：
    常务理事：陆京士、唐缵之、杜维藩、王兆槐、郭兰馨理事：王先青、水祥云、殷新甫、*、吴颖荪、黄炳权、陆增福、姚君喻、陈觉民、周祥生、王震欧、汪其俊、高尚德、朱亚杰候补理事：王得民、罗松云、钱培荣、陆庆黻、朱化农常务监事：唐世昌监事：于松乔、张廷灏、彭尧亭、王叔和、张受百候补监事：周星北、沉莱舟、邵予英总干事：陈士皋副总干事：吴颖荪、陆庆黻理事会下设事务、会计、组织、编辑、交际、集会、职业介绍、体育、平剧、救急等11个小组，分别办理各自日常业务。
    经过整顿和扩展，恒社人数由抗战前的520人增加到915人。这915人是正式列入《恒社社员通讯录》的。倘若加上因战乱中断联系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不能登记在册的，加上杜月笙旧日所收的清帮徒弟，加上黄浦滩上白相人之拜在杜月笙门下的，与绝对服从杜月笙的各路英雄好汉，那么，恒社号称八千子弟也就不足为奇了。《杜月笙先生大事记》中载：
    “……如恒社，则创于民国二十六年，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効忠国家为旨，经社会部立案，为各界所推崇，尤于战时贡献，成绩斑斑，八千子弟，患难相从，声应气求，遍于寰内。今亦于沪市复员，恢复总社。”
    经整顿扩展后的恒社，其势力已经迅速渗透到国民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在恒社成员中，有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司长、处长，有各省、市党部委员和厅长、局长、县长、区长，军警法检各界的高级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工商企业中的董事长、理事长、厂长、经理，以及文化界、新闻界、医疗卫生界法律部门的高级职员等。而这些恒社社员中，又分属许多政治派系，如军统、中统、孔祥熙派、太子派、青年党派等。其中军人人员约占监理事的四分之一。
    同时，杜月笙还在各地设立恒社分社，将触角伸向全国。从《恒社社员通讯录》及杜月笙60大寿各地发来的贺电看，恒社社员遍布全国18个省市，甚至海外。
    杜月笙一方面整顿发展恒社，一方面重整旧业，将以往拥有的事业如中汇银行、华丰面粉厂、沙市纱厂、大达大通轮船公司等重新整顿复业。中国通商银行复业后，他除任董事长外，又兼任了总经理一职。
    在拓展新的事业方面，他首先向纺织业进军，他在金融工商业得到的第一个头衔，便是“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这是一个行业内的全国性组织，其理事长的职责与权威性非同一般。
    杜月笙在重庆的时候便已涉足纺织业，当时有一爿从湖北沙市迁到重庆的“沙市纱厂”，由于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厂子几乎陷于停顿状态。杜月笙看好纺织工业广阔前景，便出资收购股权，获得该厂的经营权。之后他又投资建立了西北毛纺厂。同时与孔祥熙和花纱布管制局联合，担任了官僚资本性质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
    返沪之后，他在重庆收的恒社弟子、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投资江阴“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唯恐董事长一职落入“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人手中，和杜月笙的另一弟子、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的王先青，专程到上海十八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力邀老夫子出任福澄公司董事长。
    杜月笙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两位学生的述说，既然是为学生撑腰，当然是一口答应。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份呢？”杜月笙问。
    “老夫子加5000万元的股份好了，这笔钱我替老夫子垫。”袁国梁喜不自胜，张口便答道。
    “使不得，使不得。”
    杜月笙当场命人喊来徐懋棠。徐懋棠参加恒社较早，战前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管家，战后仍任旧职，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杜月笙命徐懋棠开出一张法币5000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作为投资福澄公司的股份。
    后来在丽都召开股东大会，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知不是对手，只好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以后，杜月笙又投资拥有千余名工人的荣丰一厂、二厂和拥有700多名工人的恒大纱厂。还担任了设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如此一来，杜月笙不仅在纺织业拥有大量产业，同时既与官僚资本关系密切，又成为同业一些民族资本家的靠山。
    1946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第一次大会在上海召开。由于当时我国纺织工业划分为几个区，各区纺织业又有区公会，“联合会”便由各区公会组成。
    在这次大会上，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都想由己方代表担任“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以加强对“公会联合会”的控制。由于官僚资本控制的工厂多，理事长一职很可能落到他们手里。但民营资本并不示弱，他们四处活动，力图阻止官僚资本代表当选理事长。
    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的恒社弟子袁国梁想到了老夫子杜月笙。只有把杜月笙请出来，方有可能压过对方。
    当时杜月笙正在气喘病中，袁国梁和其他6位代表，包括六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等，专程来到十八层楼杜公馆，请杜月笙出山。
    杜月笙晓得担任这一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长的重要性，但他心里没底，担心万一选不上自家塌台。所以当时并没有表示答应。在7位代表离去后，他又特地命人打电话喊来袁国梁。
    “我反复想过，这个理事长做不做于我本人倒是关系不大，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杜月笙对袁国梁说，“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根据情况再做定夺。”
    袁国梁一听杜先生有意当选，立刻通知几位核心人士，奚玉书、荣尔仁、唐星海等人一听喜出望外，立刻分头行动，为杜月笙拉选票。民营厂商代表没的说，事关自家利益，个个态度坚决，并有不少人自愿到公营厂家代表那里为杜月笙拉票。
    大家分析了目前局势，一致认为：尽管公营厂家人多势众，但公营厂家代表中多为主持业务之人，这些人背后往往会投资一些民营厂，或参股创办纺织厂，实际上与民营厂商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另外，六区（上海所在区）工会实力雄厚，民营代表和官营代表之间颇多私人情谊，可予充分利用。同时，凭杜月笙在纺织界的力量和私人交游以及个人声望，公营那边的任何人选都不是他的对手。
    事体有了眉目，袁国梁又去十八层楼，将情况报告给杜月笙。
    “我四处摸过一遍，大约有六七成把握。”袁国梁说。
    “好。”杜月笙答应爽快。
    “不过……”袁国梁根据多数代表的要求，相机提出，“选举那天，无论如何要请老夫子到一到场。”
    “那是没问题。”
    接下来，袁国梁两度在公开场合演讲，为“老夫子”当选大声疾呼。
    选举之日，会场设在上海市商会。袁国梁在开会前前往十八层楼接杜月笙，杜月笙到达时各方代表已经到齐，袁国梁事先安排好的一大批代表早已在会场外恭候迎接，一见杜月笙来到，立刻有人带头欢呼：
    “杜先生来了！”
    “杜先生来了！”
    在欢呼声中，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将杜月笙请进会客室里休息。会客室空间有限，容不下这许多人，便有人留在会客室外。这时全场都在欢呼雀跃，高声嚷叫：
    “杜先生来了！”
    “杜先生来了！”
    许多外地厂商久仰杜月笙大名，却没有机会一见，如今杜月笙就在眼前，1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业代表，便排着队进入会客室和杜月笙握手寒暄。杜月笙熟识的老朋友也都排在队伍中，一一与杜月笙见面。杜月笙便带笑容，一边和众人握手，一边说着关切慰问的话。搞得场面热烈亲切，如同领导人莅临接见一般。
    袁国梁等人的这一场“见面”安排，把杜月笙的亮相推向了*，在随后的选举中发生了奇效。杜月笙终以最高票数当选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这是全国纺织界最高最权威的头衔。
    得了这一头衔，杜月笙前不久受打击的晦气一扫而光。他一鼓作气，又接连担任了《申报》董事长，《新闻报》常务董事，华商电气公司、浦东商业银行、恒大纱厂和华安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务，成为金融工商界令人瞩目、炙手可热的人物。“新建会”成立后，杜月笙的势力又见增长，各种各样的头衔接二连三地落到他的头上，如国民党“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加上以前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多达70多个职衔。
    二、议长的位子有人
    1946年8月，上海临时参议会改为民主选举参议会，举行参议长选举。
    这仅仅是个民意机关，即使当上参议长，也只是“参议参议”，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杜月笙此时已逐步恢复元气，他一向热衷于社会此类活动，即使没有实权，也想显示一下自家的实力以扩大影响。既然是公开选举，以他的“群众基础”，完全有把握获胜。
    参议员人选系由各区及社会团体推选，当时上海市划分为31个行政区，31个行政区中杜系的人占了很大比例，而且多人位居要职，如杜月笙的第三个儿子杜维垣就是嵩山区区长。而在社会团体的选举中，杜月笙拥有更大的实力，他本身便兼了不少会长。因此，在黄浦滩举行投票选举，杜月笙的势力便大得惊人。
    最后选举结果，杜月笙以最高票数获选参议员，杜系人物如万墨林也榜上有名，杜氏系统当选参议员的有30多人，使杜月笙坐在市参议会里，都有亲信心腹相随。
    议员竞选的初步胜利，使杜月笙感到胜券在握，杜门中人也都积极活动，为杜月笙当选议长制造舆论。此时上海市长已由钱大钧换成了吴国桢，吴国桢与杜月笙关系相当热络，初步定为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大会在杜月笙所创办的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
    但出乎意料的是，蒋介石就连这个没有任何实际权力的参议会议长的职务都不肯给杜月笙。在即将选举之前，蒋介石公开表示：希望潘公展当选议长。
    这对杜月笙来说，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声势已经造大，竞选拉票已经搞得热火朝天，倘若无法当选议长，岂不大塌其台！杜系人物更是愤愤不平，说的是公开竞选，为什么高层又要出来指派？杜门中人在其所控制的报纸上为杜月笙鸣冤叫屈，声称：
    “杜先生众望所归，是议长最适当的人选！”
    但这些舆论对蒋介石来说毫无作用。杜月笙只好退而求其次，给自家找个台阶下，即风风光光当选，客客气气让贤。即当选议长后，再以身体欠佳为由让位于潘公展。
    当杜月笙宣布了他的决定，杜门弟子以及恒社子弟奔走拉票，联络活动比原先更加起劲。他们要他们的“老夫子”让贤让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最好180位市参议员的票全部都投给杜月笙，让他“光荣全票获选”。
    杜月笙的这个打算，蒋介石自然无法干涉，想干涉也鞭长莫及。但是有人能够阻止，那个人就是吴绍澍。
    吴绍澍的副市长、社会局长业已垮台，但他仍是市党部与市团部的负责人。吴绍澍听说杜月笙的打算后，为报杜月笙与戴笠将他从副市长及社会局长位子上拉下来的一箭之仇，立刻召集属于他这一系列的几个心腹商量对策。只是他们能左右的票数有限，阻止杜月笙高票当选不可能，但起码可以阻止杜月笙得全票，给杜月笙面子上一个难堪。
    恒社弟子王先青已经想到吴绍澍可能从中作梗，他仗着多年为吴绍澍出生入死，帮过吴绍澍的大忙，主动去做吴绍澍的工作，希望他不要与老夫子作对。
    王先青说明来意后，吴绍澍竟十分爽快：
    “你的意思就是让大家都投杜先生的票？”
    “对的。”
    “这有什么问题呢？”吴绍澍反问一句。
    “这么说你那方面的人，都可以投杜先生的票？”
    “是的。”吴绍澍答应得十分爽快。
    “你果真会这么做？”王先青不放心，又追问一句。
    “是的！”吴绍澍斩钉截铁地回答，然后又说，“先青兄，我既然答应你，就定然会做到。”
    王先青以为交涉顺利，兴冲冲赶到杜公馆，向老夫子报告大功告成。岂料，杜月笙听了连连摇头。
    “先青，我看没那么简单。”
    “不会吧，吴绍澍亲口答应全投老夫子的票。”王先青着急地争辩。
    “不信等着看。”杜月笙笑笑说。
    上海市参议会选举的那一天，大雪纷飞，杜月笙身穿狐裘前往正始中学大礼堂。大会开始，先举行当选市议员宣誓就职典礼，然后由吴国桢作报告，紧接着进入主题——选举议长。
    唱票开始，到会的180人屏息静听，杜氏门人更是等着唱票的人将“杜月笙”的名字一路唱到底。不料，一开始便是一连串“空白！”“空白！”的唱票声，使得在座的人面面相觑，杜门中人更是焦躁万分。大家都晓得这是吴绍澍在捣鬼，王先青更是怒不可遏，恨不得当场大骂吴绍澍伪君子。
    好在杜月笙有思想准备，虽颇为尴尬，但表现还算镇定自若。好在吴绍澍能控制的票数只占一小部分，接下来再唱票便全是“杜月笙”三字了。最后计票，180张选票中，有40余张空白选票。
    当市长吴国桢宣布杜月笙当选上海市第一任参议会议长，请杜月笙讲话时，杜月笙已经没有了高谈阔论的兴趣。他连事先请秘书写好的讲稿都不曾拿出来，简单地讲了几句身体不适，请求辞职，请大会另选贤能。
    杜月笙简单讲完几句话，他的表弟参议员朱文德便将事先拟好的辞呈送交吴国桢。但当吴国桢宣读了杜月笙的辞呈后，在场的杜氏系统参议员纷纷起立，集体挽留杜月笙，坚决要求杜月笙留任议长，更有人要求集体表决。
    吴国桢一听集体表决，那还了得！他晓得杜系在参议员中的势力，若举手表决，毫无疑问会通过，那样他将对蒋介石无法交代！当然，杜月笙也不想公开和蒋介石作对，更不想让吴国桢为难。他只好再次站出来讲话，这次讲话似乎有了些兴致，声音也提高了许多，明显地有了些气势：
    “承蒙各位厚爱，杜某不胜感激。惟我国正向民主之途迈进，上海又系通都大邑，议长责任异常重大，杜某多病之躯，实难担此重任，辜负诸公厚意，敬请原谅！杜某再次向诸公表示歉意！再次感谢诸公厚爱！”
    杜月笙的最后两句特地提高了声调，坐在台下的王先青、万墨林等人立刻带头猛烈鼓掌，顿时全场掌声如雷，总算将这一场不尽如人意的选举推向了*，让杜月笙挽回了丢票的尴尬。
    接下来再投票，按预先内定选出了潘公展、徐寄庼两位上海市正副议长。选举结束后，潘公展、徐寄庼二位正副议长特地拉着杜月笙一起合影留念。潘公展对杜月笙说：
    “往后还要烦劳杜先生多多指教，多多帮忙。”
    “不客气，应该的。”
    潘公展的话也算给杜月笙留足了面子。
    虽然杜月笙未能如愿以偿担任议长，但在上海市参议会内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议会中的势力也远远高于潘、徐二人。同时，他在杜系原有的30多人的基础上，又陆续拉拢收买了一些杜系之外的议员加盟到杜系中来，例如他将汪志奎介绍到浦东银行当挂名稽核，将费树声介绍到大东书局当挂名专员，使他们额外多拿了一份薪水，这两人对杜月笙自然也就言听计从了。民政局局长张晓松为了保证民政局一些议案能在市参议会顺利通过，也拜到杜氏门下。
    如此一来，杜月笙在市参议会中的势力越来越大，其能量也远远超过了潘公展。以致市政府的不少议案，吴国桢与潘公展都要事先征求杜月笙的同意，参议会上才能顺利通过。1948年，市财政局提出增加水电房捐费的议案。但这一议案在给一般老百姓增加负担的同时，也损害了一些阔佬的利益，因而在参议会上不少议员持反对意见，引起激烈争论，以致该议案难以通过。吴国桢、潘公展、徐寄庼三人束手无策，只好去请杜月笙。当时杜月笙气喘病发，正在卧床养疴，见吴国桢亲自来请，只好带病前往会场，作为房捐水电费提价的提案人参加此次参议会。
    但当时杜月笙气喘严重，无法站立行走，下汽车后只好由人用藤椅抬着进入会场。当杜月笙坐在藤椅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先是一片肃静，继而是一片掌声。杜月笙用沙哑的声音，气喘吁吁地断断续续地说了一段话：
    “……大家要顾全大局，体谅政府困难，协助政府共度时艰……”
    杜月笙讲话结束后，此项议案一致通过，再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
    三、捧了别人的女友
    1946年秋，苏北地区遭受特大洪水，大批难民涌向京沪沿线各大城市。京沪杭各城市车站、马路、公共场所，到处麇集着成千上万的难民，使得各地粮食及救生物资空前匮乏，物价一日数涨，工商业几乎陷于停顿。
    8月15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下令行政院救济苏北难民，行政院立即部署，随即有社会部部长谷正纲、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专程抵沪拜访杜月笙，请他在上海为苏北赈灾募捐。
    杜月笙一向热衷于此类公益活动，但这次却在两位南京政府高官员面前摆起了架子。
    “实在抱歉，你们也看到了，我现在卧病在床，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杜月笙当时是否病卧在床两人并没有看到，他们是在会客室等候杜月笙从其他房间里过来的。但他们看到杜月笙对江苏桑梓之地的水灾反应冷淡，一时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主持劝募人选，二位最好另找高明，以免贻误大事。”杜月笙说。
    谷、王二人面面相觑，两人自以为身份也算够分量，没想到杜月笙竟然不给面子，只好莫名其妙地告退。
    杜月笙并非不想参与赈灾，而是对江苏省政府耿耿于怀。上一年他为江苏办赈灾，江苏省政府把钱拿走后，对捐钱人没有任何交代，既不见在报端鸣谢，也不见一块褒匾，甚至没有一张奖状。杜月笙爱面子，爱名声，那些捐款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这桩事体到最后等于杜月笙失信于那些捐款人。
    “我办社会公益，全凭一个信字，上次江苏省政府让我失了信，这次我哪里还好再开口问人家募捐？”待江苏省主席走后，杜月笙对身边朋友大发牢骚。
    但苏北难民越来越多，杜月笙还是想插手这件事，只是他不想通过江苏省政府，他想借此结交一个人，于是请来杨管北，让他去对江苏有关人物讲，如果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汪宝暄去跟杜先生商谈赈灾事宜，杜先生会答应的。
    原来，汪宝暄属于系，与系头子陈立夫关系密切，杜月笙想借此机会加强与陈立夫的联系。
    杨管北通过朋友把杜月笙的话转达给王懋功，王懋功也顾不上计较在杜公馆所遭冷遇，赶紧去找汪宝暄，请他立刻到上海拜访杜月笙。但赈灾事宜不属省党部的业务范围，汪宝暄担心手伸得太长引起部门之间的摩擦，特地到南京请示陈立夫。陈立夫当即便说：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那么多？既然杜先生对你重视，你便去做好了。其它问题不必考虑。”
    得到陈立夫的指示，汪宝暄立刻赶到上海，找到吴开先和杨管北，由这两人陪着上十八层楼见杜月笙。
    众人一进会客室，杜月笙立刻起身相迎，哈哈大笑，对汪宝暄说：
    “我晓得你就要来了嘛！”
    一番寒暄后，杜月笙先对前不久对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懋功的推诿作了一番解释，然后直接问汪宝暄：
    “宝暄兄你准备募多少钱？”
    “我来之前大家开会商议过，这一次灾情重，数字要大些。”汪宝暄试探地问杜月笙，“上海方面，可否募到10亿？”
    “10亿够吗？”杜月笙关切地问。
    “当然顶好是20亿了！”汪宝暄马上接话。
    “好，我们就照20亿做。”杜月笙爽快答应。
    数额一定，杜月笙立即行动，假银行公会召开筹备会议，将上海各业公会、各银行负责人悉数请到，动员这些人积极行动起来，为苏北赈灾招募20亿善款。杜月笙作为会议主持人特别强调：
    “上海在江苏境内，苏北的水灾等于上海人家乡遭遇灾害，为家乡救灾，上海人责无旁贷，就灾如救火……”
    列席参加会议的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财政厅长董辙、省党部主委汪宝暄等人无不为杜月笙的组织才干与手段啧啧称叹。
    会议宣布成立“苏北难民救济协会”，由杜月笙任主任委员，钱新之、徐寄庼任副主任委员，汪宝暄任总干事。另设副总干事三人，分驻上海、镇江、南京等地。会址设在上海浦东同乡会。
    劝募重点在上海，驻上海的副总干事为杜月笙的恒社弟子王先青。但组织主要认捐，均由杜月笙出面。杜月笙在顾嘉棠的家中举行盛大晚宴，宴请上海金融界、工商界所有头面人物，金融巨子、工商巨子，并由上海市长吴国桢，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军统局郑介民作陪，请来新闻界拍摄电影，并有记者周围拍照，搞得一场晚宴既够档次，够派头，又热热烈烈，红红火火。
    在觥筹交错、推杯问盏之间，在记者的摄像头下，这些工商金融界巨头，既要看政界人等的面子，又要考虑到明日自家在新闻报端的形象，一个个不得不慷慨解囊，当场认捐。
    杜月笙这一席盛大晚宴，便解决了大部分的款项。
    大部头款项解决，剩余部分由社会募捐补齐。杜月笙发动恒社子弟、杜氏门生，全力支持王先青。老夫子一声令下，恒社弟子四处活动，上海各报、各电台齐动员，纷纷大造舆论，大肆宣传募捐。各戏院、舞厅、一应娱乐场所热烈响应，分别组织平剧、话剧、地方剧义演。一时间各种演出活动五花八门，竞相登场。
    恒社子弟仍嫌不够，又别出心裁，举办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选美——公开选举“上海小姐”。
    消息经报刊、电台传出刊出，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上海名媛淑女、名门闺秀、著名交际花，乃至舞厅舞女，纷纷报名参加。
    此项活动是以购买选票的形式募捐，“上海小姐”胜出的形式也是哪个得到的选票最多哪个获头名。除了富商巨贾、达官贵人以外，更有不少市民前来购买选票参加选举。而这些参赛小姐背后均有强大资金支持，一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更是为他们的情人、相好捧场助威，慷慨解囊购买她们的选票。
    当时范绍增恰好又来上海，遇上“选美”这场好戏，于是，捧他的女朋友王韵梅角逐上海小姐。经过一轮轮的角逐，背后财力不够雄厚的小姐纷纷被淘汰，最后只剩下三名，分别是：王韵梅、谢家骅、刘德明。
    这三人背后均有豪门支持，竞选票数此起彼伏，声势不相上下，情形空前激烈，一时成为各报每日热门新闻，更成为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最佳谈资。
    范绍增因为客居上海，每日拿出大把资金购买王韵梅的选票，一时难以为继，但又不甘心让王韵梅落在另外两名小姐之后，正在无计可施之时，杜月笙闻讯而来。
    为了帮助好友，也为了推动“上海小姐”多进行几轮角逐，以期推动募捐进入新的*，杜月笙和范绍增如此这般一商量，两人联合出面，邀请川帮巨子、沪上豪门，假顾嘉棠公馆，大开赌局，每夜收抽头所得，动辄天文数字，全部作为范绍增购买王韵梅的选票之资。于是，王韵梅的票数渐渐回升。而谢家骅、刘德明的后台也不甘示弱，纷纷争相解囊相助。三人票数此起彼落，相持不下。在这三人的竞争中，大把的钞票流进了“难民救济协会”。
    8月20晚，“上海小姐”的角逐终于在新仙林舞厅落下帷幕，选举结果，以王韵梅为第一名，谢家骅第二名，刘德明第三名。范绍增为捧这位美人儿个人投入巨资4000万元，杜月笙援助2000余万。
    “上海小姐”选举大获全胜后，恒社弟子如法炮制，歌坛、平剧、舞厅争相效尤，纷纷评选“歌后”、“评剧皇后”、“舞后”，评选方法与评选“上海小姐”相同，选票收入全部捐献“难民救济协会”。
    在恒社弟子的大力活动下，新闻媒体紧密配合，上海各报馆、各电台几乎全部出动，成版的新闻报道与评论，无论个人或者团体，无论捐款数额或多或少，翌日均可见报，对捐款者不无鼓励。使各种形式的募捐活动如火如荼，捐款数字直线上升。最后顺利完成募捐20亿元有零。
    由于物价上涨迅速，“苏北难民救济协会”按照事先的安排，收到一定数额的捐款后立即由相关人员采办粮食布匹，迅即送往苏北或就地给难民分发，使救济工作随时生效。
    在此次赈灾募捐中，由于杜月笙与汪宝暄配合默契，时隔不久，汪宝暄再次找到杜月笙帮忙。
    原来，汪宝暄为建设江苏省文化事业考虑，欲将铜山、南通、淮阴、苏州、常州、镇江六地隶属于江苏省党部的6家报纸、机器、设备、人员合而为一，出一份规模庞大的日报，并且筹组“江苏文化事业公司”，以推展江苏文化事业。
    为此，汪宝暄特地往见中央党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说江苏文化事业公司的资本额定为20亿元，要求中央予以补助。陈果夫答应补助两亿元，其余数额由汪宝暄自行募股补充。汪宝暄为“江苏文化事业公司”募股的第一个对象便是杜月笙。
    汪宝暄说明来意后，杜月笙倒也爽快，立刻说：
    “好，中央两亿，我也出两亿。”不等汪宝暄开口，杜月笙便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杨管北，“汪宝暄先生兴办江苏文化事业公司，我帮两亿的忙，铜钿算大达一亿，大通一亿，你接洽一下办理手续。”
    由此，杜月笙不仅和汪宝暄成为了好朋友，也因此拉近了与系统陈果夫的关系。
    由于四川也遭受了水灾，苏北赈灾不久，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也来上海募捐，两人找到市长吴国桢商量，吴国桢推脱说：
    “上海刚刚给苏北募捐20亿，大乱之后上海财力有限得很，哪里还募得出钱。”
    两个人在吴国桢那里等于吃了闭门羹，接着又去找杜月笙。希望杜月笙能出面为四川募一笔赈灾款。杜月笙的态度和吴国桢大不相同。
    “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的饭，今天四川有灾，这个忙一定要帮！”杜月笙说得理直气壮。
    几天后，杜月笙便募得一笔巨款。本来他将款项交给向传义、何北衡也就万事大吉了。但吴国桢推掉的事体由杜月笙捡起来做，会让吴国桢觉得很没面子，同时也会伤了杜月笙与吴国桢之间的和气。
    为了将这桩事体摆平，杜月笙特地请出孔祥熙，向他说明这桩事体的经过，由孔祥熙出面指定杜月笙为四川灾区募捐。对孔祥熙来说，不费一文不动一指便可以得到“大善人”的名号，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按照杜月笙的安排，孔祥熙在自家安排宴席，请四川代表和吴国桢到家里吃饭，由杜月笙作陪。席间，孔祥熙照着杜月笙给的台词，冠冕堂皇说了一番同甘共苦，倾力相助的漂亮话，说完便指着杜月笙说：
    “我已经关照月笙，马上去办这件事，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
    “是的，是的。”杜月笙马上站起来，诚恳地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去办，一定办好。”
    这件事当然孔祥熙很有面子。而且由孔祥熙出面，吴国桢才也不觉的塌面子。如此一来，杜月笙既讨好了孔祥熙，又给了吴国桢台阶，而四川代表自然也晓得是欠了杜月笙的一个大人情。
    四、成了募捐专业户
    由于抗战胜利后全国各地灾害频仍，黄浦滩作为工商巨埠，各地救灾募捐莫不以上海为第一目标，邀请上海发动募捐。杜月笙由于热衷此类公益活动，又处处兜得转，劝募救灾成了杜月笙主要工作之一。正如，《杜月笙先生大事记》中所恭维的：
    “先生（指杜月笙）万方宗仰，不择壤流，故无论战时平时，无论天南地北，凡有大灾祲，大兴缮，上自政府之规划，下至地方之建设，几无役不与，无事不致力。”
    1947年7月1日，杜月笙公馆出现了五位广州来客，其中之一便是前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的女公子——女立法委员胡木兰。胡木兰一行，正是为募捐而来，她们当面恳托杜月笙，希望能在上海筹募一笔款项，作为赈灾之用。7月7日，又有国民政府副主席孙科，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联名致电杜月笙、徐寄庼、钱新之，请他们三位在上海发动赈灾募捐，以解救两广数百万灾民。
    杜月笙曾对他的恒社弟子王先青说过：“一个人不要怕给别人利用，给人利用到，还有可利用的价值。顶怕的是人家不来利用。”
    所以对这些高官的利用，他历来都是给面子的。他当下便找来徐寄庼商议。见杜月笙如此热心，徐寄庼自然满心欢喜。说到底，兜得转的关系全靠杜月笙，宣传运作跑腿等一应具体事宜，全靠杜月笙的恒社弟子，尤其王先青，已经成为杜月笙劝募赈灾的得力干将。
    这一次，杜月笙打算把募捐的功劳记到宋子文的功劳簿上。他和徐寄庼商量说：“这次主任委员一席，最好请宋院长来做。我跟你老兄，还有公展兄，我们三个担任副主任委员。你看好不好？”
    “当然再好不过。”徐寄庼表示同意，“不过，叫谁去跟他说呢？”
    “我去。”杜月笙慨然答道。
    在宋子文在上海的办公处——设在外滩的中国银行，杜月笙见过宋子文后，说明来意。宋子文时任国府委员，于行政院长刚刚卸任，对于担任“两广水灾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未免踯躅。杜月笙马上说：
    “宋院长，这和行政院不生关系。你府上是广东，两广有事，就该由你出面。我们只请你担任名义，一切事体都归我们负责去做，宋先生你认为有什么不妥吗？”
    “好，就照你说的做吧。”宋子文听杜月笙如此一说，这个主任委员也有理由做，便一口答应。
    杜月笙返回十八层楼后，当即便拟定了两广赈灾劝募委员会的负责人名单：
    主任委员：宋子文
    副主任委员：杜月笙、徐寄庼、潘公展
    常务委员兼总干事：王先青
    做劝募工作，王先青已经是轻车熟路。在劝募过程中，王先青想起募得的款项的分配问题，又去请示杜月笙。
    “照说是广东灾重，广西灾轻。但广东富广西穷，宋院长又是广东人，只好让广东吃亏点。”杜月笙想一下又说，“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擅作主张，你还是去请示一下宋院长。”
    于是，王先青便去中国银行请示宋子文。宋子文对于两广水灾赈款的分配，回答得极为干脆：
    “二八。”
    王先青暗暗吃惊。尽管广东灾情重，但广东八成，广西二成，悬殊未免太大了些。
    “院长说得极是。”王先青委婉地说，“论灾情确实广东重于广西，但若论家底自是广东富庶，院长可否从这一点上着想，把分配比例改为三与七。”
    “以前都是二八，就照这个比例，把赈款分给广东、广西两地的中央银行。”宋子文沉着脸说，显然他对王先青的话很不满意。
    “在我来请示以前，杜先生还在很感慨这件事体。”王先青仍不死心，仍想改变这个比例。
    “感慨什么？”宋子文问。
    “杜先生说广东灾重，广西灾轻，可是宋院长府上是广东，院长又是全中国的政治领袖，看样子这回广东要吃点亏了。”
    “哦？”宋子文略一沉思，当下便微微一笑，说，“好，杜先生说得对，我主持这件事，广东只好吃点亏，就照三七分配吧。”
    王先青原是捏着一把汗的，听宋子文这么一说，立刻喜出望外。
    当时两广灾情严重，为解燃眉之急，宋子文经与杜月笙商量，特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爿国家银行及广东省银行，先行垫借200亿，紧急拨往灾区。上海招募的捐款一收到，立刻归还“中中交农”及广东省银行垫款。
    为两广赈灾正在如火如荼，苏北又连降大雨，17个县一片汪洋，500万人衣食无着。于是，江苏省政府又派汪宝暄找上杜门。大上海坐地江苏，如此大的灾害不能坐视不管。但是由于粮价暴涨，100斤米售价高达7.8万元，每袋面粉售价2.7万元，在“苏北水灾救济委员会”会议上，大家商讨后一致定为募捐赈款300亿元。
    “300亿这个数字听起来大得吓人，但折合目前米价，不过只能买到40万石米，分给500万灾民，平均每十二三人得到一石。”杜月笙首先分析说，“如今米价一日数涨，而筹募这偌大的一笔巨款需要很长时间，待来日钱到手再去买米，米价尚不知翻了几倍了！我的意思，比照两广之例，请国家银行先予垫借300亿元，捐款收到，立刻偿欠。”
    杜月笙的点子大家都同意，特别是江苏省方面的来人，当然巴不得立刻拿到钱去救灾，但就是担心宋子文不会答应。
    “宋先生那边，我去交涉一下看看。”
    果然，当杜月笙把情况一说，宋子文十分为难。
    “国家财政原本困难，国家行库捉襟见肘已是家常便饭，如今两广水灾已经垫200亿，几爿银行压力已经很大，若再垫300亿救济苏北，怕是向银行方面都不好开口了。”
    但杜月笙想得是，赈灾款300亿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倘若国家银行不给垫付，等到300亿募集到手，尚不知已经打了多少个折扣了！所以，他是决心要说服宋子文。
    “上海人此刻在为两广、苏北双方面捐钱，上海人一向视苏北为桑梓，倘使四行不肯为苏北垫付这300亿，那么一定会先解决苏北的问题，再来给两广筹还五行垫的200亿。到那时，五爿国家银行垫的款项何时能够清还？所以，我想请宋先生务必要帮帮江苏省的忙，垫付这300亿元，惟有这样上海人捐款才有积极性，500亿元也要早日一起还清。”
    杜月笙虽是在与宋子文商量，但言外之意也很明白，那就是：你国家银行不给江苏垫付募捐款，我就要先给苏北募集300亿。你垫付两广的200亿什么时候给你募集起来，交给你的国家银行，怕是遥遥无期了。就算最后募不齐又能怎样？还不是你国家银行自家担着！
    宋子文深知其中利害，只好答应杜月笙，由几爿国家银行为苏北垫付募捐赈灾款300亿。如此一来，劝募工作顺利展开，按预定计划完成500亿招募任务，如期归还五爿国家银行。
    到1948年，两广又发水灾，黄浦滩再度募捐。此时王先青几乎成为募捐专家，上海大规模募捐运动的当然总干事。同年又有河南、湖北两省也曾在上海募款救灾，河南省主席张钫亲来上海面恳杜月笙。杜月笙办理赈济工作，对于任何省份，从不曾厚此薄彼。
    除了募款救济灾区，杜月笙每年冬天还要举办一次冬令接济，即为上海贫苦百姓过冬专门举行的募捐活动。“上海冬令救济委员会”必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以王先青为总干事，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广泛宣传，由评剧名伶，电影明星、电台歌星义演、义唱。由于报纸电台竞相以巨大篇幅，逐日揭载冬令救济义演义唱的热烈情况，名伶、明星以及歌星们都不愿放过这个宣传的好机会，无不踊跃参加。
    自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3年多的时间里，上海滩最盛大、最空前绝后的一次评剧演出，当属杜月笙60大寿的“祝寿义演”。此次义演，既是为杜月笙拜寿，也是为灾区募捐。其义演票价之高，骇人听闻。
    原定票价分3万元、10万元、20万元、25万元、40万元、50万元6种。但到后来，黑市票价竟涨到了每张100万元。
    此次盛会，仅各界赠送花篮折合现金移作赈灾之用，为数即达3亿3千8百多万元。票房收入则达100亿之多。除去开销，一应收入拨充广东、广西、四川、江苏四省的水灾救济金，并从后5日的加演中抽出一部分，拨为清寒青年助学金，并且酌拨一部分救济在上海的贫苦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