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弹子球（80年，31岁）

身体筋疲力尽，致使莫可言喻的种种情感没有找到归宿便杳然消失。鼠舒了口气，放下空空如也的脑袋，半听不听地听着已混进涛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的话语。睡意姗姗而至。
11 
  星期四早上，双胞胎把我叫醒，比往常提早约15分钟。但我没有理会，用热水刮须，喝咖啡，看早报――报纸油墨真像要粘乎乎沾在手上――一直看遍边边角角。
  “求你件事。”双胞胎中的一个说。
  “星期天能借辆车来?”另一个说。
  “能吧。”我说，“不过要去哪里?”
  “水库。”
  “水库?”
  两人点头。
  “去水库干什么?”
  “葬礼。”
  “谁的?”
  “配电盘的啊。”
  “倒也是。”说罢，我继续看报。
  不巧，星期天一早就下毛毛细雨，下个不停。当然，我无由知晓什么天气适合配电盘的葬礼，双胞胎对雨也只字不提。我便也闷头不语。   星期六晚上我从合伙人手里借来天蓝色“大众”。他问是不是有了女人，我支吾一声。“大众”后排座到处是大约他儿子粘的奶油巧克力糖的遗痕，俨然枪战留下的血污。车内音响用的盒式音乐磁带没一盒像样的，单程跑上一半我们就不再听音乐了，只管默默驱车前进。一路上，雨有规律地一会大，一会小；一会小，一会大。催人打哈欠的雨。柏油路面上，唯有汽车高速交错时的“咻咻”声单调地响个不止。
  双胞胎一人坐在助手席，另一人怀抱购物袋里的配电盘和热水瓶坐在后排。两人神色肃然，正是葬礼表情。我效之仿之。甚至中途休息吃烤玉米时我们都绷着脸。只有玉米粒剥离玉米棒时的“嚓嚓”声扰乱寂静。我们把啃得一粒不剩的三支玉米棒留在身后，再度驱车疾驰。
  这一带狗多得不得了，简直如水族馆里的鲺鱼群，在雨中没头没脑地窜来窜去，弄得我必须一个劲儿按响喇叭。而它们则一副对雨对车兴味索然的神气。并且大部分都对喇叭声显出露骨的不耐烦，不过还是灵巧地躲开了。当然雨是躲不开的。狗们连屁股眼都淋得一场糊涂。看上去，有的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水獭，有的像冥思苦想的僧侣。
  双胞胎之一让我叼住烟，给我点上。并用小手心在我棉布裤的内侧上下抚摸几次。较之爱抚，更像确认什么。
   雨看样子要永远持续下去。10月的雨总是如此下法。非连续下到将一切都淋透不可。地面已经湿漉漉的了。树木、高速公路、农田、汽车、房屋、狗――大凡一切都吸足雨水，整个世界充满无可救药的阴冷。
  沿山路爬行一会，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来到水库跟前。由于下雨，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广阔的水面触目皆是下泻的雨丝。水库遭雨淋的光景比想象中的凄惨得多。我们在水库岸边停住车，坐在车中喝热水瓶里的咖啡，吃双胞胎买的小甜饼干。饼干分咖啡、奶油和果汁味儿三种。为了一视同仁，我三种都吃，且平均地吃。
  这段时间里，雨仍往水库不停地洒泻。雨下得很静很静，音量也就是把细细撕开的报纸屑撤在厚地毯上的那个程度。勒鲁什的电影中常下的雨。
  吃罢饼干，各自喝完两杯咖啡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拍打膝盖。谁都没开口。
  “好了，该做事了。”双脑胎中的一个说。
  另一个点头。
  我熄掉烟。
  我们没打伞，冗自朝尽头处探向水库一例的桥头走去。水库是人们为截断河流建造的。水面弯得不自然，样子就像要冲洗山腰似的。据水的色调，可以感觉出水深得令人怵然。雨在水面溅起细微的波纹。
  双胞胎之一从纸袋取出那个配电盘递给我。配电盘在雨中显得比平时饥寒交迫。
  “说一句祷词。”
  “祷词?”我一声惊叫。
  “葬礼嘛，要祈祷的。”
  “没想到。”我说，“现成的一句也没有。”
  “什么都行。”
  “无非形式。”
  我冒着从头顶淋到脚趾尖的雨，搜刮合适的词句。双胞胎神色不安地交替看着我和配电盘。
  “哲学的义务，”我搬出康德，“在于消除因误解产生的幻想……配电盘哟，在水库底安息吧!”
  “扔!”
  “扔?”
  “配电盘啊。”
  我猛劲儿向后抡起右臂，以45度角拼力扔出配电盘。配电盘在雨中划出动人的弧形，打在水面。波纹缓缓漂漾开来，荡到我们脚下。
  “好精彩的祷词。”
  “你想出来的?”
  “当然。”我说。
  三人淋成了落水狗，靠在一起久久注视水库。
  “多深?”一个问。
  “深得吓人。”我回答。
  “有鱼?”另一个问。
  “凡水必有鱼。”
  从远处看我们，我们肯定像一座造型不俗的纪念碑。
12
  那个星期四的早上，自人秋以来我第一次穿上了毛衣。普普通通的灰色“赛特兰”毛衣，腋下开了点线，但穿起来挺舒服。我比往常略为用心地刮了胡须，穿上厚些的布裤，又拉出高腰皮鞋登上。鞋看上去像蹲在脚前的一对狗崽。双胞胎满房间翻来翻去，找出我的香烟、打火机、钱夹和月票并递过来。
  在事务所桌前坐定，边喝女孩斟的咖啡边削六支铅笔。房间到处都是铅笔芯味儿和毛衣味儿。
  午休时在外面吃完饭，再次逗阿比尼西亚猫玩。从橱窗玻璃一厘米左右的缝隙伸出小指尖，两只猫马上扑过来咬我的指头。
  这天宠物商店的店员让我抱了猫。摸起来手感像在摸高档开司米羊毛衫。猫把凉津津的鼻尖触在我嘴唇上。
  “非常愿意和人亲近。”店员介绍说。
  我道过谢，把猫放回橱窗，买了盒派不上用场的猫食。店员整齐包好递给我。我夹起猫食包走出宠物店时，两只猫像注视一片残梦似的定定看我。
  回到事务所，女孩为我拍去毛衣上沾的猫毛。
  “逗猫玩来着。”我随口解释说。
  “腋窝开线了。”
  “知道，去年就那样。抢现金押运车时给后视镜刮的。”
  “脱下。”她并无兴致似的说道。
  我脱下毛衣，她在椅旁架起长腿，开始用黑线缝腋窝。这段时间里我折回桌前，削罢午后用的铅笔，投入工作。不管谁说什么，在工作方面我这人却是无可挑剔的。我的做法是：从良心上尽最大努力在规定时间内做好规定的工作。若在奥斯威辛①[①奥斯威辛：波兰语称AMschwitz，波兰南部工业城市。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大量关押残害犹太人的集中营]，我肯定大受赏识。问题是，我想，问题是适合我的场所无不落后于时代。我想这是奈何不得的。不必追溯到什么奥斯威辛和双座鱼雷攻击机。没有人再穿什么迷你裙，让・保罗和詹姆斯・迪思也不再听了。最后一次看穿连袜健美裤的女孩是什么时候来着?
  时针指在3点，女孩照例把热日本茶和三块糕点端到桌面。毛衣也灵巧地缝好了。
  “喂，跟你商量点事儿可好?”
  “请。”说着，我吃了块糕点。
  “11月旅行的事，”她说，“北海道怎么样?”
  “不坏。”我说。
  “那就定了。没有熊?”  ・
  “有没有呢，”我说，“该冬眠了吧。”
  她放心似的点下头：“对了，陪我吃次晚饭好么?附近有一家餐馆，虾蛮够味儿的。”
  “好好。”我应道。
  餐馆位于幽静的住宅街的正中，从事务所搭出租车只要5分钟。刚一落座，一身黑服的男侍应悄无声息地踩着椰树纤维地毯走过来，放下两块爬水板般大小的菜谱。我要了两瓶饭前啤酒。
  “这儿的虾特好吃，活着煮的。”
  我喝着啤酒“嗬”了一声。
  女孩用纤纤的手指摆弄脖子上挂的项链坠儿，摆弄了好一会。
  “有话想说，最好饭前说完。”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该如此说话。总是这样。
  她微微一笑。由于懒得把约四分之一厘米的微笑退回去，微笑便在嘴角逗留下来。店里空得很，连虾抖动胡须的声音都似乎听得到。
  “现在的工作，中意?”她问。
  “怎么说呢，对工作从没有这样考虑过。不满倒是没有。”
  “我也没有不满。”这么说着，她吸了口啤酒，“工资不错，你们两人又和蔼，休假也享受得到……”
  我沉默不语。已经许久没认真听人说话了。
  “可我才20岁啊，”她继续道，“不想就这样到此为止。”  ，
  上莱时间里，我们的谈话中断。
  “你是还年轻，”我说，“往下要恋爱，要结婚，人生一天一个花样。”
  “哪会有什么花样。”她用刀和叉灵巧地剥着虾壳，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没有人喜欢我的。我这辈子也就缝缝毛衣、做个破玩艺儿逮蟑螂罢了。”
  我唱叹一声，觉得陡然老了好几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