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演变史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满洲人南下，中国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块，梳成一根小辫儿，叫“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无从谈起。元朝和清朝两代被异族奴役的经历，使中国人性格中的自尊自信受到毁灭性打击。宋元之间，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又一次出现了显著劣化。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岳飞、杨家将、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民众的抗争风起云涌。在此之后，铁骨铮铮的中国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如果说春秋时的中国人像一张挺括的白纸，干净爽利的话，那么几千年来这张白纸经受了太多的揉搓，已经变得软沓沓脏兮兮，看不出当初面貌了。
  （三）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历代王朝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二千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3)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文盲皇帝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退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检，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下流。中国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散发出腐烂的霉味儿。政治家一个比一个多疑、阴毒、残忍，士大夫的骨头一天比一天软，文学艺术作品一篇比一篇气质委靡，缺乏创造力。普通老百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在极端穷困的物质环境中越来越富于忍耐。
  （四）
  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中国人富于忍耐力和麻木是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他们，反抗是没有用的。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中国人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蒙古人征服欧亚过程中遇到的最顽强的对手是中国人。满洲人入关之初颁布剃发令，无数南方城市奋起反抗。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中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异族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几千年的经验教训终于让中国人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社会中的任何一点都是几乎不可能的。就像一个屡次越狱屡次失败的犯人，除了安守狱规之外，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中国人表里不一，没有原则，是因为原则在很多时候是生存的障碍。由于统治者放弃一切地追求社会稳定，造成了不合理的制度得不到及时调整改革，社会制度越来越僵化越来越行不通。于是，在表面制度之下，出现了一种不能公开却行之有效的潜规则。那些坚守原则的人成了“道学家”、“傻子”，被社会竞争无情地淘汰，而那些把道德口号喊得山响，在实际行动中却完全遵守利益原则的人却轻易成功。所以中国人讲究中庸、圆融。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这个规矩畸形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吃得开。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4)
  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是因为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好面子的项羽和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他们早就不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至于中国人没有公德心，中国人脏乱差，这更容易在历史上找到解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作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中国人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他们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中国人残酷，缺乏同情心，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活环境过于残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国没有照顾残疾人的习惯，中国人对生活中的残酷现象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中国人乐于从虐待他人中得一点心理补偿。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在来到中国前，西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伏尔泰说，中国人“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应该置中国于所有民族之上”。凭借流传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由贤明的皇帝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人们彬彬有礼，道德高尚。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却看到了与书本记载反差极大的景象。他们看到的中国城市肮脏污秽，看到的中国人麻木呆滞。这些中国人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三十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