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演变史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到了七十年代，经济起飞之后，韩国人就开始挖掘自己身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的国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样，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在臭骂自己的文化，到六十年代末日本经济崛起之后，一部分日本学者便开始吹嘘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强调，日本之所以经济成功，是因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与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韩国人如今痛斥中国球迷的不文明行为。实际上，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一个民族要发展，就要有长远眼光，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判断和基本自信。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这个筐里面装的心理定式，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这样，发展才有立脚点，看问题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话，病急乱投医，把溃疡当绝症治，恨不得换心换肾换肝换肺，把自己的一切都换掉，结果只能是丢失了自我，变成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民族性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有地理因素，气候因素，文化因素，还有制度因素。民族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在封建时代，韩国人的保守忍耐是出了名的，而在现代史上，韩国人争取民主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也是举世闻名。因此，民族性中我们可以分解出可以改变的部分，不可改变的部分，或者说需要改变的部分和不需要改变的部分。在可以改变的部分中，又有容易改变的部分和不容易改变的部分。比如韩国人的急性子可能就不好改变。
  中国人国民性中主要的负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某些“劣根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两千年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巨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并没有落后的专利，欧美也不是注定永远先进。谁能说，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不会再次领先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国独具的“优根性”呢？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4)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
  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实际上都是前现代化或者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中国根性而特有的“中国问题”。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中国人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就从小小的厕所来说，它反映的问题有如下几个：第一，中国物质上还不够富裕。第二，政府和普通民众还没有把解决这个问题列到比较重要的日程。第三，中国的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规划中还存在许多死角。第四，中国政治现代化有待提速，这从不少地方大建不切实际的豪华公厕作为形象工程上可见一斑。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只有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什么无药可治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自卑，更没有理由放弃。不过，如果不从制度方面去努力，而一味炼文化气功，是治不了大病的。
  （五）
  与“劣根性”相伴相生的一个词，是“中国特色”。其含义大致都是中国人与众不同，适用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或者暂时不适用于中国。
  九十年前，袁世凯就认为，皇帝制比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人。因为中国人的“特色”是“皇权思想”。
  据我研究，袁世凯产生这个奇怪的想法，是和厕所有关的。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写道：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个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
  “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制的木制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你想想，一个认为抽水马桶味不好而中式马桶味好的袁世凯，是不是长了一只“袁氏特色”的鼻子？他用这只鼻子嗅到的气味自然与众不同，也就难怪他最后判断错了政治风向，因为帝制而身败名裂了。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5)
  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独岛的光荣与钓鱼岛的痛(1)
  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周围国家认为是个巨大的威胁。中国的崛起过程屡受“中国危胁论”困扰。
  然而，天日昭昭，世界古代历史上找不出比中国更善良的大国，中国的善良已经可以被称为懦弱。从秦始皇时代起，中国人的对外关系史就是一部防御史，长城可以做证。历史上很多时候，中国需要用宝贵的粮食、丝绸甚至公主来换取和平。至于“黄祸”，那是游牧民族的光荣或者罪恶，中国不过是诸多被摧残者之一，把帐算到中国头上实在是本末倒置。在有记载以来的对外关系史中，中国一直奉行“厚往薄来”政策，朝贡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用本国人民的血汗劳动换取一个虚无的面子，它给中国带来心理上的愚蠢的满足，给另一方的却是巨大得惊人的利润。
  近现代史上，也找不出中国这样心慈手软顾全大局凡事忍让的模范国家。拼光了家底惨胜日本之后，大陆和台湾立刻争先恐后地向日本人表现“以德报怨”的慷慨大度。中印战争中印度军队一触即溃，四散奔逃，第二天却发现中国军队已经退回自己境内，并且把俘虏的军车擦得锃明瓦亮，完璧奉还。在南海诸岛争端、钓鱼岛争端中，别的国家纷纷出动军舰，果断地进行武力占领，中国却安于由“人大”发表几句严正声明。华人在印尼被屠杀，其惨无人道令全世界发指，唯有中国一声不吭。在本国人民忍饥挨饿的时候，中国的大米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别的国家，用来结交第三世界朋友。
  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种种做法大惑不解的时候，中国却在暗暗冷笑，冷笑这些国家的惊讶。也不怪它们，它们才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出过几个哲人！它们懂得什么叫“大智若愚”吗？它们懂什么“上善若水”吗？