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演变史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或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人所公认的旗手鲁迅在1925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民族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他们的学生毛泽东最彻底地贯彻了他们的主张。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5)
  毛泽东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最决绝的斗士。与其说毛泽东一生的奋斗是为了推翻旧中国，建设新社会，不如说是为彻底改造中国国民性更为恰当。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
  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提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有大气量人”，“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一生都在努力做这样的“大气量人”。在四个伟大中，他只喜欢“伟大导师”这一称号。毛泽东一生根深蒂固的理念是思想意识决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设都应该从改造思想入手。他以摧枯拉朽般的宏大气魄掀起了一场摧毁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通过揭发批斗等手段，破四旧，立四新，进行文化大革命，力图彻底清除中国人头脑中盘踞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代之以崭新的共产主义情操，使中国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变而成为共产主义新人。
  然而，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心慰。梁启超临死时看到的中国，比他出生时更令人失望。鲁迅则是带着对改造国民性的灰心绝望去世。而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改造，在他死后被发现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空前发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有中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中国遇到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和民族性相关：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贪渎习惯、公德缺乏、内耗争斗、反应迟钝、精神麻木……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骄人，虽然中国的外表日新月异，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宣布完成“现代化”，然而许多中国人的头脑并不比1911年以前清醒多少。到现在，装了抽水马桶的中国公厕还是臭味冲天，出了国的中国人还是随地吐痰，被外国警察抓住罚款。一些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让人想起中世纪：
  据2002年8月31日《齐鲁晚报》消息，某县一包工头李某开着小货车将一老者撞成重伤。李某下车把老人扔进沟中，任其死去，而车上10名民工对此竟无动于衷。《生活日报》报道，9月2日，湖南浏阳一16岁少年在网吧被5少年乱刀砍死，在整个砍杀过程中，旁观的数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样投入，居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沈阳人并不恨这些贪官，他们认为拿钱办事的贪官比不办事的还是要好一些。“他们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还不算特别贪，在官员里尚属比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枪口”。
  当这样的消息经常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当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当年谈到的“看客心理”。现在的看客们，居然比鲁迅当年批评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观地评价当下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我们只能说比鲁迅当年是更加恶化了。所以，才有了报纸杂志上痛到绝望的批评，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看法。
  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过滤性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自我放弃、妄自菲薄经常出现在流行的话语中，不论是海内还是海外。
  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有这样的描写：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6)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在青海的龙羊峡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游黄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黄河仍然清澈见底，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黄河也有过少年一样的清纯。只不过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贫瘠，汇入的支流越多，终于混浊不堪，成了举世闻名的浊流。中华民族也如它的象征物黄河一样，漫长的历史使它憔悴，许多东西不再分明。
  韩国人曾截取了一脉上游黄河，注入鸭绿江。由于水短流直，地处偏僻，鸭绿江大部分水身保持着清澈碧绿，直到入海才有一点轻微污染。和韩国人接触久了，你会觉得，韩国人身上有着中国春秋时代人物的气质，他们简单、直爽、刚强、轻生重义，他们的本性没有受太多污染。
  （一）
  朝鲜历史的源头与中国纠缠难分。
  传说因为殷纣王昏庸无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气之下，远走朝鲜，建立国家。这是朝鲜半岛第一次出现国家。
  秦汉更迭时期，数万名燕人避战乱进入朝鲜。其中一个叫卫满的燕人头目赶走了箕子的后代，建立了卫氏朝鲜。
  汉朝征服朝鲜，把朝鲜变成了汉朝的四个郡。
  汉朝灭亡，三国争雄，朝鲜渐渐脱离中国，获得独立。不过，朝鲜与历代中原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辐射。唐朝时期，许多朝鲜读书人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在中国当官。宋元时期，朱熹理学在中国流行，朝鲜也把朱子学说作为本国人的道德准绳。明朝中国出现了大儒王阳明，朝鲜读书人也开始研究阳明学。朝鲜也因为自己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而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的第二个文明国家，自称为“小中华”。
  英祖至行王李礽的画像。朝鲜国王的衣冠样式和明朝皇帝极为相似，只是颜色不同。
  同质的社会、一样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朝鲜国王很好地学习了中国皇帝的统治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专制统治比中国还要严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无故不许外出，要出门百里就要开通行证。而朝鲜干脆给所有老百姓都挂上胸牌，上边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朝鲜一样实行科举制，一样表彰“节妇”、“烈女”，官员一样贪污腐化，读书人一样保守顽固。宫廷中充满了血腥和残忍，承平之日，大臣们也全神贯注于窝里斗，“东人”、“西人”、“老论”、“少论”掐得你死我活。韩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权威、官本位。在经济起飞前，韩国人的脏乱差比中国还甚。
  尹保云在《韩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这样描述古代朝鲜社会：
  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广大人民一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糊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同旧中国的广大人口一样，他们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老百姓习惯给官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也可以通融。官也习惯于吃喝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也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
  仅仅读这一段描写，你能分出它是中国还是韩国吗？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微妙的不同。
  （二）
  韩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刚一柔。
  中国国土广袤，气候变化很大，东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万种差别。千百年来，由于不断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平，随遇而安的统一性格。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7)
  朝鲜国土面积狭小，只相当于中国一省，地理环境比中国还要封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