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演变史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三）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厕所比较学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文化母国中国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日本的中国游客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日本，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边境对面的中国城镇大加羡慕。“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
  穿着麻质服装的传统家庭样式。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坏，竟想立刻转身回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原来，他受不了中国的先进与落后的朝鲜的巨大反差。“此妒心也”。他怕自己再继续前行，会更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天下之东尽头”，再往前，让他惊讶的东西会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庤”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庤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
  恐怕从来没有中国人用“精丽如画”这个词形容过“柴堆粪庤”。
  住在小镇上，他抓紧时间出门游览，结论是这个小镇“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比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
  这个敏锐观察者的结论是中国处处是完美，几乎每一点都比朝鲜优秀。在当代知识分子看来到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满清在他看来却是“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他认为朝鲜必须迅速全面地学习中国，才能改变落后面貌。
  113年后的1893年，中国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之中，在列强的凌辱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此时比起朝鲜，仍然领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
  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2)
  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男人的懒惰，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朝鲜还坚持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1961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比中国还要穷。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三百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享受惯了的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1446年朝鲜颁布的《训民正音》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仅仅二百年前，起码在东亚，中国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中国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脏、乱、差”，韩国人并不是一直比中国人干净，所谓“韩国人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在环境卫生方面是中国人的模范”也不过是经济起飞之后的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厕所或者粪堆与“根性”、“民族性”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截了当。
  从历史的角度对比一下中西厕所文化，会更让人大跌眼镜。
  读到“欧洲”这个字眼，我们就会想起古老的城堡，如茵的绿草，想起西方古典文学里描写的西欧宫廷里的大理石地面，镶金廊柱，枝型炷台，想起王子与公主们气势恢弘的盛大舞会。且慢，先让我们读一段1589年印刷的《不伦瑞克的宫廷规矩》：
  “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白天黑夜，饭前饭后，都不能在走廊里，居室内、楼梯上或者螺旋形的石阶上随便解手或乱丢污秽之物。”
  原来，西欧宫廷的金色大厅里，大理石地面上，一不小心，你有可能会看到一堆大便。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明朝中期出访欧洲，在国王的宫殿里发现随地便溺的痕迹，他会惊讶到什么程度：肯定会比今天进入中国旱厕的欧洲人更吃惊。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3)
  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一本《骑士风度的伦理学》中建议读者，“从一个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过时，应当装没有看见。向这个人打招呼是有悖礼貌的。”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厕所也领先了欧洲起码两千年。中国厕所落后于欧洲，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上推二百年研究“比较厕所学”，我们会得出一系列与现在完全相反的结论，也许会导致欧洲人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欧洲人的洒着香水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在他们通过工业化富了之后的事。在那之前，他们不但随地大便，而且还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
  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
  1774年，欧洲的《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中说：
  我们再也不能原谅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墙上或者家具上的人。
  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们的老祖宗再不争气，也绝对不会把痰吐到桌子上。
  穿着传统韩国服饰的一家三口
  （四）
  如此广征博引，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厕所臭得有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光荣。我想证明的是，中式厕所、随地吐痰、脏乱差，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规则”、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确性”，都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根性。
  事情其实一目了然。
  人穷志短。一个民族在困难的时候容易自卑。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在1916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韩国人在亡国于日本的时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后的根性，写出了一本《民族改造论》，呼吁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再造韩国。梁启超也在《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对韩国人的性格大加鞭鞑。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人还自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