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二十四章返回上海屡受挫
    一、凯旋上海，遭了暗算
    尽管孔祥熙曾透露蒋介石要打击帮会势力，杜月笙已有所警觉，但“黄金舞弊案”的侥幸过关，以及蒋介石亲自指派他与戴笠配合秘密赴淳安，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都使他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对他仍然青睐与倚重，加上他在抗战期间不辞劳苦，做了大量工作，而今又派他准备接收上海，那么上海市长一职将非他莫属。
    在上海，杜月笙的门人弟子也都奔走相告，准备在车站搭彩楼，组织数万市民沿途夹道欢迎杜月笙凯旋归来。上海市商会、同业公会等百余家单位也在爱多亚路浦东同乡会大楼设筹备处，准备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欢迎杜先生荣归故里”。
    杜月笙闻讯，乐不可支，一路上兴高采烈地想着车到上海后的盛大欢迎场面。
    不料，杜月笙尚在途中，蒋介石即在报上公开发表公告：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吴绍澍为副市长兼社会局长，宣铁吾为警察局长。得知这个消息，杜月笙心中一阵沮丧。跟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八年，竟然捞不到个一官半职！
    更坏的消息还在后边。
    专车驶入上海市，抵达梅陇镇后，忽然减速停车，令杜月笙和他的随从人员颇感意外。车一停，紧接着有两名恒社弟子上来，来不及寒暄，便对杜月笙一阵耳语。
    原来，有人在他原定下车的上海北站周围，贴出了不少传单和大字标语，上面赫然写着：
    “打倒恶势力！”
    “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
    “打倒杜月笙！”
    同时有人下令将欢迎他回沪的欢迎仪式取消，已经搭好的牌楼等一概拆掉。而这个幕后指使人竟然是杜月笙的得意弟子，刚刚荣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社会局局长的吴绍澍！
    杜月笙听罢，肺都气炸了。为避免尴尬，只好按照恒社弟子的安排，改为西站下车。
    随行的人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杜月笙不说，大家也不便问，一个个惊诧错愕，面面相觑。
    旋不久专车抵达上海西站，前来欢迎的都是杜月笙的亲友、门人、学生。杜氏门生祥生出租车公司老板周祥生担心老头子尴尬，特地出钱雇了一支乐队来吹吹打打，方使气氛不至过分凄凉。忠义救国军淞沪区指挥凌云培还带了队伍到场戒备，以防发生意外。
    为了躲过吴绍澍等人的暗算，杜月笙没有回华格臬路杜公馆，也没有去蒲石路十八层楼姚玉兰夫人的住所，更没有去杜美路大厦，而是直接去了爱文义路顾嘉棠的家中。
    杜月笙和随从人员在顾嘉棠的家里住下，便足不出户，开始研究吴绍澍此举究竟居心何在？因为在杜月笙看来，吴绍澍身居要职是杜月笙的光彩，杜门力量他尽可以拿去用，完全没必要把杜月笙当靶子。
    吴绍澍拜杜月笙为师是在1936年。当时吴绍澍初到汉口，人地生疏。见华中三山之一汉口洪帮大哥杨庆山势力强大，杨门弟兄不但多辛亥革命的首义功臣，尤其自民国开元，他们便掌握了长江码头的船员苦力、靠水吃水的各路朋友，武汉三镇的警备机关、侦防卫戍工作，一直由杨庆山的弟兄把守。吴绍澍千方百计地接近杨庆山，却是苦于没有门路。他打听到杨庆山最佩服也是最要好朋友唯有上海杜月笙，便跑到上海去拜托吴开先，想从杜门着手，打进杨门。
    吴绍澍是吴开先的本家，他要求吴开先介绍他拜杜月笙为师。吴开先答复他说：
    “杜先生和我从来不提帮会或者拜先生、当学生的事。”
    后来吴开先还是把他介绍给陆京士，陆京士晓得吴绍澍的为人，所以一开头便推托，后来逼急了，陆京士便告诫他说：
    “你要是想利用杜先生和恒社弟兄达到政治目的，我看你还是免了吧。”
    吴绍澍还不死心，又通过吴开先找上了杜月笙的另一爱徒陈君毅。陈君毅往说陆京士。陆京士无可奈何，遂与陈君毅一起做了吴绍澍拜师的介绍人。
    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市党务一直在吴开先的把持下，吴绍澍与吴开先往来密切，以后吴绍澍投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与陈立夫系统的吴开先关系渐远。抗战期间，吴开先被汪伪抓捕释放后回重庆，吴绍澍趁机抨击吴开先，并逐渐将自己的人马输送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取代吴开先的位置。在两吴争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权力的斗争中，杜月笙自然而然地站在吴开先一边。吴开先虽不曾拜杜月笙为师，两人却是非同一般的密友。吴绍澍作为恒社弟子，对杜月笙极为不满。
    因此，日本投降前夕，吴绍澍曾带一批人马专程赴淳安拜访杜月笙，做了一下表面文章后，率先带大批人马赶往上海。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对接收上海一时鞭长莫及，便任命吴绍澍为上海市副市长、社会局局长等要职。
    吴绍澍正大权独揽炙手可热之时，不料他的“先生”随后就到，而且威势不减当年，吴绍澍认为杜月笙对他是巨大的威胁，于是在杜月笙“马到”之日，先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不但下令取消了各种欢迎仪式，而且弄得传单大字报满天飞，公开叫嚣“打倒杜月笙”，确实给了杜月笙莫大的打击。
    吴绍澍的反叛行为，招来杜门亲友弟子的一致怒骂。但杜月笙心里清楚，尽管吴绍澍人品差，但若没有人做后台，谅他也没这个胆量！这个后台除了蒋介石本人还能有谁呢？自孔祥熙提醒之后，杜月笙是加了小心，没想到还是免不了被利用、被暗算。
    “蒋介石的夜壶”是杜月笙的一句名言，从1927年上了蒋介石的船，他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便扮演了“夜壶”的角色。他多次对他的心腹朋友范绍增等人提起，说蒋介石待他，就像使用夜壶一样，用的时候双手捧住，不用的时候往旁边一丢，还捏住鼻子嫌臭，从不会摆到光亮的地方。如今抗战胜利了，租界没有了，这个“夜壶”也没用处了，藏在床底下都嫌碍事了，巴不得砸碎了抛到垃圾堆里去！
    因此，杜月笙在心里多多少少对吴绍澍有一些理解，只要吴绍澍肯登师门，给他个面子，他也就既往不咎了。他在沉默中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自打借住到顾嘉棠的家里，杜月笙就想清静一下，静观其变。不料以往的至亲好友还是千方百计打听到他的下落，纷纷到顾公馆探视。结果爱文义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杜月笙忙得不亦乐乎，白天有杜、戴属下的接收人员以及各界友好川流不息，夜晚有落过水当过汉奸的，纷纷乘夜深人静，或自家前来，或托朋友找关系前来，恳求杜先生为他们出出主意，定个主张。于是顾家门庭日日爆满，杜月笙命几名得力门生代为迎宾送客，仍劳累不堪。
    从早晨到半夜，电话访客不断，唯独不见想见的那个人——吴绍澍。
    几日后，杜月笙实在忍不住了，不顾众人的阻拦，亲自登车前往市府专程拜会吴绍澍吴副市长。他这么不顾师道尊严，为的就是听吴绍澍一句解释，或者一句道歉。他想从中窥探一下吴绍澍后面到底站着一个多大的人物。
    但是，事与愿违，司阍推说吴副市长不在，根本不让进门。杜月笙又一次在这个弟子面前塌了大台。
    然而，事隔三天，吴绍澍忽然登门了。当时，顾家大会客厅里高朋满座，杜月笙正忙得不可开交，忽然外间来报：
    “吴绍澍吴副市长前来回拜！”
    这一声喊令杜月笙大喜过望，立刻往迎门外。岂料，迎进来的吴绍澍铁着一张脸，看都不看杜月笙一眼，而是当着满客厅的人，高昂着一颗硕大的脑袋，高声宣布道：
    “谢谢杜先生前日亲至市府拜望，恕本人工作繁忙，工作时间无暇接待私人来访，今日特地回拜说明。”
    这几句话把杜月笙说蒙了，他原以为吴绍澍是登门道歉，或者解释，最起码来几句寒暄的话，哪晓得他来下通牒，下战书！当众给他难堪！更有甚者，不等杜月笙张嘴答话，吴绍澍竟倨傲十足地转身而去。
    大会客厅里所有人都愣了，待吴绍澍走出门去，大家方才醒悟过来，禁不住一个个破口大骂：
    “这个欺师灭祖忘恩负义的东西！”
    “真是小人得志发癫狂！”
    “月笙哥你言语一声，弟兄们就是上刀山下油锅，也要把这赤佬做了，出出这口恶气！”
    顾嘉棠、叶绰山、高兰生等人，莫不摩拳擦掌，准备给吴绍澍点颜色看看。杜月笙却连连摆手。
    “使不得，使不得，杜门莫要自相残杀，我自有办法对付他。”
    杜月笙所谓的办法就是摆酒席。他叫赵培鑫在他家里备一桌酒席，杜月笙亲自下请帖邀吴绍澍赴宴。即席作陪的都是与吴绍澍最接近的恒社弟兄，尤其王先青等人与吴绍澍共事多年，晓得吴绍澍很多秘密，有这几位作陪，吴绍澍不会不来。
    果然，酒席定于晚八点钟开始，吴绍澍如约而至。但整个宴席之间，双眉紧皱，面色紧绷，轻易不开尊口，尤其不与杜月笙搭腔。但杜月笙作为他的师长，在一帮恒社弟子面前，总不能抹下脸来先和他讲话。当然他更担心的是自家先开了口，对方若带搭不理，岂不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这一桌酒席一直吃到将近12点，吴绍澍心比铁石坚，始终一言不发。在座的人有的急得直冒虚汗，有的急得咬牙切齿，杜月笙身心疲惫喉咙里又响起“咻咻”声，他身旁的王先青吃了一惊，赶紧低声劝说：
    “请先生提前回去歇息吧！”
    “不妨事，绝不妨事。”
    杜月笙一迭声地说，随侍他的徐道生赶紧跑过来给他当场用药。那个治气喘的药粉要烧成轻烟由鼻管吸入，要用五分钟之久。众弟子陪护在身边，望着杜月笙那副痛苦之状，人人于心不忍，只有吴绍澍坐在原处不为所动。用完药，杜月笙已是冷汗涔涔，脸色忽青忽白，仍在拼着全力支撑。
    王先青实在看不下去，把吴绍澍叫到一边劝说：
    “黄浦滩上除了钱市长，就数你吴绍澍第一。老夫子有你这样的得意门生，那是脸上贴金的事体，他保护你都来不及呢，你这么打击他实在太过分了！”
    不要弄错了事体！“吴绍澍狡辩说，”我怎会反对杜先生？我只是不赞成吴开先和陆京士！
    “那你为什么几次三番将老夫子当靶子？”
    吴绍澍无言以对，但回到酒桌上依旧一言不发。
    12点过后，酒席终于散场，杜月笙回去时彷佛害了一场大病，走路都需要搀扶。
    酒席散后，杜门中人群情激奋，一个个要求用帮规严惩吴绍澍。
    “照帮规，吴绍澍欺师灭祖，罪当处死！”顾嘉棠嚷着，“月笙哥，把他的拜师帖子寻出来，让我拿去跟他算账！”
    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算账倒不必，但要把帖子找出来，那上面有“永遵训诲”的誓言，实在不行就要给吴绍澍摊牌，杜月笙要以此自卫。
    岂料，当派人去打开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保险箱，上千份拜师帖独独少了吴绍澍那一张。
    闻听此讯，杜月笙晓得杜门出了内奸，气得脸孔铁青。
    “一定是吴绍澍这赤佬买通内线，将他那份拜师帖偷出去了！”顾嘉棠怒不可遏，高声咆哮，“三天之内，我非杀了那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此话一出，杜公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气氛之恐怖空前绝后。三天后，顾嘉棠正要去查处，杜月笙却有些不忍了。
    “算了，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吧，免地让全家不得安宁。”杜月笙息事宁人地劝说顾嘉棠，“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传出去了，反而让吴绍澍幸灾乐祸。”
    顾嘉棠只好作罢。
    然而，杜月笙越是忍让，吴绍澍越是步步紧逼。散发传单贴标语犹嫌不够，紧接着创办《正言报》，开始有计划、接连不断、连篇累牍地发表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文章。人人都晓得那一系列的文章全部是冲着杜月笙开炮的。
    杜门中人已经忍无可忍，不给吴绍澍一点教训，誓不罢休。
    二、雨农出手，扳倒吴绍澍
    遭到吴绍澍一系列打击之后，随着上海重庆开通空中航线，杜月笙的日子逐渐拨开乌云重见阳光。
    首先，搭乘第一架直航飞机抵达上海的，是杜月笙的好朋友王新衡。王新衡是身兼数职——军统局上海区长、上海市调查室主任、上海市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抵达上海的。
    而此前吴开先被捕入狱，“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一席遂告虚悬，王新衡问戴笠可否向杜月笙自告奋勇，讨这个差使做，戴笠有些把握不准。
    “就怕杜先生舍不得给你做。”戴笠对王新衡说，“你晓得他手底下的陆京士、朱学范，都是这个秘书长的候选人。”
    “试试看嘛。”王新衡对杜月笙心里有数，只要说在他做出决定之前，此事便有希望。
    果然杜月笙欣然应允，王新衡走马上任。正是借着“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这项工作，王新衡得以和东南方面普遍建立关系，因此膺选胜利后在上海权倾一时、职责无比重大的新职。
    王新衡一下飞机，便前往顾嘉棠的公馆往见杜月笙。杜月笙一见王新衡，一扫多日心头之阴霾，特别是听说王新衡身兼数职，心里更是高兴。
    “新衡兄，你准备住在那里？”寒暄过后，杜月笙问。
    “我刚下飞机，住的地方还不曾安排。”王新衡说。
    “就住杜美路我那幢宅子，你看好不好？”
    “好，好，哪能不好。”王新衡高兴地说。
    王新衡晓得杜美路那套房子是早年金廷荪为杜月笙建造的一幢华丽宅第，五开间的门面，三层华厦，美轮美奂。楼内每一间房都是套房，里面的卫生设备尤其先进，而且各间不同，整套设备及家具全部从美国成套地买来，可以说华贵无比，精美绝伦。
    王新衡搬进去后，连住带办公，只需要几间房子，大多数的房间仍然闲置。
    随后戴笠抵达上海，一时寻不到合适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他见王新衡的住处蛮好，一问是杜月笙的私产，当下便高兴地对王新衡说：
    “你找杜先生也给我借几间住好不好？”
    王新衡一听哈哈大笑：
    “我晓得这许多空房杜先生用不着，你戴老板要住尽可以住，哪里用的着我去说。”
    “杜先生是先借给你的嘛！”
    “那你就问我借好了。”
    王新衡说完，两人哈哈大笑。随后，王新衡还是特地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当时说：
    “我晓得雨农兄要避免物议，敌伪财产他有权处理，却是不能自家享用。”
    杜月笙随时注意维护戴笠的形象。这些话再传到戴笠的耳中，戴笠自是感动不已。
    于是，进驻上海市的军统局本部、中美合作所，以及和王新衡管辖的各单位，统统住进了杜美路的杜氏大厦。戴笠又问杜月笙要两个得力助手，杜月笙首先派出万墨林。万墨林人头熟，地头更熟，又是一本杜门活电话簿，又做过长时期的地下工作，跑腿办事在杜门中无人可比。
    杜月笙派出的另一人选是抗战期间锄奸小组的陈默。本来陈默已加入军统，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后，戴笠命令他撤退，回到大后方。但他觉得大后方的工作不够刺激，曾拟定一个再进浦东打游击的计划，请夫子大人杜月笙转交戴笠，戴笠表示同意，陈默便又回到上海。他本来就是军统人员，杜月笙派他过去，算是纳入军统局的原建制。
    紧接着，戴笠在杜美路70号戴总部举行盛大庆功宴会。杜氏大厦一楼的几间大厅全部打通，摆了30桌酒席，最上面的一桌，坐的是杜月笙、戴笠、马志超、王新衡、李崇诗、陆京士等。戴笠笑说万墨林抗战八年劳苦功高，也拖他到首席上去，和他爷叔杜月笙同坐。
    其余29桌坐的全部是忠义救国军的重要干部、上海地下工作首领，以及相关的杜门弟子。
    庆功宴开始前，戴笠即席致词，高声颂扬杜月笙对忠义救国军的支持，忠义救国军是他得到杜先生的助力而亲手建立的。抗战八年里迭经苦战，屹立东南，牵制敌人广大的兵力，而且屡建奇功。抗日胜利后安定局面、维持治安，所建立的功劳更大……他越说越激动，后来竟挽着杜月笙的胳膊疾呼：
    “我们都知道杜先生对于本军的重大贡献，所以我要说：没有杜先生，就没有忠义救国军，没有忠义救国军，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顿时，宴会厅里掌声如雷，“杜先生，杜先生”的喊声此起彼伏，忠救军的干部争先恐后地来向杜月笙致意，敬酒。
    杜月笙积聚心头多时的抑郁苦闷一扫而光，霎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微微笑着盯住戴笠，眼神里全是意外的欣喜和深深的感激。到底是心腹兄弟、知己朋友，唯有戴笠才晓得怎样给他安慰。一如他卷进“黄金舞弊案”，也只有戴笠方才晓得怎样让他脱身，怎样让他摆脱懊悔与烦恼。
    戴笠要给杜月笙的安慰，不仅仅是一个庆功宴，他还要为杜月笙出一口恶气。他一到上海，便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对杜月笙横加打击。在戴笠看来，无论蒋介石是否给杜月笙官职，杜月笙是为抗日出了力的，理应受到尊重。岂能让自家的学生打得家都不敢回，躲在暗地里大气都不敢出！戴笠义愤填膺，着实发了大脾气。
    换了另外任何一个人，对于戴笠的愤怒都会有所警惕，毕竟戴笠是军统特务头子，杀人手腕非同一般；而戴笠与杜月笙的关系非同一般，更是尽人皆知。偏偏吴绍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他已将黄浦滩牢牢握在手里，莫说是戴笠，甚至若干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都不曾放在眼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睥睨，对戴笠、王新衡的机关、机构统统住进杜氏大厦嗤之以鼻，仍然气焰嚣张地在《正言报》对杜月笙大肆进攻。
    戴笠肩负的是肃清全国汉奸的重大责任，肃奸重点当然是在上海。他几乎每天都有事情亲赴顾嘉棠家中与杜月笙扃室密谈，商量订立制度，拟定具体调查、逮捕、逆产清管等种种办法。在随后的逆产清管中，吴绍澍贪贿舞弊一案渐渐浮出水面。
    在上海的所有汉奸中，最有铜钿的两人，一个是担任敌伪统税局长多年的邵式军，一个是协助盛宣怀的侄子盛文颐假宏济善堂名义在上海公开买卖鸦片烟的罗洪义。
    抗战胜利之后，吴绍澍率先进入上海接收敌伪产业。而在他的眼皮底下，邵式军从爱棠路那幢华屋里神秘失踪，后来据说逃到苏北投奔了共产党。爱棠路那幢美轮美奂豪华无比的邵式军大厦，随之便成为了“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便是吴绍澍。
    成为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办公处并无物议之争，但此案的疑点在于，邵式军为什么能得以顺利脱逃，并能逃过封锁逃到新四军的地盘？其次，邵式军弃家仓皇出逃，他的亿万家财绝不可能随身携带，邵氏庞大财产究竟到哪里去了？
    杜月笙首先提出自家的疑问，戴笠表示赞同，立刻派出军统特务秘密侦查。果然如杜月笙所料，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正是吴绍澍亲自接收的。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邵式军的发妻，问起邵家财产，邵太太心有余悸，怕讲出来会受到生命威胁。军统特务亮出身份，作出担保后，邵太太才说出原委。
    “家里的古董字画、名贵家具、奇珍异玩和皮毛衣饰全部是吴绍澍先生一手接收的，这些暂且不算，光装满金银财宝和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便有4只，也都悉数被吴绍澍先生接收了。”
    “你记不记得4只保险箱里装的品类和数目？”军统的人按戴笠的策划提问。
    “记得，自家的东西怎会不记得？”邵太太说，“请给我纸和笔，我可以立时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和笔送过来后，邵太太不假思索，很快开出一张“家财”清单。
    第一只保险箱：黄金若干条……
    第二只保险箱：美钞数百万……
    第三只保险箱：钻石珠宝各若干，价值数亿……
    第四只保险箱：日本老头票及为数极巨的日本国家债券。
    拿到清单，办案人员再问邵太太一个问题：
    “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这个……”邵太太担心危及邵式军的安全。
    “人都已经逃走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办案人员的话里软中带硬，“而你们家人的安全，我们也会负责到底。”
    邵太太自然晓得军统的厉害，只好如实交代。
    “吴绍澍和我家先生讲好条件，送我家先生到安全的地方，家里财产全部由他接收，不得泄露。”
    戴笠获报后立即行动，当夜便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80号，命令他的得力干将毛森等人进入邵式军的大宅，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果然搜出4只巨型保险箱，但其中已有3只已被破坏，里面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全部不翼而飞。第4只保险箱箱门紧锁，看样子不曾被破坏。
    毛森命人接通电流，炸开第四只保险箱的箱门，取出内中一迭迭的日本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与邵太太开出的清单上的数额分文不差。而这些东西如今已成为废纸一堆，吴绍澍自然不会费力打开这只保险箱。
    由此可见，前3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部被吴绍澍悉数拿走，据为己有。
    这天夜里，吴绍澍便睡在这幢豪华宅邸的一间美轮美奂的卧房里。当他被楼上的动静惊醒时，连声招呼他的保镖侍卫，却没有任何人回答。但他分明听到走廊里有脚步声。他壮着胆子爬起来从窗户里向楼下看去，顿时吓的魂飞魄散——楼下暗影里，尽是持枪走来走去的人。他这才明白是军统特务进了这桩豪宅，好在戴笠还没想要他的脑袋，否则他早已在睡梦中成了军统的刀下鬼了。
    他吓出一身冷汗，躲在墙角里再也不敢出声。他已经晓得军统为何而来，被戴笠抓住把柄，哪还会有他的好日子过。
    仿佛一个跟头从云端里栽下来，吴绍澍被摔醒了，这才不得不承认，杜月笙不是好惹的。在此前，当他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迫使杜月笙蛰居不出，免生是非的时候，以为杜月笙的势力在黄浦滩上已经销声匿迹，自以为得计，岂料，杜月笙却让他饱尝了他的群众力量的厉害。
    首先出招的是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吴绍澍曾抵制陆京士担任社会局副局长，但陆京士以社会部沪宁特派员的身份，仿照军统忠义救国军的名称，吸收大量工人骨干，拉起了一支“工人忠义救国军”，随后又拉起一支“护工队”，其成员遍布全市各工厂，使吴绍澍派去担任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几个人无法开展工作。陆京士还组织大批失业工人和要求涨工资的工人，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到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请愿，给吴绍澍制造麻烦，施加压力。上海市工商金融界的许多老板，也在杜月笙及其门生弟子的授意下，拒绝与吴绍澍合作。
    在此情况下，吴绍澍的工作处处受阻，难以打开局面，一开始的万丈气焰渐渐被熄灭，到1946年元月，几乎很少再到社会局上班了，一应事体全部交给副局长葛克信处理。为摆脱困境，他曾专程飞往重庆拜见朱家骅和蒋经国，并要求晋见蒋介石，但没有达到目的。
    如今又落到戴笠手里，他岂能不惊慌失措。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而是天天降尊纡贵，到杜美路求见戴笠。戴笠则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杜美路70号不晓得跑了多少次，闭门羹不晓得吃了多少回，吴绍澍见戴笠是铁了心不见他了，便扬言去重庆走关系。戴笠这才放出话来，允许他进杜美路70号杜氏大厦一见。
    吴绍澍一听，立刻驱车前往，换上一脸的谄笑，奴颜屈膝地走进戴笠的大会客厅。
    戴笠早已摆开阵势，喊来众多军统局重要人员助威。吴绍澍哀哀求情，请“戴先生”网开一面，免予究办。戴笠则沉下脸说：
    “像你这种贪赃枉法、欺师灭祖之人，留着你继续害人么？”
    “既然这样，请戴先生允许我飞重庆，向上峰自行请罪。”
    吴绍澍又生一计。但若果真如此，他也不晓得有没有作用，毕竟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只怕你已经出不了上海市。”戴笠冷笑着说，“恐怕没有航空公司会卖给你机票。”
    吴绍澍自知再求告也没有用，只好告辞而归，等着重庆方面的处理。
    戴笠关于吴绍澍侵吞邵式军巨额家财的报告打上去后，又经孔祥熙“敲边鼓”声援，不久，国民党政府免去吴绍澍上海市副市长和社会局长的职务，后又相继免去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上海支团部主任等职务，吴绍澍就此垮台，其所有职务全部由吴开先接任。至此杜月笙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
    吴绍澍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立刻对吴绍澍展开全面攻击，趁机痛打落水狗。杜氏门徒也大搞暗杀，企图置吴绍澍于死地。军统怕事体闹大，杜月笙才指示门徒作罢。
    三、杜门汉奸，多踏两只船
    抗战期间，杜月笙的很多门人弟子下水当了汉奸，但这些人投敌后，一方面给日汪效劳，一方面与杜月笙保持联系，为杜月笙、戴笠以及吴开先等人在上海开展工作提供方便。抗战胜利后，这些人纷纷找到杜月笙寻求庇护。在这些人中最富有的一个，也是上海所有汉奸中除了邵式军外最富有的一人，便是罗洪义。
    罗洪义是杜月笙的拜门弟子，上海沦陷后，先是在官僚买办盛宣怀的侄子主办的贩毒机构“宏济善堂”从事烟土贩卖，继而在汪伪政权禁烟总监部担任要职，大肆贩卖烟土，帮助东洋人推行以鸦片烟摧残中国人的抗战意志的阴谋。抗战八年，他在上海专卖鸦片七年多，可谓财源广进。
    杜月笙到重庆之初，既要创办事业，又要接济朋友，尤须支付上海方面的巨额开销，用度上常常捉襟见肘。罗洪义便开始拨款接济。一方面作为他敬献老头子的孝心，一方面也请杜月笙代他买进黄金、美钞储蓄券，以备不时之需。尤其杜月笙这一条路是他通往重庆的康庄大道，为了给自家留条后路，他便源源不断地把钱拨到重庆。他前后拨给杜月笙的钱，除去在上海为杜月笙垫付的各种开支不计，尚有七八百万元之巨。
    抗战胜利后，罗洪义自知法网难逃，杜月笙一到上海，罗洪义便在第一时间住进爱文义路顾公馆，寸步不离，跟牢杜月笙。杜月笙对外扬言：
    “我收留罗洪义，一是因为顾念师生情分；二是抗战期间上海的地下工作，只要我有事体交代，他从不推辞，也算出了力的；这第三，上海的地下工作经费常常断档，这是众所周知的，罗洪义多有接济，也应该算为抗战出了点力吧。”
    尽管杜月笙为罗洪义开脱罪责，但上海肃奸，跑了一个顶有钱的邵式军，已经给军统及戴笠造成很大压力，这个第二号富豪汉奸若是再逍遥法外，戴笠也不好交代。杜月笙的面子戴笠自然要给，而罗洪义也不得不办，于是，为了摆平舆论，也为了不至于给罗洪义定罪太重，两人从长计议，合演了一场大义灭亲的双簧。
    戴笠把忠义救国军以及军统局在上海的重要干部全部请到杜美路杜氏大厦的大会议室，当众对军统局上海区长王新衡说：
    “罗洪义在敌伪时期贩卖鸦片，坐收渔利，这个人不能不办！”
    “可是……”王新衡犹豫地说，“罗洪义也做过支持抗战的事体。”
    “我晓得，但他毕竟有罪，不得不抓！”
    “可是，罗洪义住在顾公馆，跟牢了杜先生……”
    “我现在就是要你去见杜先生。你请杜先生立刻把罗洪义交给你，接受审判。”
    “这个……”王新衡感到十分为难。
    “你不用为难。”戴笠说得斩钉截铁，“你只管告诉杜先生，如果他还顾及我戴某人这个兄弟，请他交出罗洪义。倘若他非要保牢罗洪义，那么我可以放罗洪义一马，但是从今以后，我不再有杜先生这个兄弟。”
    王新衡更加为难。
    “此案不能不了，你只管去说。杜先生要怪也只有怪我戴某人不够交情，和你不生关系。”
    王新衡只好去了爱文义路顾公馆，把照戴笠的话对杜月笙讲清楚。原以为杜月笙会很为难，没想到杜月笙听完以后，矍然而起，言下颇有憾意地说：
    “我晓得罗洪义做得是贩卖鸦片的生意，可总以为他不曾做过伪政府的官。如今他既已被定为汉奸，戴先生指明要他这个人，莫说他就住在我这里，即便他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捉回来，交给戴先生归案。”
    杜月笙说完，马上拨对讲电话，喊罗洪义进来。
    “洪义，莫怪我不讲师生情分，你自家做的这个事体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戴先生要捉你归案，你暂且去吧，往后用得着，为师会如实给你作证。”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罗洪义说罢，给杜月笙连鞠三个躬，转身跟王新衡等人走了。
    后来罗洪义一案开庭，杜月笙出庭作证，罗洪义被象征性地判刑坐了几年牢。1949年全国解放时出狱，追随杜月笙去了香港。在杜月笙后来的日子里随侍师门，按日到杜公馆报到侍疾，直至杜月笙告别人世。
    杜月笙的高足汪曼云也在抗战初期“下水”，当了汪伪社会部次长。若论为杜月笙做事，他比罗洪义的贡献要大，他一面给汪伪卖力，一面听从远在香港或重庆的杜月笙指挥，在营救吴开先、万墨林时他确实利用他和汪伪的关系做了些工作。在徐彩丞的民华公司开业后，为支持这个公司也出了不少力。对这样的弟子，杜月笙更是加倍庇护，亲自出庭作证，以求从轻处罚。
    汪伪政权的第三号人物大汉奸头子之一周佛海，在南京汪伪政权开始第二年便开始与重庆“眉来眼去”，“暗度陈仓”，杜月笙为营救万墨林、吴开先等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杜月笙在上海的民华公司也得到过他的暗中保护。抗战后期，周佛海通过军统，恢复了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为此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云：
    “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物过虑为要。”
    但这封信蒋介石没有署名，只落下“知名不具”四个字。周佛海收到蒋介石的密信后，又接受了蒋介石的秘密任命——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抗战胜利后与戴、杜的“浙江行动委员会”秘密配合，成功抢占了大上海。但由于周佛海罪孽深重，国民党政府很难公开庇护，戴笠便特地派飞机将周佛海送到重庆戴公馆，名义上为软禁，实际是避风头。但后来迫于舆论压力，又将周佛海解到南京交法庭审判。
    后来周佛海一案开庭，周的妻子杨淑慧为周佛海聘请了三位著名律师，即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又多方搜集对周佛海有利的证据。给周佛海提供有利证据的人包括杜月笙、顾况同、陈果夫、陈立夫、蒋伯诚、吴开先、吴绍澍等。陈果夫、陈立夫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周胜利前一年所表演者，全能按照第三战区之预定计划，例如派罗君强为上海市秘书长，丁默邨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在京沪一带暗中布置军师颇周密，胜利后使江浙两省不致陷于*之手，国府得以顺利还都，运兵至华北各地，不无微功……”
    杜月笙也写了大致相同的证明材料。
    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下了特赦令，周佛海由死刑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于1948年2月28日病死狱中。
    在“肃奸”期间，戴笠作为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头子，威名赫赫，几乎没有人敢向他求情。唯独杜月笙不同。因此，除了直接下水的汉奸找到杜月笙寻求庇护外，不少与东洋人做过生意的工商金融界富商大贾，也纷纷求告到杜月笙门下。
    上海工商界“下水”人员名单是由万墨林提供的，戴笠据此作出处罚决定。许多资本家唯恐被处罚，更担心被没收财产，纷纷讨好杜月笙，有的送黄金，有的送美钞。糖业巨头黄增诗一次便给杜月笙送去400两美国大金砖。与吴四宝勾结的汉奸钟可成，由于给杜月笙送了厚礼而免遭逮捕。还有许多工商企业老板干脆送干股，让杜月笙做股东，做后台老板。
    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抗战前搬进徐懋棠在蒲石路的十八层楼大厦，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依旧住在这里。杜月笙回来后住进顾嘉棠的公馆，徐懋棠便三天两头往顾公馆跑，非要把杜月笙请回十八层楼大厦。徐懋棠是杜月笙的门生，他这次不是要杜月笙住在那里，而是直接把第十八层楼孝敬了老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见徐懋棠一片孝心，只得告别顾公馆，起驾回了四太太姚玉兰的香阁。
    在杜月笙的保护下，不少汉奸重罪轻判，轻罪化无。而杜月笙在大捞钱财的同时，更扩充了自家的势力。
    四、戴笠坠机，杜月笙塌天
    尽管杜月笙初回上海受尽吴绍澍的打击，但吴绍澍却无法阻挡杜月笙参与对敌伪资产的“劫收”。
    日军侵华期间，曾向内地大肆搜刮各种军用及民用物资，囤积在上海大小数百座仓库里。据统计，这些物资总价值达1万亿元以上。抗战胜利，各种势力都盯上了这大宗的物资。除此之外，汪伪大小汉奸的财产均在没收之列，而这些财产实际数量无从调查，这便给接收人员带来了“劫收”的可乘之机。
    日本投降伊始，在上海“劫”得最早“收”得最快的所谓“地下部队”和“行动部队”皆为杜月笙与戴笠的手下徒众。杜月笙的心腹管家万墨林在沦陷区八年，对上海的情势十分熟悉，成为接受中的总向导。
    万墨林根据杜月笙的“旨意”，在杜美路26号杜月笙的一幢空闲住宅里设了一个机构，专门指挥杜门徒众进行“劫收”。仅劫收的中央商场一个仓库的无账物资，价值便在600亿元。没收的一个姓邓的家产，仅太阳牌啤酒便整车整车地运了半天。杜月笙的亲信叶焯山、万墨林以及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等人的汽车，王新衡在圣保罗公寓的房子，胡叙五在太阳公寓的房子皆为劫收而来。罗洪义被抓捕后，他的全部不动产，便由杜月笙交给徐彩丞支配。陆京士则以社会部京沪特派员的身份接收了一批工厂，陆本人也抢占了不少房产和物资。
    此时范绍增正在上海，他见杜月笙与戴笠的手下徒众大发其财，也想从中大捞一把，于是急急忙忙跑到十八层楼大厦，找到杜月笙。
    “月笙哥，我听说中央正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就能发横财。”
    “是有这么个事体。”杜月笙问，“怎么，你想做一票？”
    “发财的事哪个不想做？”范绍增说，“你知道的，这物价飞涨，我那点钱缩水缩得所剩无几了。”
    “你要真想做一票，这个事体倒是不难。”杜月笙沉思片刻，说，“这样吧，明天晚上你请刘攻芸吃饭，我出面说个人情，一准事能办成。”
    “好，一言为定！”范绍增高高兴兴地走了。
    杜月笙所说的刘攻芸，是当时敌伪物资管理局局长。
    第二天晚上，范绍曾在中国饭店宴请刘攻芸，杜月笙作陪。席间，三人杯觥交错，喝得十分开心。乘着酒兴，范绍增说：
    “刘局长，眼下弟兄手头有些紧，能不能顶座仓库，弄两个钱花花？”
    刘攻芸怔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答，杜月笙把话接了过去。
    “小事一桩嘛！”杜月笙打着哈哈说。“这些东西都抓在刘局长手上，只要他点下头，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杜月笙这个边鼓一敲响，刘攻芸就不得不给面子。
    “的确不是什么大事体，你要真想要，就顶一座吧。”
    杜月笙一句话，范绍增连现款都不需付，只开出一张福华银行的期票，便拿到了一座仓库。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品种之多、数量之大，令范绍曾等人大感意外。这些仓库从接收后一直不曾清点，连仓库管理人员都不晓得里面的东西有多少种类，有多大数量。
    范绍增把仓库里的东西倒卖出去，净赚黄金3000多两。
    就在杜月笙忙着指挥徒众劫收敌伪财产，渐渐从吴绍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的时候，戴笠正在肃奸工作中忙得不可开交。他肩负的是肃清全国汉奸的重责大任，整日里在几个大城市间飞来飞去。到1946年3月，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戴笠捕获的大汉奸，移送司法机关者达4291人，军法机关330人，航空委员会24人，总计达4645人。查封汉奸逆产1456户。京沪一带，梁鸿志、陈春圃、傅式说、郑洪年、梅思平等纷纷落网。陈公博、林柏生、陈君慧、莫国康等人逃到了日本，陈璧君、褚民谊等逃到了广州，全部悉数被抓到上海。周佛海丁默邨等人虽在汪伪政权中为重庆方面出过力，但能否抵罪尚待法官决定，也于此间被逮捕下狱。
    由此可见，戴笠在除奸、肃奸以及其他一切为蒋介石政权扫除障碍的工作中的雷厉风行，处事果断干练，在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为蒋介石的江山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入1946年3月，戴笠超乎寻常地忙碌。3月上旬、中旬，戴笠在北平，蒋介石连发电报，命令他立即回渝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3月13日，戴笠赴天津处理军统特务贪污等案件。同时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纳妾案件。
    3月15日，戴笠返回北平，赴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商谈有关军统在东北地区工作配合问题。
    3月16日，戴笠又赴天津。
    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赴上海，准备与柯克会面，然后飞重庆。
    戴笠赴上海，一方面是与杜月笙商量尽快办好胡蝶的离婚事宜，以便他与胡蝶尽快成婚，一方面要与柯克会晤。然后回重庆汇报肃奸情况，参加8人小组会议。
    戴笠乘坐的是航委会222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这些人都是戴笠的亲信随从，也都是杜公馆的座上常客，其中如龚仙舫、金玉坡，尤曾与杜月笙多次合作，公谊私交非常要好。
    专机飞抵青岛，降落休息。当时驾驶员接获气象报告，上海附近天气恶劣，大雾笼罩，飞行困难。
    “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我们先飞过去看情况再说。”戴笠皱着眉说。
    “戴老板”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他坚持起飞，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不便劝阻，只好让专机南航。
    11时45分，戴笠登机起飞。起飞不久，即遇大雾，上海龙华机场也在下大雨，不能降落。戴笠决定直飞南京。当时南京也在下雨，机场勉强同意降落。
    下午一点整，飞机穿云下降，但由于与地面联络困难，而驾驶员又视野模糊，飞机误越机场，撞到南京东郊板桥镇南面一座不到200米高的岱山上，轰然爆炸，自戴笠以次，连同机组人员17人全部罹难。
    ——这是当时各报刊载的戴笠遇难经过，均以飞机失事而定论。
    3月21日，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专程去岱山勘查，找到一把古剑——乾隆龙泉宝剑，以后以古剑为线索，终于查清飞机爆炸的真实原因。
    戴笠之死实则出自一个很偶然的事件。戴笠在北平提审日本间谍金壁辉时，知悉军统布置处处长马汉三曾叛变投日，其证据便是存放在金壁辉处的一柄乾隆龙泉宝剑。
    见到这把剑，戴笠大为震惊。因为这是孙殿英托戴笠赠送蒋介石的，而托戴笠一时忙碌，暂时交给马汉三代为保管。马汉三叛变时，把这柄剑献给了日本特务田中，田中将此剑交给金壁辉保管。
    马汉三因献剑被免去一死，被释放后仍在军统工作，以至升到军统局布置处处长、北平民政局局长的高位。但马汉三晓得这件事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戴笠迟早有一天会向他索要那把剑交给蒋介石。到时他拿不出剑必然会东窗事发，所以一直预谋逃往国外。
    戴笠在偶然发现马汉三献剑投敌事件后，又发现了他的贪污行为，更为愤怒。由于一时无暇处理这件事。便采取了一些措施稳住马汉三，散风要重用马汉三。但马汉三已经看出戴笠用的是缓兵之计，明白戴笠早晚要收拾他。按照军统的纪律，他必死无疑。于是与亲信刘玉珠秘密协商，认为只有杀死戴笠，才可平安无事。他知道戴笠将去青岛、上海等地，于是立即派刘玉珠去青岛，密施暗杀戴笠计划——在戴笠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
    于是，刘玉珠预先到达青岛，待戴笠的专机抵达后，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身份，以检查安全为借口登机，预放一颗高爆力定时炸弹。
    下午1时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炸弹爆炸，飞机坠落于南京江宁板桥镇岱山。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
    杜月笙的亲朋故友，门人弟子得到这个消息，一个个至为惊悼。当时杜月笙气喘病时有发作，而这个打击对当时的杜月笙来说又未免太大、太突然，大家出于为老夫子健康考虑，一致决定暂且瞒住杜月笙，能瞒几时算几时。
    接连三日，杜月笙发觉身边的人都面色惊慌，神情不定。尤其让他惦念的一件事，便是戴笠曾说近日返回上海。而戴笠只要在沪，无论如何忙碌，每天必与杜月笙会面一次。近日却忽然了无消息，令他惴惴不安起来。于是，对身边人等一再的追问：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体？雨农兄说好近日回上海的，怎么断了消息？”
    众人料想终究是瞒不过，经过一番商量，大家推陆京士向杜月笙说出真相。
    飞机失事，戴笠遇难身亡！这个消息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把杜月笙震得脑子里一片空白，霎时呆若木鸡，定定地坐着不动，两眼直直地盯着某一个地方，眨都不眨一下。
    家人和身边的人见他这个样子，一时都吓坏了，又喊又摇，乱糟糟忙成一片。半晌后，杜月笙终于缓过一口气来，茫然四顾，紧接着号啕大哭，直哭得泪水滂沱，声音嘶哑，气喘不休。
    时年59岁的杜月笙，遭遇了他平生最为沉痛的打击。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一个胜过手足、胜过身边所有亲人的把兄弟，他的罹难，使杜月笙陷入前所未有的悲痛欲绝之中。
    哭过以后带来剧烈气喘与咳嗽，直喘得、咳得额上青筋直暴，面孔憋得青紫，汗泪交融，不断地流淌下来。家人一片惊慌，熏烟、灌药，一概不生作用。不停地气喘与剧咳，将杜月笙折磨得死去活来，沉重的悲哀，在心底造成的压力仿佛世界末日来临，精神整个垮掉。就此一场大病，瘫倒在床上……
    日日喘，夜夜咳，人整个瘦脱了原型。呼吸稍好些时，便又想起“雨农兄”，便又是痛哭流涕，锥心刺骨。对前来探病的朋友，杜月笙总是喋喋不休地念叨着“雨农兄”、“雨农兄”，总是控制不住地热泪横流，呜咽啜泣。
    “我与雨农兄不但是好友、拜把兄弟、并肩作战的伙伴，尤且是生平唯一知己……”
    我哭雨农兄，不但是为我个人失了平生知己，我也为国家民族在这种时候，失去了雨农兄而伤心难过！
    杜月笙这最后的一点担忧，也正是蒋介石为之痛惜的。尽管在戴笠生前，蒋介石见军统势力日益强大，千方百计予以打压抑制，但戴笠一死，他方才觉出戴笠的重要性，他不得不承认戴笠是个特工奇才，他能了解、揣摩、执行蒋介石的任何企图，使蒋介石面临的诸多不利防患于未然。他已成为与蒋默契之极的心腹，军统也成为蒋介石须臾不能离开的工具。
    但军统的接班人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与戴笠相比都大为逊色，工作处处被动，不仅不能开拓发展，连维持现状都颇困难。戴笠死后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展，各大中城市频繁的*，民主党派的活动，都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他认为，这是军统接班人不具备戴笠那样的素质所致。因而每逢遇到棘手的麻烦时，蒋介石总会想起戴笠，想起他处处秉承“旨意”、处理事情干净利落、思考周全不给蒋带来负面后果等种种长处。
    杜月笙于病中，吩咐手下人给戴笠的儿子送了上百万奠仪。
    病愈后，杜月笙又与吴国桢、钱大钧、潘公展、吴开先、杨虎、宣铁吾等人发起，于1946年5月26日在浦东同乡会大厦举行“戴笠将军追悼会”，杜月笙亲自主祭追悼会，并于会后发给所有到会者每人一枚戴笠遗像纪念章，一集纪念册。
    追悼会过后，杜月笙又请了一批和尚尼姑，在淡水庙为戴笠超度亡灵。
    戴笠灵柩在钟山灵谷寺后山安葬后，杜月笙又亲临墓地奠扫，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边哭边念叨：“雨农兄，一路走好……”
    戴笠的儿子戴藏宜高中毕业后在老家办了所小学，自任校长，杜月笙又以抚恤“遗孤”发起募捐，为戴藏宜募得一笔丰厚款项，心中总算聊以慰藉。
    五、威吓大亨，万墨林替罪
    戴笠罹难两个月后，蒋介石电令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这位抗战后担任上海市警察局长的新贵，如此快地把军警大权全部抓到手里，自然得益于他与蒋氏父子的特殊关系。
    早在1938年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在老家溪口闭门读书时，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宣铁吾，正在驻浙九十一军军长、浙江保安处长的任上。他经常抽空去看望蒋经国，陪蒋经国读书，畅谈天下大事。没想到，两人的观点竟然惊人地相近。有一天蒋经国对宣铁吾说：
    “国民党已经腐败堕落了，想要和共产党对抗根本不可能。目前贿赂公行，贪赃枉法层出不穷，像烂苹果一样，已从心里烂开来了。所以，要打击贪污分子，打击流氓黑社会，打击像戴笠那样的特务团体，方有起死回生之望。”
    这番话正中宣铁吾下怀，宣铁吾立刻表示赞同，两人当下握手相誓，坚表永世不渝。
    在打击帮会与特务的问题上，他们的观点与抗战结束前后蒋介石的观点不谋而合。抗战胜利再即，帮会与特务的“历史使命”似乎已经完成，尤其是戴笠的军统发展迅速，大有功高震主之势，蒋介石暗中成立由蒋经国、宣铁吾、胡宗南、唐纵、钱大钧组成的五人秘密小组，专门研究平衡、制约特务以及帮会势力的对策。其中，尤以蒋经国与宣铁吾最为积极。
    因此，当钱大钧推举蔡劲军出任上海警察局长时，蒋介石亲笔划掉蔡劲军的名字，改为宣铁吾。宣铁吾上任伊始，立即将矛头直指帮会。1945年10月，宣铁吾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
    “上海是贪官和流氓集中的地方，警察局将集中全力，予以整顿打击。凡青红帮中人物，本人一律不见，一律不用。”
    而宣铁吾得以迅速高升，一是敢于向帮会头子挑战，令蒋介石父子十分赏识；二是宣铁吾与“劫收”不沾边，宁愿住大楼房子，也决不住汉奸遗留的花园洋房，廉洁问题上无懈可击。
    杜月笙自然晓得这位新贵后台硬扎，告诫手下门徒避其锋芒，切勿授人以柄。但戴笠已逝，宣铁吾军警大权在握，岂会放过杜月笙？淞沪警备司令一上任，便再次向杜月笙挑战，矛头直至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
    万墨林在上海开着一爿米店——万昌米号，规模为全沪第一。抗战期间，在吴开先当上海社会局长的任内，万墨林当选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兼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当时由于百业凋敝，生活必需品诸如棉纱、布匹、白糖、香烟和肥皂等奇缺，物价暴涨，米价更是一路遥遥领先。
    上海有个滑稽戏演员名叫筱快乐，他针对万墨林是上海最大的“米老板”，给万墨林取了个外号“米蛀虫”，编了一套套的滑稽戏词，天天在剧场里和电台上指名道姓大骂米蛀虫，猛烈抨击万墨林。
    由于他编的这个节目关系到上海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吃饭，深受米价暴涨之苦的老百姓极为关注，一开演便大受欢迎，特别在电台播出后，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筱快乐一时名声大噪，滑稽戏盛况空前。尤其筱快乐的段子推陈出新，脍炙人口，老百姓争相模仿，大骂万墨林，米价暴涨之责全部压到了万墨林一人身上。
    杜月笙躺在十八层楼的病榻上，听着这铺天盖地的叫骂声，心里很不是滋味。几十年了哪个敢编排杜门中人？整个上海滩又有哪个不晓得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管家？一个滑稽演员敢拿杜月笙的管家说事，背后一准有硬扎的后台。杜月笙不敢轻举妄动，只好静观其变。
    那些日子，万墨林整日陪侍杜月笙，他晓得连“爷叔”都在韬光养晦，以免动辄得咎。他自家也只好忍气吞声，任凭外面骂翻了天，依旧一声不吭。
    但是万墨林在上海多年，特别是抗战八年中，也结交了一大帮好朋友。这帮人见区区一个滑稽戏演员，竟敢欺负到万墨林头上，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依他们往年的脾性打人杀人如同家常便饭，如今算是收敛了，先向筱快乐严重警告：
    “你敢再骂墨林哥，阿拉要请你吃生活！”
    孰料筱快乐骂“米蛀虫”骂出了名，越骂得欢票房价值越高，哪里把白相人的警告放在眼里。反而这“警告”为他补充了演出素材，使他的节目有了新内容。他把受到“吃生活警告”的消息在电台上一播，立即得的广大听众的同情和支持，使他的节目收听率再创新高。
    万墨林那帮朋友一看，敬酒不吃吃罚酒，立刻怒不可遏，当天晚上便纠集十几人冲进筱快乐的家里，逢人便打，逢东西便砸。幸好筱快乐本人不在家，否则怕是要出人命了。这一通洗劫之后，筱快乐的全部家私悉数被捣毁，他的妻子被打伤。
    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听到了这个消息，他晓得这下闯了穷祸，立刻打电话喊来万墨林。
    “你现在把这桩事体给我说清楚。”
    万墨林一看杜月笙的脸色，就晓得自家被误会了。
    “我纵的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背着爷叔做这种事体。”
    杜月笙定定地看着万墨林，心里也不相信万墨林会如此冲动。只好自家出面，带着大队人马前往筱快乐一家慰问，将筱快乐家的全部损失照价赔偿后，又命人将筱快乐的妻子和筱家其他受伤的人，无论伤势轻重全部送进医院，接受检查治疗。
    事到如今，这桩事体本该告一段落。再说米价上涨，主要原因还是大形势大背景所趋，把责任一概推到万墨林身上，万墨林心里自然不买账。
    但是事情既已发生，便不会毫无结果地了结，有人需要一个结果，需要一个震慑杜月笙，令杜月笙大塌其台的结果，这个人便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宣铁吾。
    宣铁吾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发出拘票，准备将万墨林捉进官里去。
    杜月笙闻讯，更是大为恼火，自打1915年在法租界同孚里建立门户，30多年以来，不论是巡捕房、还是警察局、司令部，向来都是杜公馆保别人出来，何曾有过杜公馆的人被抓？这次非但要抓，而抓的还是杜月笙的心腹管家，这让最顾及面子的杜月笙，如何塌得起这个台！
    杜月笙请蒋伯诚、钱新之等人出面调停，但宣铁吾一心要拿杜月笙开刀，谁的面子都不给。杜月笙又授意吴开先、陆京士在《立报》、《商报》上撰文称：
    “米价上涨乃*捣乱所致，并非任何人得以左右。”
    宣铁吾马上针锋相对，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
    “万墨林操纵粮食，哄抬米价一案，证据确凿，非任何人制造舆论可以蒙蔽。治乱世用重典，对万将进行军法审判。”
    杜月笙一看，硬顶不是办法，只会越弄越僵。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自家塌台了，倘若帮这位新贵把台型扎牢，或许还有救万墨林的希望。万般无奈，只好把万墨林喊来。
    “墨林，我晓得你是无辜的，姓宣的是冲着我来的，把你当了靶子。没办法，不如你自动投案，给他搭个面子，我再想办法通融。”
    “我听爷叔的。”万墨林见连在上海滩呼风唤雨几十年的“爷叔”都没法保他了，不免黯然神伤，苦笑着说，“爷叔让我去我就去，我回家收拾些随身携带物品，就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报到。”
    宣铁吾也不客气，见万墨林自首投案，立刻将他收监。
    万墨林进了监狱，上海米价照涨不误，筱快乐的滑稽演出失去了观众，因为他再破口大骂“米蛀虫”也不生作用了，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已经身陷囹圄，总不会在监狱里还能操纵米价吧？
    其实宣铁吾不过是想借机煞煞杜月笙的威风，打击一下屯积居奇。如今杜月笙乖乖地送他的管家投案，这个声名赫赫不可一世的大亨已经败倒在他的脚下，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加上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查无实据，没多久便又把万墨林放了。
    当令杜月笙不曾想到的是，宣铁吾出重拳打击杜月笙，打过之后却又脸色一变，称赞杜月笙劝万墨林“自动投案”是“奉公守法”，为民主、法治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为感激杜月笙对他本人的竭诚拥戴，特意将他本人的一帧放大照片，亲笔题款，盖了官章后赠送给杜月笙。
    杜月笙接到一帧放大照片后，真是哭笑不得。但他晓得宣铁吾在惺惺作态，只好装成很恭敬的样子把这帧照片配上镜框，悬挂在引人注目之处。
    这一场仗打下来，杜月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他已经明白了站在宣铁吾背后的蒋氏父子的意图，所以背后他与范绍增等朋友大发牢骚，声称：
    “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